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早已成为中国人千百年来的一大传统节日，长期以来过年期间也形成了一些惯常性的活动，如“结账，祀神，祭祖，放鞭炮，打马将，拜年，‘恭喜发财’”种种，那么，作为“民族魂”的鲁迅对过年又持一种怎样的态度，在现实生活中他又是如何过年的？鲁迅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更加看重公元纪年，对鲁迅而言，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时间节点，最明显的就是每年阳历年底鲁迅都会统计一下本年度所购买的书籍，并抄写一份详细的书单，甚至计算出平均每月的购书花费。
一
在现代人理解中，过年往往跟回家、团聚之类的庆祝活动联系在一起，但在北京的十四年间，鲁迅过年从未回过绍兴老家，这固然与当时道路的阻隔、时间的限制等现实因素有关，但更重要的或许还是鲁迅对于故乡的复杂态度。早在前几年写给许寿裳的信中，鲁迅就不止一次表达过逃离故乡的愿望，“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杪为度”“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当较善乎？”1919年绍兴祖屋被迫卖掉之后，鲁迅对故乡更是了无牵挂：“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鲁迅与故乡日益紧张的关系在如下一段话中表现得更为露骨：“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叹！上自士大夫，下至台隶，居心卑险，不可施救，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郁达夫也回忆说：“鲁迅不但对于杭州没有好感，就是对他出生地的绍兴，也似乎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的怀恋。”但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时期鲁迅最初寄住绍兴会馆，身边的同事、同门、好友、学生，越籍者不在少数，平日交往者亦以越人(浙人)为多，乡音缭绕似乎多少也缓解了鲁迅的思乡之情。更为吊诡的是，当鲁迅开始新文学创作之后，却以文字的形式频频返乡，从《故乡》《祝福》到《在酒楼上》《孤独者》诸篇无不如斯，进而形成了他文学作品中著名的“返乡”模式，并且其中几篇就是在过年期间写下的，如小说《故乡》《祝福》等。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鲁迅选择以这样一种方式返乡，不能不说其中隐喻着某种情感的慰藉。
鲁迅过年不回绍兴，但这并不等于说鲁迅压根儿就不过年，换言之，鲁迅虽然在主观上并不看重这个传统节日，但翻阅其北京时期的日记，他也有过一些通常意义上关于“过年”的记载，也参加过一些常人过年期间经常举行的活动，如亲朋间的聚会饮酒。
在北京期间的不同时段、不同背景、不同心境下，鲁迅过年的方式也会随之发生些许变化。在我看来，北京时期鲁迅过年的方式起码经历了如下四个不同阶段，进言之也可说是四种不同心境，即1912-1917年为第一阶段；1918-1923年为第二阶段；1924年为一特殊阶段；1925-1926年为第四阶段。之所以这样划分，主要依据如下几点：1.独自过年与否；2.过年期间主要交往人群及其变化；3.过年期间的主要学术活动及其走向；4.由上述几点汇集而成的过年期间鲁迅的心境。
二
1912-1917年间，鲁迅独自一人寄住在绍兴会馆，过年期间最常见的活动就是或独自一人或与二三好友、同事一起“往小市”“游厂甸”“赴留黎厂”，如1912年除夕“午后同齐寿山往小市，因风无一地摊，遂归”。在北京的最初几年里，鲁迅几乎每年过年期间都会“往小市”“游厂甸”“赴留黎厂”，名之为游，其实也是在为学术研究收集资料，同时也是摆脱现实政治盯梢的一个办法。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客居异乡的文人而言，心境无疑是寂寞的，寂寞可以说是1912至1917年间鲁迅心境的一种总体色调。
在这一时期，除去“往小市”“游厂甸”“赴留黎厂”等半游艺性、半学术性的活动之外，过年期间，鲁迅也免不了要与亲友往还，这一阶段鲁迅往还的对象除了亲戚、师长及许寿裳兄弟等至交外，其余大部分都是旧友、同乡及同事。
