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用火药只做了丹药和烟花?

《从丹药到枪炮》

(美)欧阳泰

译者:张孝铎

中信出版社 2019 年 3 月

你很可能听说过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拿来做丹药和烟花,而西方人却用来制造枪炮。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中国宋代开始大规模在军事上使用火药、火器,而众所周知,宋末元初,蒙古军队的攻城略地也采用了火炮。至元末明初,元朝政府军和各路起义军都动用了威力惊人的火器。在明末,无论是明政府援朝抗日的作战,还是明政府军和后金军队的对决,火炮、火枪在很大程度上都决定着重要战事的走向及结果。

那么,为什么到了19世纪30-40年代,清政府的军队却几乎不具备热兵器装备经验,作战协同水平还很低,在人数有限的英国远征舰队面前显得毫无还手能力呢?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默里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系主任欧阳泰所著的《从丹药到火炮》一书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欧阳泰在书中通过翔实的史料依据揭示指出,古代中国早于西方在军事上使用火药、火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宋代到明代初年的古代中国,战争间隔期并不长,朝廷必须要配备火器部队,才能避免在重大战争中失败。而到了土木堡之变以后的一个世纪,古代中国迎来了和平稳定的周期,这降低了军事创新的动力。尽管如此,当后金崛起,倭寇横行,古代日本的军阀流露出对朝鲜甚至中国的觊觎野心,欧洲殖民者踏足东亚后,中国明朝又开始顺应时势进行军事创新。欧阳泰指出,在明朝晚期,欧洲人长时期保持了远洋海战和要塞修建的优势,但中国和朝鲜都训练出了能够娴熟适应火器作战、马战和步战的精锐部队,至少不逊色于当时的西欧军队。

有意思的是,有别于其他史学家对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评价,《从丹药到枪炮》这本书将之称为“火药皇帝”,强调明太祖之所以能够打败元军以及其他义军,就因为火器的有效采用。尽管如此,欧阳泰也清楚地指出,无论是宋代、元代还是明代,中国本土的火器在军事中往往都只能起到辅助性作用,而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为在古代中国,都城、省城、要塞的城墙厚度往往超过10米,这是近代重炮也无法轻易摧毁的厚度,所以中国式古代火器的规模偏重于小型化,更多的是从宋军、明军克制草原骑兵的角度出发。

由此也很容易解释为何是西欧而非中国研发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大炮、巨炮?大炮、巨炮对于欧洲大陆上那种城墙仅限于2米左右的城市,具有摧枯拉朽式的破坏威力。特别是奥斯曼帝国以巨炮攻陷君士坦丁堡的战役,就改写了欧洲攻城的战术思想。这之后,由于欧洲科学技术的发展,火炮(包括船载火炮和陆军火炮)的改良发展不断加快,从而很好地适应了欧洲中世纪末期到近代不断展开的战争。

真正导致中国火器全面落后于西方的时间点,出现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清政府巩固其统治后,尤其是击败三藩、与进犯黑龙江的沙俄军队打成平手、收回台湾后,国内开始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和平景象。承平日久,这对于这期间的中国民众当然是好事,但正如许多汉学家和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因为长期和平,因而中国清政府无需进行军事技术改良,城防、海防水平也已经倒退到唐代甚至更早之前的水平。中流击水,不进则退,清政府的军事革新停止后,古代中国的军事防卫能力有了绝对性的降低,与之同时,欧洲还在大步向前的进步,这最终造成了鸦片战争及之后100年的国运屈辱。

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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