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里，作品适合改编成电影的其实并不多，严歌苓是这少数作家中的一位。
严歌苓生在一个文学家庭。祖父严恩春是著名翻译家，《德伯家的苔丝》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就是出自他手；父亲萧马是著名作家和编剧，写过长篇小说，也写过剧本《巨澜》和《柳暗花明》等；萧马的第二任妻子是严歌苓的继母俞平，她是著名的电影演员，演过《小二黑结婚》《南征北战》《魂系蓝天》等，也出演过萧马任编剧的电影《巨澜》和严歌苓在22岁时任编剧的电影《心弦》。从这些合作可以看出，这一家人的关系相当融洽。
显然，父亲萧马对严歌苓的影响是很大的，例如写作故事性很强的小说，例如要有电影意识。严歌苓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曾说过：“我的第一个作品是童话诗，父亲就告诉我要先学会写大白话。后来《人寰》得了大奖，父亲说的确是写得很好，但太理性了，所以我又写了写实的《谁家有女初长成》。”严歌苓的写作纪律之一就是“多听爸爸的”，现在看来，听爸爸的没错。
出身文艺世家，并不能为成为作家和编剧提供保证，必须还要有丰盈的感受力、强大的叙事能力、强悍的素材挖掘能力和丰富的阅历。严歌苓具备所有这些特征，尤其是丰富的阅历，超过很多作家。国内很多作家，一旦展现才华，就会得到官方的扶持，进入文学院读书，进入省作协和中国作协，以及文联和各种文学杂志编辑部，成为专业作家。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可以让作家专心创作，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让他们和现实生活割裂开来，逐渐丧失发现现实痛点的能力。
严歌苓12岁就进入文工团，随后一直在部队工作，能接触到部队各个层面的人物，而且，部队游动的特征以及辐射性，让她得以和更深广的世界发生联系，体验各种形态的生活。20世纪90年代离开部队之后，她去了美国，成了外交官夫人，后来跟随丈夫驻守非洲。与此同时，她坚持写作，并且持续和影视界合作。在20世纪80年代，她的小说《避难》就曾被改编成电影，这是比较早的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电影作品。
严歌苓的作品为什么会受到影视界的欢迎呢？因为，她的作品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有画面感。她的每部作品都有一个鲜明的女性形象，以及特别的时代背景和意象。例如《白蛇》，写的是特殊时期的女性文艺工作者，女主角的形象摄人心魄，时代背景让主角的命运异常凄艳，又有“白蛇”作为隐喻和文眼，就让这个故事有了强大的辨识度。《扶桑》《小姨多鹤》等作品，也都具有这个特点。
这个特点与她是女性以及生活在一个和电影有关的家庭，长期关注电影，又长期和电影人合作有关。她的小说语言有电影语言的特质，是用镜头的方式去看人物和场景。电影也注重人物，故事都要围绕人物展开，而每一部出自严歌苓之手的小说都很有电影感，在读小说的时候，就能想象出相应的画面，少女小渔、小姨多鹤、扶桑、田苏菲，都是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
《芳华》集中了很多严歌苓常用的题材和元素—部队、文工团、南方、女性，而且女性通常有着鲜明的性格，处于社会的边缘，美丽但又被伤害着，两个主角何小萍和萧穗子，都是如此。
从严歌苓的写作和中国电影对她的期待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那就是在中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故事”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情感和生命体验的传达媒介。中国电影对故事的要求，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很多纯文学作品和网文IP欠缺的，恰恰是这种“故事感”。
但是，写故事容易吗？不容易，那需要写作者对故事有深刻的了解，而严歌苓显然是少数洞悉了故事本质的作家之一。这种对故事本质的了解，是天赋加上成长的时代影响，以及个人持之以恒努力的结果，而任何一种才华其实也都有赖于这三种因素，只要能够抓住其中一二，就能成为行业翘楚。
来源：《读者(原创版)》2018年第03期 韩松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