三
在北京时期的第一阶段，鲁迅的人际交往相对狭窄且较为固定，以亲友、师长、同学、同事为主，直到1917年除夕，日记中出现了“夜刘半农来”的记载，某种意义上，象征着鲁迅的北京生涯由此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在作家鲁迅出场之前，作为学者的鲁迅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碑石拓片的收集整理、故书辑佚及小说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诸方面，由此奠定了鲁迅一生的学术方向，并“为他今后的创作活动暗中做了储备”：
他实际上是抓住这段精神压抑的时间，从不断积累的文化资源中建立某种可资参考的框架，在其中寄托他生存的意义。为他后来支持“五四”思想上的反传统和文学创作上的语言形式上的反旧习提供了极重要的来源。
但是，与学术研究的收获相对照的却是鲁迅心境方面的寂寞甚至无聊，这种心境在每年过年期间的日记中均有或明或隐的反映，实际上这也是鲁迅这一阶段的一种经常性心境，这种心境的形成除去政治环境的压抑、亲情的缺失之外，应该说跟他的“无事可做”以及由这种无事可做引发的内心的空虚和绝望是分不开的。
四
1918-1923年间的几个春节，应该说鲁迅过得还是相当满足的，这要从周氏兄弟之关系谈起。鲁迅与周作人，年龄仅相差四岁，生活、求学轨迹几乎相同，从南京到日本再到北京，二人几乎如影随形，加之二人兴趣乃至思想诸多相似，因此平日总能聊到一起。虽然自1909年鲁迅归国后，兄弟二人不在一处，但书信从未间断。1917年4月1日周作人抵京那天，二人更是“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周作人的日记记载更为明确：“至四时睡”，由此可见鲁迅、周作人兄弟感情之笃厚。周作人的到来，无疑大大缓解了独自寓居北京的鲁迅内心无人能聊的寂寞，不仅亲情有了寄托，过年期间，逛小市、游厂甸等活动也因此有了伴，作为“大哥”的鲁迅与作为“二弟”的周作人几乎形影不离，兄弟之情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过年期间二人还曾共同出面招待宾客。周作人的到来不仅使得鲁迅的亲情获得寄托，思想有了交流，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鲁迅的人际交往，此其一。其二，1918年周作人自《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起发表文章，后经钱玄同的几次劝驾，鲁迅终于写出《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此后周氏兄弟便成为《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甚至经常能够在同一期刊物上看到二人的文章。于是，在批判传统文化、倡导个性解放的五四思想启蒙中，鲁迅与周作人又成为互相欣赏的同一营垒中并肩作战的战友，这种关系无疑会反过来进一步深化二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其三，1918年鲁迅《狂人日记》等作品发表后，在思想文化界及青年学生中引起广泛关注，鲁迅的小说创作“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为《新青年》撰稿及与《新青年》同人之间的交往便顺理成章地成为鲁迅过年期间的主要活动之一，如1917年除夕“晚刘半农来”，这是刘半农第一次出现在鲁迅日记中，此后二人交往更趋频繁。1920年除夕，“夜得胡适之信”，在《新青年》诸位编辑中，鲁迅虽对胡适怀有戒心，但总的来看，彼此还是互相敬重的，二人不仅在“打孔家店”、研究古典小说方面多有交流，本年1月15日，鲁迅还就《尝试集》中诗作的去取问题致信胡适。1921年春节“上午寄新青年社说稿一篇”，即后来收入《呐喊》之《故乡》也。鲁迅起初虽然对《新青年》不抱什么信心，但在钱玄同的劝说下，最终还是加入了这一战斗的集体，并甘愿做一名听将领的小卒，尽管对陈独秀、胡适之的诸多主张并不完全认可，但他还是感受到了同一营垒的力量，所有这些不仅接续了他日本时期未及实现的梦想，更大大充实了当下的现实生活。在过年这一特殊时段，鲁迅跟《新青年》同人之间的密集交往，至少说明了鲁迅在某些方面对这一群体的认可甚至寄予了某种期许。
