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的张爱玲

1966年,我念过博士的印第安那大学比较文学系举办东西文学关系研讨会,系主任让我推荐一位资深中国学者参加。我写信约夏志清先生,结果他已经做了别的安排,不能分身,最后经他辗转介绍,请到了张爱玲。

研讨会开始前几分钟,其他人都到齐了,还不见张爱玲踪影。福伦兹先生(系主任)急了,问我怎么回事,我当然更急,进进出出地梭巡着。最后张爱玲姗姗而至,事实上并未迟到。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印象是她很高很瘦,走起路来不快不慢,很从容,有点儿像男人。

那天张爱玲主要是现身说法,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谈香港的电影业情况。她的英语带英国口音,幽默起来若无其事又妙语连珠,大家听得入神,有一次还哄堂大笑。

研讨会之后,我又和同系刘铭传去学校附设的旅馆,求见张爱玲。印象里老觉得她恃才傲物,但开了门知道我们的来意以后,她很客气地邀我们进房间坐了一会儿。这次匆匆拜会,成为我和她30年半师半友的交谊的开端。

我们30年的交往中,无论是见面或通信,她都很客气,像她那一代有教养的人,彬彬有礼。

她看出我对她因敬仰而紧张,仿佛特别温和,只怕我不舒服。

我跟她一起吃过几次饭,第一次是1966年在波士顿,印象很深刻,后来在陈世骧先生家,可能有两三次。有一次在伯克利我跟一个朋友看表演,也请她一起去,居然她答应了。

1969年夏天,我搬到洛杉矶。但是很怀念伯克利,路也不远,所以常常回那边去。碰到她方便,就会约我在别人下班以后去她办公室坐坐,她通常下午上班。

有一次要我晚上去她公寓。我知道这是殊荣,很紧张。谈话时我很当心,随时注意她会不会表示要结束,没有想到一直待到天快亮了。

我一方面战战兢兢,一方面倒怕冷场而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她很随和地听着,答应着。最可惜的是那时候不记日记,第二天也没有立即记下她谈话的详细内容。

印象最深的是,她拿出一个铜币要送给我,说是王莽时候的“布”。我受宠若惊,但是没有接受。那铜币有一边薄薄的,光光滑滑的,确是像一千多年被收藏者摸弄过的。

年轻时她很讲究衣着,甚至被讥为奇装异服。到我认识她的时候就很朴素了,没有任何特色。

吃的方面也很简单。喜欢甜点,饮食不够平衡,这可能影响她的健康。

至于住处,她始终力求方便简单,家具越少越好,只有一间小房间,房子不很老,浴室不破旧,附近有公车,有没家具都行,壁橱、街景、树木都不必要……

她对日常生活很像美国作家梭罗的态度:简化、再简化。我是个省吃俭用的人。这种地方确实受过她的感染。她宁愿买廉价而简单的家具,对于我后来不注重房内摆设的习惯有直接影响。到现在用旧信封的背面或者一面已经用过的纸的时候,也会想到她。

1973年,我申请南加州大学的终身教职,没想到被拒绝了,需要重新找工作。就在这时,我收到了张爱玲的来信,她信里写道:“你是在我极少数信任的朋友的Pantheon(意为万神殿)里的,10年20年都是一样,不过就是我看似不近人情的地方希望能谅解。”

当时我看到这句话惊喜交加,尤其刚刚意外地被学校解聘,十分错愕。她这几句话对我是极大的鼓舞,一辈子不会忘记。

1974年,因为工作变动,我们全家要搬家去印第安纳,我写信向张爱玲辞行。她来电话约我和荣华6月27日晚去她公寓一聚,我们按时到达,敲门却无反应,女管理员说看到她外出,叫我们在楼下交谊厅稍候。过了半小时多她回来了,原来把约定时间记成第二天。

那天晚上从8时谈到清晨3时多,这是我同她第二次彻夜长谈,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她之前在电话里嘱咐我,带上我们的家庭相簿。张爱玲极有兴味地听我们一页一页解说相簿照片。然后没想到的是,她也拿出了自己的老相簿,给我们看她祖父母、父母和她自己的照片。

那些照片中,有一些《对照记》(注:张爱玲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里没有收,但是她祖父母的我想该是都收了。

