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1年1月4日。
北京798艺术区的时态空间画廊，鲜花盛开，烛光跳跃，与室外凛冽的寒冬相比，这里明艳而温暖。不大的空间里，涌进了将近一千人：铁凝、张海迪、刘索拉、余华、格非、濮存昕、顾长卫、蒋雯丽……他们在为共同挚爱的一个人庆生。
唯一不在现场的，是那个今天过生日的人——四天前，他已经永远离开这个残酷对他，却依旧为他所深深眷顾的世界。他是史铁生。
主持人张越说，我从没遇到过一个人，能像史铁生这样赢得这么多人的尊敬和爱戴。
史铁生的妻子希米说：“感谢朋友们前来参加史铁生60岁生日聚会。上周，大家提起这事，铁生很感慨，说自己真够本，活了60年了，比当年医生的判决多活了20年。过去，史铁生由于身体原因，总不能尽情聚会；现在他不累了，大家可以尽兴了。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带来一筐他的朋友史铁生生前最爱的樱桃。在铁凝心中，史铁生坐在轮椅上那么多年，却比很多能够站立的人更高；他那么多年不能够走太远的路，却比很多游走四方的人有更辽阔的心。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个作家，史铁生和他的文学创造，都是中国当代文学有着非凡创造的宝贵财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世界会更深刻地认识到他生命的魅力，认识到他的文字和精神的价值。
生日会的最高潮，出现在它即将结束的时候。从天津第一中心医院赶来的邓永林医生告诉大家，四天前接受了史铁生肝脏捐赠的受捐者已经能够下床走路，正是因为史铁生捐出的充满生命力的肝脏，这个年轻的父亲得以亲眼看见他刚出生的孩子。
此时，神圣天光穿过包豪斯建筑透明弯顶撒落，与泪光相映照。人们在心中默念：铁生永远与我们在一起。
二
陈希米是史铁生的读者，有轻微的小儿麻痹，1989年两个人结婚。史铁生因为脊髓瘤双腿残疾之后，变成了高位截瘫。朋友何东曾开玩笑地问过他俩：你们之间到底该算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每一次陈希米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一直都是恋爱关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恋爱关系，即使是亲近如何东，也是直到亲眼目睹史铁生临终的全过程才明白。史铁生发病之后，被紧急送到朝阳医院，正在美国的学医的朋友力主开颅手术治疗。手术的医学效果会有两个：一是和不手术一样，一是史铁生变成植物人。陈希米冷静地决定，不手术。给刘海若治过病的名医凌锋来了，决定紧急把史铁生运送到宣武医院，让他可以安静地走完最后一程。在宣武医院，妻子要按照史铁生的意愿完成一系列的捐赠手续。每次希米离开铁生去签字，在医学上已经无可抢救的铁生就会全身颤抖，而希米回来，像安慰孩子一样，说：“你别闹你别闹，我不是在这儿呢嘛？”他就会安静下来。当陈希米趴在史铁生身上签完所有捐赠手续之后，她平静地说：“人，没有得到爱情时，会感觉自己痛苦；但如果人遇到了真爱情，面对此时此刻，难道不比没有得到爱情更痛苦吗？”
回首生病期间，史铁生每周透析三次，开始是朋友用车送他，先把他抱上车，再收起轮椅，并不方便；后来他们决定自己行动。妻子陈希米要去上班，每次从家去朝阳医院透析，都是保姆陪史铁生一起。史铁生开着自己的电动轮椅，保姆骑自行车。陈希米下午下班，就去医院接他，三个人一起回家。史铁生开着电动轮椅，陈希米骑着电动自行车，保姆骑着自行车，风天、雨天、雪天、暴晒，都是如此。想到在北京的非机动车道上，来来往往奔波了好多年的三个人，三辆车，心里说不出来是种什么感觉。活着，如此素朴和真实；日常，根本毫无诗意可言。据说，要不是北京作协解决了他的住房和医疗费，这样的奔波后面会隐藏更多的辛酸和无奈。
科普一些有关透析的医学细节，一直以为透析只和尿有关，只和膀胧有关，没想到透析是要对全身血液进行体外过滤。既然是机器帮助人做这样的事儿，它做得就不如人体器官那么聪明。器官过滤的时候还顾及到营养成分，机器过滤只看颗粒大小的科学指标。因此，每次透析，人都会感觉到虚脱、头晕眼花，每次都是一番健康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过程。而史铁生这种频繁透析的病人，为了不反复扎针，胳膊上就一直带着针头。
追思会上，主持人张越几度硬咽。妻子陈希米却显得冷静和坦然。她说，讨论生死是他们的日常话题，史铁生曾说，我要在能够坦然死的时候死，在你能坦然接受我死的时候死。她说，她今天做到了。
陈希米发言完了，张越读了史铁生写给妻子的诗：“希米，希米/你这顺水漂来的孩子/你这随风传来的欣喜。/听那天地之极/大水浑然、灵行其上/你我就曾在那儿分离。……希米，希米/你来了黑夜才听懂期待/你来了白昼才看破樊篱。/听那光阴恒久/在也无终，行也无极/陌路之魂皆可以爱相期？”
三
史铁生不是先天残疾，相反，在清华附中念书时，他是文武双全的尖子。他喜欢物理，精通篮球、排球和无线电，最喜欢朗诵和80米跨栏。