总之，周作人及其后全家的到来、与《新青年》同人的并肩战斗，加之整个“五四”激昂人心的大环境，使得鲁迅似乎从“待死堂”中走了出来，并从时代氛围与青年身上看到了渺茫的希望，因此鲁迅这几年春节过得还是较为愉快的，例如同样是记载饮酒，1919年除夕日记却写道“夜添菜饮酒”。鲁迅日记中关于饮酒的记载并不鲜见，但有关“添菜”的记录却较为罕见，对于菜的关注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鲁迅饮酒时的心情大致是轻松的甚至愉悦的，加之“放花爆”的节日氛围，应该说1919年的除夕鲁迅过得相当惬意。可惜这种沉浸在家庭的温情与时代的激昂双重喜悦中的节日氛围并未持续多时。
五
1923年7月间，鲁迅和周作人彻底闹翻了，以至于酿成鲁迅研究史上长期悬而未决的一桩迷案，即所谓的兄弟失和事件。关于事情的缘起，鲁迅与周作人均讳莫如深，不置一词。因此，应该说1924年是鲁迅在北京度过的最煎熬的一个春节。这种苦涩的心境从日记中简短的记录也可看出一二，如1923年除夕“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多”，1924年初二“夜失眠，尽酒一瓶”。由此可见鲁迅当时的内心是怎样得凄苦，而这种凄苦又不同于以往，根本无人能诉，也根本说不清楚，于是只能借酒浇愁。
1924年这个春节，鲁迅心境之所以落到如此境地，除去兄弟失和导致情感失去寄托之外，还有更为现实的一层，即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北洋政府经常发不出工资，鲁迅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为了缓解经济压力，鲁迅在1925年甚至去中学兼课，如黎明中学、大公中学等。
除去经济压力，还有一层因素也加剧了1924年春节鲁迅的心理负荷，那就是身心疲惫诱发的疾病。在亲情破裂、经济压力、过度劳累、疾病折磨等多重因素的压迫下，鲁迅身心尚未痊愈，还大量饮酒，这是一种怎样的心境？令人不难揣测。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1918年至1924年间，鲁迅虽然还在继续收集整理碑拓、造像、古籍等方面的研究资料，如1917年除夕“午后往留黎厂买《曹续生铭》《马廿四娘买地券》拓本各一枚，二元，又至富晋书庄买《殷文存》一册，七元。”《殷文存》系金石文字，两卷，一册，罗振玉辑。1921年除夕，“买《结一庐丛书》一部二十本六元，从季巿借《嵇中散集》一本，石印南星精舍本”。但无论是在碑拓搜集方面还是古籍辑佚方面，相对于1917年之前的比重已在逐年减少。1920年后，鲁迅到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因此鲁迅这一阶段的学术兴趣主要转移到小说资料的辑佚、整理与研究上，并在讲义基础上分别于1923年12月、1924年6月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册，从而奠定了“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的学术地位。但相对于学术研究而言，1918年后，鲁迅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新文学作品的创作上，过年期间亦复如是，这一方面反映出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的自觉，另一方面也预示着鲁迅学术活动的一种潜在变化，而这种转变在随后的两年里愈加明显。
六
在北京的最后两年，因介入女师大事件，加之紧随其后许广平的“闯入”，鲁迅逐渐挣脱了人生的第二次绝望，创作也走出了1923年的空白期，进入以《彷徨》和《野草》为代表的新的创作高峰。但过年对于鲁迅来说似乎依然无关紧要，只是，与往年过年期间频繁地逛小市、游厂甸及辑佚书籍、抄录古碑不同，这两年他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新文学的创作、外国作品的翻译及对青年作家的培养上。如1925年春节作了那篇意味深长的《风筝》。