她从小就怕与人来往,我在《通信集》谈到过。在上海的时候她跟姑姑一起住,也有很多亲戚。到美国就不一样了。

她在加州大学工作的时候,陈世骧先生是她的上司。陈先生一生爱交朋友,晚年更是越来越怕独处,张爱玲同他之间似乎起初便尽可能避免来往,给他的信托我转交。

陈先生和夫人膝下无子而都好客,家里聚会很多,然而从小就怕应酬的张爱玲当然视为畏途。

有一次见面时,她告诉我不久前去陈府,陈先生指着在座的几个客人说大家就像个大家庭,她回说她最怕大家庭。

丈夫死了以后看起来孤孤单单的,她却正喜欢独自一个人生活。到了最后,不接电话,连通信也越来越少了。

这是她自己的选择,也有别的名人——例如,电影明星嘉宝——像她一样,宁愿离群索居。

她初到美国时,《秧歌》英文版刚刚出版,很受欢迎。她可以趁热打铁,在英文创作方面进一步求发展。

但是后来回头写她熟悉的故事和人物,美国人就不那么欣赏了,美国不但读者大众,连书评家也有偏见,而且追随时髦。

在美国教育界要找工作一般要有个博士学位。她的名气起初专靠《秧歌》英文版,不久就很少人知道了。专为作家所设的文艺营没有继续奖助她,各大学的写作班老师和驻校作家只找当红的。

她在加州大学被解雇,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才发现,她那时候银行里只有几万块钱存款,此外没有任何固定收入。

她一生几乎靠卖文为生,从来没有宽裕过。她对自己的财务安全念念不忘,竟至于每年不惜花很多时间亲自填报所得税。

张爱玲可以说全是为了写作而活着。她的小说不一定一写出就发表,所以多产期、低产期往往不很容易划分。在加州大学的时候显然因为工作而影响了创作。她去世后接连有好几部中英文长篇小说出版,都是生前不断修改或者重写过的。

《海上花》她从1967年开始英译,锲而不舍,到1980年9月27日来信说,终于“大致译完”,“至少要自己打一遍,但是因为失眠症,昼夜颠倒扳不过来,晚上打字怕邻居嫌吵,进行慢得急人”同样可以说“十年辛苦不寻常”了。

夏先生常说她的英文有儿点“怪”,意思可能是有点儿“硬”。张爱玲高中开始才认真学习英文,难免如此。她的英文是从书本里学的,带书卷气。

夏先生有他的道理,James K·Lyon在《善隐世的张爱玲与不知情的美国客》里夸赞她的英文,我也同意这个美国人的意见,觉得她的英文非常好。

她一生离不开看书。我几乎每天逛书店,看到合适的书就会寄给她。寄书的取舍标准首先是她可能用到的如《红楼梦》研究,其次是她的家世,她的文章里多次谈到祖父母,对他们可以说是不但恋念,而且崇拜。再就是她可能有兴趣浏览的书,往往选雅俗共赏的小说、传记,或报道文学。

她信中主动提到想看一本讲英国勋爵杀妻疑案的小说,但忘了名字,我向朋友打听了书名是叫《白色恶作剧》,但发现坊间很难买到,又特地向张北海(作家)借来寄给她。

从1955年10月来美,她因写作和工作而时常迁移。离开上海以后,她仿佛就没有归属感了。到处为家。1983年11月5日,她最后一次从好莱坞公寓给我写信,因为虫患要被迫搬走。

1984年1月22日,她来信说,“从圣诞节起,差不多一天换个汽车旅馆,一路扔衣服鞋袜箱子,搜购最便宜的补上……”

此信我1月28日收到,觉得事不宜迟,与夏志清先生通电话后决定托我在洛杉矶的知交林式同就近照顾她,当晚打电话给他,他是学建筑的,不知道张爱玲是谁,但立即满口答应。

1994年10月,是最后一次收到张爱玲的来信:“我这些时一直是各种不致命的老毛病不断加剧,一天忙到晚服侍自己,占掉全部时间,工作停顿已久,非常焦灼,不但没心思写信,只看报看电视,impersonal&relaxing,避免personal contact,所以连你的书都没看,只翻了翻,知道是写往事,就会心地微笑。”

1995年9月7日,我从台湾去香港,打电话给宋淇先生,邝文美女士说他们夫妇都在生病,不能同我会面,谈到张爱玲,他们也很久没有她的音讯。

8日下午,忽接荣华电话,说张先生被发现死在公寓床上。我立即再电邝女士,她也刚听到消息,极为悲痛……

来源:《北方人(悦读)》2019年第11期     庄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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