按照这样的人生轨迹走下去，不出意外，他将来可能会成为物理学家或者电子工程师，可命运却偏偏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1972年，还在延安插队的知青史铁生经历了第一次绝望和哀恸。
这一年，因为在插队的陕北关家庄放牛时突遇暴雨和冰雹，一场高烧后，他的脊髓出了问题。由父亲扶着艰难地走进北京友谊医院。在医院里，史铁生对自己说，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要这样走出来。但结果是，他被朋友抬着出了医院——他的双腿彻底背叛了他，他成为一个下肢瘫痪的残疾青年。
命运并没有对史铁生放下重锤。八年之后，1980年，他又得了慢性肾损伤，医生说：你这一辈子，都得插着尿管，带着尿壶过活了。
生不如死。史铁生三次自杀，三次都被一个人拉了回来，那是母亲。
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没救了，母亲却还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史铁生对母亲说：“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母亲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
那时，史铁生“脾气坏到极点，经常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地坛公园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却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
母亲知道他心中苦闷，所以从来不拦着他去地坛，只是每次无言地帮他准备，帮助他上轮椅车，看着他摇车拐出小院。有一回他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事又返身回来，竟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他走时的姿势。
母亲丢下史铁生匆匆撒手西去的时候，才49岁。史铁生说，他一直不知道，母亲患有严重的肝病，经常整夜无眠。也许正是料到自己时日无多，母亲才又一次提出一起陪史铁生去一次北海，可每次都遭到儿子的拒绝。直到母亲死后，纷纭的往事才在史铁生眼前幻现得清晰，母亲的苦难与伟大，才在史铁生心中渗透得透彻。
他要让母亲感到骄傲，哪怕她已经去了天堂。
四
史铁生开始发奋写作。
那个时候，他住在前永康胡同一个大杂院里，他的小屋只有七平米，除了床和写字台，剩下的空间只够轮椅打个转。白天，史铁生摇着轮椅去街道工厂上班，日复一日在鸭蛋壳上画画，东倒西歪的小作坊里，除了八九个老太太，就是几个跟他一样有残疾的年轻人，一个月，挣几十块糊口的钱。
即便如此，史铁生没有一天放下手中笔。
终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发表了，史铁生声名鹊起。1985年，这部短篇小说，获得全国文学创作奖，来自全国各地数十家报纸、杂志和电视台的记者、编辑蜂拥而至，史铁生又怕、又愁、又烦。有人建议说，你白天找个朋友家里避一避吧，可是他坐着轮椅，哪儿都不方便，无奈之下，在冬天最寒冷的日子里，史铁生从头到脚，裹着厚厚的“全副武装”，去地坛公园“避难”。
除了几座殿堂和那座祭坛，因为坐着轮椅无法进去，地坛的每棵树下史铁生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平方米草地上都有过他车轮的印迹。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史铁生都在这园子里呆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
史铁生说：“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
1988年10月一个华灯初上的黄昏，史铁生陪《上海文学》杂志社编辑姚育明去地坛散步，他向客人介绍了自己与这座荒芜的故园的缘分。两年以后，姚育明接到了史铁生寄来的一叠手稿，那是15000字的随笔《我与地坛》，这篇散文震动了中国文坛，震动了读者的心。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与地坛》的影响，依旧经久不息，直到现在，依旧有人说：到北京，可以不去长城，不去十三陵，但一定要去看一看地坛。
史铁生的遗愿，就是把骨灰撒在地坛。
五
写作之于史铁生，或许的确具有改头换面的意义。文学从来就是苦闷者的事业，苦闷的层次有深有浅，因而与文学结缘的程度也就随之变化。最深的缘分，或许来自于无可违拗的命运把人推向无可选择的境地。史铁生不止一次地谈到，自己在双腿残疾之后到1983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奖之前的这段日子。命运的打击、精神的苦闷、生活的压力。那时候他整天到地坛去，默默追问生亦何欢，死亦何惧。是文学创作，让他觉得自己“用纸笔在报刊上撞开了一条路”。随着著名的《我与地坛》的发表，史铁生的路开始变得又具体又抽象：具体的是生计问题、医疗报销问题开始慢慢得到了关注和解决；抽象的是，他借助于文学找到了精神的出口，找到了与命运对话的途径。尤其是五十岁以后的他，文学变得只剩下了表达功能，核心的，除了哲学就是宗教。
