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码字匠罗贯中的大历史观

假设一下，今天各大出版社、影视公司按着统一的标准给古代作家开版税和支付改编费，我以为中国两千多年来，最富有的作家非罗贯中莫属。我们可以说他是作品销量最广、社会影响最大的中国古代作家。

自朱元璋建立起明帝国并将蒙古人驱逐到漠北至今，600多年来，对中国民间社会的伦理纲常和中国人集体性格造成影响的小说——或者可以扩大为文艺作品，我以为没有超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这两部小说，都和一位至今生平不甚清晰的读书人罗贯中联系在一起。《三国演义》为罗贯中所著；《水浒传》的写作者有三种说法：施耐庵所著；罗贯中所著；施耐庵在作品未完成时去世，由他的弟子罗贯中整理、续写而成。现在的中国文学史多采用第三种说法。与《三国演义》（全名《三国志通俗演义》）及《水浒传》（全名《忠义水浒传》）获得的巨大影响相比，罗贯中以及他的老师施耐庵的身世不甚清楚，经过后世文学史家的多方考证，亦迷雾重重。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罗贯中名本，“贯中”是他的表字，他大约生活在1330年至1400年之间，即元至顺年间至明洪武年间，一生跨越元、明两朝。他的籍贯也颇多争议，主要有并州（山西太原）说、东原（山东东平）和杭州说，还有浙江慈溪说和江西庐陵说，我更倾向于山东东平说。罗贯中的父亲是一位丝绸商人，元代的东平临近大运河，大运河是江南财赋运送到大都北京的黄金水道。他出生在东平并在当地长大应无疑义。东平正处在京杭大运河起点杭州和终点大都的中间位置，商人靠这条黄金水道走南闯北做生意，甚是方便。他在成人后随父亲南下江浙做生意，机缘巧合拜浙江几位学问出众的大儒赵宝峰、施耐庵为师，继续学业。这样南北游走的经历对罗贯中了解社会底层，进而撰写后来的鸿篇巨制大有裨益。

一生经历乱世而写乱世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书题材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写乱世。前者着重写了乱世中精英即庙堂人物的生存法则，后者则写乱世中边缘人即江湖人物的生存法则。这几乎构成近700年来一个完整的中国社会。不仅仅是这两部书，罗贯中的其他作品，如通俗小说《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传》《三遂平妖传》和杂居《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写的都是乱世，要么是王朝鼎革之际的社会混乱状态，要么是民间武装造反引发的动乱。

罗贯中为什么喜欢写乱世而又善于写乱世？我想大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他没能出仕做官，又有一身才学，便有时间、有能力、有创作欲望著书，从而成为一位职业的通俗小说作家。元代乃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的朝代，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唐、宋那样通过科举遴选人才的制度，读书人在出仕的路不通畅时，自然会想其他的出路，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罗贯中这些元代大作家中，除马致远做过一段时间小官而生平清楚地传世，其他几位无缘做官，一生只是职业码字匠，由此造成在世时声名不显和作品在后世影响巨大的反差。做编剧或写畅销书是他们寄托情怀的方式，也是谋生的手段，他们不得不如此。二是罗贯中本人就生在乱世，目睹了乱世流离，有切身的体会和痛楚，因此其以历史事件为背景而写乱世，也可说出于一位伟大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作为乱世人写乱世，罗贯中的通俗小说和杂剧当然要以曲折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吸引人，这和官员写诗赋不求商业价值是大不一样的。但他这种符合商业规则的写作同样能表达出作者本人明确的大历史观。

以通俗小说为中国人写痛史

罗贯中的一生都处在乱世之中，他对中国周期性的大浩劫给民众带来的痛楚、对生产力和文明的巨大破坏有清晰的认识和切身的体察。他总结出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对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的精确概括。

蒙古人灭宋并建立起疆域十分辽阔的大帝国，但元帝国未能解决外来政权华夏化的瓶颈，安稳的日子不长，很快就陷入了大动乱。元末农民大起义即史称的“红巾起义”爆发于至正十一年，而在此之前，为大起义做思想、组织上准备的明教、弥勒教、白莲教早就在民间流行多年，至元四年（1338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义，起义农民5000余人，“背心皆书佛字”。到了至正初，小规模的起义、暴动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300余起。

罗贯中就是在这种大动乱的环境中长大，当1351年刘福通为首的红巾军在颍州举起义旗后，徐州的芝麻李、彭大、濠州的郭子兴等接连起事；长江流域的彭莹玉、徐寿辉等人也借用红巾军的名号起事。一时间全国各地出现隋末“十八路反王，三十六路烟尘”的景象。红巾起义几乎是汉末黄巾起义、隋末瓦岗寨起义的重复或翻版。

此时正值弱冠之年的罗贯中怎么可能置身度外？他一定在观察时局，在寻找机会。他的故乡山东东平及以南的运河两岸地区，正是起义军和官军交战的重点区域。这或许是罗贯中长期滞留在江南的重要原因。

