“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热闹的新年，在爆竹声的伴随下来到人间，各种过年习俗让人意犹未尽。而大师们的过年习俗，则更让人如嚼橄榄，回味无穷。
老舍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对北京的过年习俗记忆犹新。在老舍印象中，照北京的老规矩，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始了。他在《北京的春节》中写到，孩子们准备过年，要买杂拌儿，买爆竹，买各种玩意儿——风筝、空竹、口琴等。孩子们欢喜，大人们也忙乱。他们必须预备过年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除夕家家赶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男女老少都穿起新衣，门外贴上了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了各色的年画，家家灯火通宵，鞭炮声日夜不绝。这分明就是一幅活脱脱的老北京年俗风情画卷。
梁实秋在《过年》一文中回忆道，早在民国前一两年，家中除岁方式已然做了“维新”。那时，梁实秋不再奉派出去挨门磕头拜年。他从此不再是“磕头虫儿”。过年不再做年菜，而向致美斋定做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只是除夕要守岁，不过十二点不能睡觉，这对于一个习于早睡的梁实秋是一种煎熬。梁家前庭后院挂满了灯笼，又是宫灯，又是纱灯，烛光辉煌，地上铺了芝麻秸儿，踩上去咯咯吱吱响，这一切当然有趣。“初一特别起得早，梳小辫儿，换新衣裳，大棉袄加上一件新蓝布罩袍、黑马褂、灰鼠绒绿鼻脸儿的靴子。见人就得请安，口说：‘新喜’。”
丰子恺的年俗详细周到，具有浓厚的江南意味。他在《过年》中写到，腊月二十三晚上送灶，之后就忙着打年糕。二十七夜过年，白天忙着烧祭品：猪头、全鸡、大鱼、大肉，都是装大盘子的，晚上供“六神牌”。除夕吃年夜饭的时候，把所有的碗筷都拿出来，预祝来年人丁兴旺。吃饭碗数，不可成单，必须成双。吃过年夜饭，还有一出滑稽戏呢。这叫“毛糙纸揩洼”。“洼”就是屁股。一个人拿一张糙纸，把另一个人的嘴揩一揩。意思是说：你这嘴巴是屁股，你过去一年中所说的不祥的话，都等于放屁。但是人都不愿意被揩，尽量逃避。
莫言笔下的年俗充满了神秘的气息。他在《过去的年》中写到，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母亲在家包饺子，父亲去给祖先上坟。家里的堂屋墙上，挂起家堂轴子，摆上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不可缺少的是要供上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据说是拦门棍，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去祭祀天地神灵。童年的莫言，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竿子紧紧地跟随着。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真正的开始过年了。
向来以冷峻示人的鲁迅，也曾写过一篇《过年》，充分肯定了过年及其习俗。鲁迅对人们过旧历年表现出的“格外的庆贺”“去年还热闹”“比新历年还起劲”，表示了他的赞赏。不仅如此，鲁迅还写过一篇《送灶日漫笔》，幽默地介绍了过年时的送灶习俗。鲁迅笔下，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还卖着一种糖，有柑子那么大小，那就是所谓胶牙饧了。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话。鲁迅还在日记中记载，有一年过年，他带着儿子，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他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不过，过年习俗虽好，可也有反其道而为之的人。国学大师梁漱溟的过年方式可谓特别。据说，他过年期间绝不为各种习俗而忙碌，更不看戏，甚至不许他的家人去看。这个长期在农村生活、体会过农民苦楚的大师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他选择的除岁方式，通常是奔波劳碌，其忧国之心堪为后世楷模。
林语堂曾说，春节有一种欧洲人所不能领会的撼动中国人心的力气。他曾做过统计，从除夕到正月十五，共有130多项民俗，例如贴窗花、踏青、采摘梅花灯，现在这些内容绝大部分都已经没有了。而今，过年的习俗是一种集体的心愿，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少了这些，年就很难像年了。
来源：《湖北政协》2015年第02期 艾兴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