史铁生非常欣赏尼采的一句话：“要爱命运”。命运是什么？他在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里头，借助人物之口说：“所谓命运，即无穷的可能性中你只能实现一种，无限的路途之中你只能展开一条……奇迹或魔术也非一条拯救之路。”然后，他又在散文《喜欢与爱》中进一步解释：“爱命运不等于喜欢命运，喜欢意味着欲占有，爱，则是愿付出。”这是无可转圜之后的无奈，还是通脱，我不知道。至少，跟二十几岁他刚刚患病的时候，整日追问“一切不幸的救赎之路究竟在哪里”相比，他成熟了，通达了。或许，有关人生和命运的一切，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而所有一切的意义和价值，都在于追索没有答案的答案的过程。
六
1998年，因为摧患尿毒症，史铁生开始了漫长的透析生活。
每周三次，每次四个半小时，两根塑胶管连接他的手臂和透析机，体内渗毒的血液从隆起的动脉流出，经由机器过滤掉其中的毒素，再由隆起的静脉回到体内，一周之内，史铁生全身的血液要这样过滤几十遍。透析加剧了他身体的磨难和困顿，也使他更深人地思考生存和死亡的问题。
史铁生说：“生病通常猝不及防，生病是被迫的抵抗。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其实端坐的日子是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的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在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以再加一个‘更’字。”
有一次，史铁生和上海作家陈村聊天，他们谈到了死亡。
史铁生说，死从来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陈村说，人是一点点死去的，先是这儿，再是那儿，一步一步终于完成。
“他说得很平静，我漫不经心地附和。我们都已经活得不那么在意死了。”史铁生事后自述道。
长篇随笔《病隙碎笔》是史铁生初患尿毒症之后写的；长篇回忆体小说《我的丁一之旅》是透析九年之后完成的。两部书都是重病给予他的思想的果实。
因为杰出的写作，史铁生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年度杰出成就奖。
颁奖的时刻，在现代文学馆，史铁生的轮椅被人抬起来，抬上舞台，推向舞台中心，会议厅响起前来出席颁奖仪式的作家们密集而持久的掌声。主持人马原宣读评委会的授奖辞：
“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七
2010年12月30日下午四点，史铁生下了透析机，回到家里已经六点了。他觉得头疼，妹妹以为是感冒，就稍微拖了一下，等到觉得不对，再往朝阳医院赶的时候，人已经不太行了。
2010年最后一天凌晨，史铁生脑溢血辞世，享年59岁。
旅居伦敦的诗人杨炼接到史铁生的死讯，发来唁词：我们这一代朋友的凋零，并非自史铁生始。人之生死，非自己能左右，况铁生享年近六十，似不该过于抱憾。但为什么噩耗还令我如此震撼悲幼？是什么使铁生之死，超出了一个人，却透出一种命运的、象征的意义？杨炼说，他后来很少有机会见到史铁生，但绝对能想象，他坐在那张轮椅上陷人沉思的样子。一个处境，比轮椅更逼仄，除了沉思别无出路。
《天涯》杂志前主编蒋子丹用“尊严的生”和“庄严的死”形容史铁生的辞世，“史铁生的苦难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因为他有一具残疾的身体，更因为他有一副健全过人的大脑。这么多年了，他在轮椅上年复一年地沉思默想，度过绝望而狂躁的青年时光，也成熟了他中年的深厚思想。史铁生洞悉了死，彻悟了生，更重要的是用文字回答了要怎么活的问题”。
作家张炜说：“网络时代繁衍出多少文字。纵横交织的声音震耳欲聋，却难以遮掩从北京一隅的轮椅上发出的低吟。……写作者的艰难和光荣，都体现在铁生这里了。面对他的生存、他的杰出创造，没有人再去呻吟和苦诉了。他走完了自己的一段路，像所有人一样。他一生留下的痕迹，却是深而又深。我相信他不仅用生命证明了自己，更重要的是证明了诗与思的含义和力量。”
史铁生说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写作对别人或许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但对史铁生却是生命的全部精神寄托。当大多数作家身陷名利权位、“著书皆为稻粱谋”的时候，史铁生却一个人面对着孤寂的内心世界孤军奋战，苦苦思索着生与死、残缺与爱情、苦难与信仰等一系列终极性的问题。正是因此，他的文章比别人多了一份厚实、多了一份沉重。
来源：《阅读》2021年第48期 读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