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念过博士的印第安那大学比较文学系举办东西文学关系研讨会，系主任让我推荐一位资深中国学者参加。我写信约夏志清先生，结果他已经做了别的安排，不能分身，最后经他辗转介绍，请到了张爱玲。
研讨会开始前几分钟，其他人都到齐了，还不见张爱玲踪影。福伦兹先生（系主任）急了，问我怎么回事，我当然更急，进进出出地梭巡着。最后张爱玲姗姗而至，事实上并未迟到。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印象是她很高很瘦，走起路来不快不慢，很从容，有点儿像男人。
那天张爱玲主要是现身说法，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谈香港的电影业情况。她的英语带英国口音，幽默起来若无其事又妙语连珠，大家听得入神，有一次还哄堂大笑。
研讨会之后，我又和同系刘铭传去学校附设的旅馆，求见张爱玲。印象里老觉得她恃才傲物，但开了门知道我们的来意以后，她很客气地邀我们进房间坐了一会儿。这次匆匆拜会，成为我和她30年半师半友的交谊的开端。
我们30年的交往中，无论是见面或通信，她都很客气，像她那一代有教养的人，彬彬有礼。
她看出我对她因敬仰而紧张，仿佛特别温和，只怕我不舒服。
我跟她一起吃过几次饭，第一次是1966年在波士顿，印象很深刻，后来在陈世骧先生家，可能有两三次。有一次在伯克利我跟一个朋友看表演，也请她一起去，居然她答应了。
1969年夏天，我搬到洛杉矶。但是很怀念伯克利，路也不远，所以常常回那边去。碰到她方便，就会约我在别人下班以后去她办公室坐坐，她通常下午上班。
有一次要我晚上去她公寓。我知道这是殊荣，很紧张。谈话时我很当心，随时注意她会不会表示要结束，没有想到一直待到天快亮了。
我一方面战战兢兢，一方面倒怕冷场而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她很随和地听着，答应着。最可惜的是那时候不记日记，第二天也没有立即记下她谈话的详细内容。
印象最深的是，她拿出一个铜币要送给我，说是王莽时候的“布”。我受宠若惊，但是没有接受。那铜币有一边薄薄的，光光滑滑的，确是像一千多年被收藏者摸弄过的。
年轻时她很讲究衣着，甚至被讥为奇装异服。到我认识她的时候就很朴素了，没有任何特色。
吃的方面也很简单。喜欢甜点，饮食不够平衡，这可能影响她的健康。
至于住处，她始终力求方便简单，家具越少越好，只有一间小房间，房子不很老，浴室不破旧，附近有公车，有没家具都行，壁橱、街景、树木都不必要……
她对日常生活很像美国作家梭罗的态度：简化、再简化。我是个省吃俭用的人。这种地方确实受过她的感染。她宁愿买廉价而简单的家具，对于我后来不注重房内摆设的习惯有直接影响。到现在用旧信封的背面或者一面已经用过的纸的时候，也会想到她。
1973年，我申请南加州大学的终身教职，没想到被拒绝了，需要重新找工作。就在这时，我收到了张爱玲的来信，她信里写道：“你是在我极少数信任的朋友的Pantheon（意为万神殿）里的，10年20年都是一样，不过就是我看似不近人情的地方希望能谅解。”
当时我看到这句话惊喜交加，尤其刚刚意外地被学校解聘，十分错愕。她这几句话对我是极大的鼓舞，一辈子不会忘记。
1974年，因为工作变动，我们全家要搬家去印第安纳，我写信向张爱玲辞行。她来电话约我和荣华6月27日晚去她公寓一聚，我们按时到达，敲门却无反应，女管理员说看到她外出，叫我们在楼下交谊厅稍候。过了半小时多她回来了，原来把约定时间记成第二天。
那天晚上从8时谈到清晨3时多，这是我同她第二次彻夜长谈，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她之前在电话里嘱咐我，带上我们的家庭相簿。张爱玲极有兴味地听我们一页一页解说相簿照片。然后没想到的是，她也拿出了自己的老相簿，给我们看她祖父母、父母和她自己的照片。
那些照片中，有一些《对照记》（注：张爱玲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里没有收，但是她祖父母的我想该是都收了。