兵燹所过，往往玉石俱焚，在战争中命运最惨的总是普通的老百姓。据葛剑雄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记载：西汉末年的大乱全国人口从6000万降到3500万；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引起的动乱全国人口再从6000万降到2300万；隋唐之际的大乱，总人口由6000万降到2500万；宋元之际的大乱，宋、金、西夏等组成的中国地区总人口1.45亿降到7500万。而罗贯中亲身经历的元明之际的大乱，全国人口从9000万降到7160万。曹操诗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一再出现。

我们今天读《三国演义》《隋唐志传》和《水浒传》，佩服罗贯中把乱世流离之人，悲欢离合之事，征伐杀戮之场面写的那样逼真、生动，原因无他，这一切罗贯中或目睹，或耳闻，这样的乱世就是罗贯中所生活的时代。

为后世塑造忠义人格

在乱世中，人的生命是非常脆弱的，一个人怎么活下去是最重要的问题。罗贯中通过他小说中的人物给出了答案：乱世中生存需要智慧和底线原则，底线原则就是“忠义”至上。诸葛亮是这二者的结合，自《三国演义》问世后，诸葛亮几乎成为中国社会“智慧”的化身，鲁迅甚至说其形象“近妖”；同时诸葛亮又是“忠义”原则的坚守者，自卧龙岗君臣际会后，他对刘备创建的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哪怕君王是昏庸如刘禅那样的人。《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则成了“义”的代名词，可以说是这部通俗小说造就了关羽的历史地位，直至为“武圣”，在民间享受“帝”的超规格待遇。

大乱之中人生存需要智慧容易理解，为什么罗贯中更强调“忠义”。我以为这是他对中国社会流变精确观察得出的结论。政权鼎革之际的动乱中，农耕社会相对静止的生态被强力打破，一个个人被抛到流离之中，已经没有了父母和家族的庇护，那么能庇护自己的只能是陌生人结成的团队。陌生人走到一起结成利益同盟，在那时候能约束团队的最重要的伦理和规则是“义”。“义”者，合宜也，大伙志同道合在一起，誓言甘苦共尝，“义”体现了某种契约原则，彼此有对应的权利和责任。所以《三国演义》第一回就写“桃园三结义”，三位胸怀大志而飘零在乱世中的底层男人，只有通过“义”结合在一起，才能首先保护自己，其次成就一番事业。如此也能理解关、张被害死后，刘备不惜倾一国之力为两位义弟报仇，他是在“履约”。

“正三纲、谨五常”维持政权合法性

严格地说，罗贯中那个时代并没有政权“合法性”这一现代概念，但庶几近之有“正统”“正朔”的概念。目睹黎民百姓饱受战争之苦的罗贯中，当然痛恨引发战争的暴君奸臣和各路拥兵自重的军阀。他希望建立清明的统治，这种统治要符合儒家的王道概念，施政者要行仁政，社会道德和政治伦理遵循“三纲五常”。社会失序、暴力为王的状态出现就是因为纲常失纪。

由此，罗贯中在他的通俗小说特别是《三国演义》中表达了“汉贼不两立”的政治哲学，谴责用霸道而非王道来取得政权。所以《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被塑造成一位一生行诈术、信奉“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奸邪小人，而非统一北方的大英雄。“拥刘贬曹”是罗贯中的历史观，这和陈寿的《三国志》正好相反。

清代大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言：

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也。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唯恐中原之争天下统也。

这是章氏对前辈史家同情之理解，西晋司马氏和北宋的赵氏都是采用与曹丕一样的方式（名义上的禅让）得天下，如果否定这种方式，那等于间接否定自己所在朝廷的合法性；东晋和南宋衣冠南渡后，中原沦于异族之手，必须强调偏安江南的政权代表着正统。

罗贯中所处的情形是和习凿齿、朱熹一样的，他对历史的解读也是相似的。显然他认为统治中国已近一百年的蒙元并不代表正统，只是靠武力威加中国，南方的红巾军（刘福通扶持的韩林儿就是以赵宋后裔的名义起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代表的是正统。我以为《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身上倾注着罗贯中的人生理想，作为一位读书人，罗贯中希望像孔明那样辅佐仁君、成就事业是十分正常的。诸葛亮作为山东琅琊人（罗贯中的同乡），有管仲、乐毅之才，却不去辅佐势力更强大的曹操，而是隐居在南方，等待当时势力最弱小的汉室中山王刘靖之后刘备的出现。显然，这也体现罗贯中的底线原则，贤臣必须辅佐明君，明君必须代表着道统，不能有奶便是娘。

有史料说罗贯中曾短暂地入割据江东一带的张士诚幕府，但没有更翔实的史料进一步显示他和张士诚的关系到底如何，但显然不可能像诸葛亮遇刘备那样如鱼得水，否则他不会又飘零而去，继续过着职业码字匠的生涯。张士诚倒是和刘备有些相似，对待百姓和臣下仁义，却非雄主，在与朱元璋争夺江山中落败；朱元璋先向韩林儿的龙凤王朝称臣，实力强大后取而代之，倒像曹氏对待汉室，司马氏对待曹魏。

现在不清楚罗贯中对最后的胜出者明太祖朱元璋是何种态度，但显然曾和张士诚有过短时间君臣关系的他，不可能在新王朝再有政治上的前途。他只得继续行走江湖，如其自号“湖海散人”那般，完成写作的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