1925、1926两年春节期间，随着文学家鲁迅的自觉，鲁迅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新文学创作与外国文学的翻译上，从过年期间的日记看，仅1925年1月23日(除夕)“往留黎厂买石印王荆公《百家唐诗选》一部八本”，(《百家唐诗选》应作《唐百家诗选》)其他未再出现关于碑拓、古籍方面的任何记载。不仅过年期间如此，翻阅鲁迅整理古籍年编，可知这两年鲁迅除了继续与他人讨论《中国小说史略》相关问题外，似乎已经远离了学术，这一时期鲁迅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就是1926年6月至8月编辑的《小说旧闻钞》，并于8月1日作了《〈小说旧闻钞〉序言》，之后就匆匆南下了。某种意义上，《小说旧闻钞》可以看作鲁迅为自己北京时期的学术研究画上了一个句号，作为学者的鲁迅逐渐被文学家鲁迅所替代。下面这则日记同样表现出这一趋势，“1926年2月15日(初三)上午董秋芳来，赠饼饵两合，赠以《出了象牙之塔》《雨天的书》各一册，《莽原》三期。”在日常人际交往中，鲁迅所赠之书已由此前的《会稽郡故书襍集》《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著作变成文学杂志及翻译作品。
七
综上所述，鲁迅在北京十四年间所度过的春节，虽也有过通常意义上与过年相关的活动，如走亲访友、聚会饮酒甚至祭祖放炮等，但并非主要活动。当然，鲁迅在北京期间虽不怎么过年，但是每年过年的心境还是迥然有别的。最初寓居绍兴会馆补树书屋时，鲁迅过的是“寂寞如古寺僧人”的生活，过年期间大都是在辑佚古书、抄录古碑中度过的，人际交往相对狭窄，除去许寿裳兄弟外，往来以旧交老友居多，加之背井离乡，因此感受最多的或许就是这种寂寞，直到多年后，在为《呐喊》写序时，当年的“寂寞”还在不经意间照进了这一本应亮色的文本。但在寂寞的同时，鲁迅也因“沉入于国民中”或“回到古代去”而麻痹着自己、充实着自己，这一时段也成为他学术活动的重要累积期。1917年周作人抵京，直至1923年二人失和，中间几年因为周作人及全家的到来，加之与《新青年》同人的交往、五四的时代氛围，鲁迅终于在钱玄同的劝驾下，重新燃起了年轻时候的梦，《狂人日记》的成功似乎让他再次看到了渺茫的希望，从此，他便把更多的精力从辑佚古书、抄录古碑的工作转移到新文学创作上来，展开了深入的“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作为作家的鲁迅在这一时期奠定并逐渐成型。应该说这一时期鲁迅的心境还是相当不错的，取寂寞而代之的是亲情的温馨以及时代的激昂，所有这些使得鲁迅不仅走出了寂寞的境地，而且似乎重新照亮了他日本时期的梦想。但苦涩接踵而至，几乎成为1924年春节乃至这一年的主色调，使得这个春节成为鲁迅北京时期最难熬的一个春节，不仅心情跌至谷底，创作毫无收获，而且大病一场，加之经济压力，春节期间鲁迅曾两次大量饮酒，其间的苦涩不难想象。但或许这就是鲁迅对于过往的一种告别，因为1924年后鲁迅逐渐走出了人生的第二次绝望，并重新开始了创作，这年的正月初三鲁迅写完了《祝福》。在北京的最后两年里，鲁迅似乎已经挣扎着走出了这种苦涩，与文学青年的交往似乎让他再度看到希望，加之与新月派诸人的论争、文学创作的繁忙以及许广平的闯入，这些无疑都大大缓解了鲁迅曾经的苦涩，因此，虽然照样忙碌，但是心境已经恢复了常态。学术方面，鲁迅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新文学创作与外国文学翻译上，虽然1926年南下后鲁迅也做过研究工作，甚至不止一次提及撰写《中国文学史》《中国字体变迁史》等学术著作的计划，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均未及面世。最后十年鲁迅贡献给现代中国的是杂文创作，随着文学家鲁迅最终生成的同时，学者鲁迅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无论是作为学者的鲁迅，还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其骨干无疑生成于北京时期。
原标题：鲁迅北京时期的人际交往、学术走向及心境变迁——以“过年”为中心的考察
来源：《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02期 孙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