她从小就怕与人来往，我在《通信集》谈到过。在上海的时候她跟姑姑一起住，也有很多亲戚。到美国就不一样了。
她在加州大学工作的时候，陈世骧先生是她的上司。陈先生一生爱交朋友，晚年更是越来越怕独处，张爱玲同他之间似乎起初便尽可能避免来往，给他的信托我转交。
陈先生和夫人膝下无子而都好客，家里聚会很多，然而从小就怕应酬的张爱玲当然视为畏途。
有一次见面时，她告诉我不久前去陈府，陈先生指着在座的几个客人说大家就像个大家庭，她回说她最怕大家庭。
丈夫死了以后看起来孤孤单单的，她却正喜欢独自一个人生活。到了最后，不接电话，连通信也越来越少了。
这是她自己的选择，也有别的名人——例如，电影明星嘉宝——像她一样，宁愿离群索居。
她初到美国时，《秧歌》英文版刚刚出版，很受欢迎。她可以趁热打铁，在英文创作方面进一步求发展。
但是后来回头写她熟悉的故事和人物，美国人就不那么欣赏了，美国不但读者大众，连书评家也有偏见，而且追随时髦。
在美国教育界要找工作一般要有个博士学位。她的名气起初专靠《秧歌》英文版，不久就很少人知道了。专为作家所设的文艺营没有继续奖助她，各大学的写作班老师和驻校作家只找当红的。
她在加州大学被解雇，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才发现，她那时候银行里只有几万块钱存款，此外没有任何固定收入。
她一生几乎靠卖文为生，从来没有宽裕过。她对自己的财务安全念念不忘，竟至于每年不惜花很多时间亲自填报所得税。
张爱玲可以说全是为了写作而活着。她的小说不一定一写出就发表，所以多产期、低产期往往不很容易划分。在加州大学的时候显然因为工作而影响了创作。她去世后接连有好几部中英文长篇小说出版，都是生前不断修改或者重写过的。
《海上花》她从1967年开始英译，锲而不舍，到1980年9月27日来信说，终于“大致译完”，“至少要自己打一遍，但是因为失眠症，昼夜颠倒扳不过来，晚上打字怕邻居嫌吵，进行慢得急人”同样可以说“十年辛苦不寻常”了。
夏先生常说她的英文有儿点“怪”，意思可能是有点儿“硬”。张爱玲高中开始才认真学习英文，难免如此。她的英文是从书本里学的，带书卷气。
夏先生有他的道理，James K·Lyon在《善隐世的张爱玲与不知情的美国客》里夸赞她的英文，我也同意这个美国人的意见，觉得她的英文非常好。
她一生离不开看书。我几乎每天逛书店，看到合适的书就会寄给她。寄书的取舍标准首先是她可能用到的如《红楼梦》研究，其次是她的家世，她的文章里多次谈到祖父母，对他们可以说是不但恋念，而且崇拜。再就是她可能有兴趣浏览的书，往往选雅俗共赏的小说、传记，或报道文学。
她信中主动提到想看一本讲英国勋爵杀妻疑案的小说，但忘了名字，我向朋友打听了书名是叫《白色恶作剧》，但发现坊间很难买到，又特地向张北海（作家）借来寄给她。
从1955年10月来美，她因写作和工作而时常迁移。离开上海以后，她仿佛就没有归属感了。到处为家。1983年11月5日，她最后一次从好莱坞公寓给我写信，因为虫患要被迫搬走。
1984年1月22日，她来信说，“从圣诞节起，差不多一天换个汽车旅馆，一路扔衣服鞋袜箱子，搜购最便宜的补上……”
此信我1月28日收到，觉得事不宜迟，与夏志清先生通电话后决定托我在洛杉矶的知交林式同就近照顾她，当晚打电话给他，他是学建筑的，不知道张爱玲是谁，但立即满口答应。
1994年10月，是最后一次收到张爱玲的来信：“我这些时一直是各种不致命的老毛病不断加剧，一天忙到晚服侍自己，占掉全部时间，工作停顿已久，非常焦灼，不但没心思写信，只看报看电视，impersonal&relaxing，避免personal contact，所以连你的书都没看，只翻了翻，知道是写往事，就会心地微笑。”
1995年9月7日，我从台湾去香港，打电话给宋淇先生，邝文美女士说他们夫妇都在生病，不能同我会面，谈到张爱玲，他们也很久没有她的音讯。
8日下午，忽接荣华电话，说张先生被发现死在公寓床上。我立即再电邝女士，她也刚听到消息，极为悲痛……
来源：《北方人(悦读)》2019年第11期 庄信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