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家贫书少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一部影响深远的辞书——《康熙字典》编成了。同年，杭州府和仁县袁家诞生了这一代头一个男孩，只是男孩的父亲袁滨，此时尚在湖南衡阳县令高清府中做幕宾。袁家上下因为有后而大喜，给这人生百味个男婴取了“瑞官”做小名。
“瑞官”，便是日后著名的才子袁枚。
袁家即使祖辈显赫，但到了康熙年间也已没落，这样的家庭背景，注定了袁枚的童年不会过得太过优渥。
袁家的经济状况，让袁枚的母亲章太夫人颇为操劳，作为幕客与馆师的丈夫，收入不稳定，家里为了开饭，把能借的地方都借过了。直到袁枚晚年，在为母亲撰写《先妣章太孺人行状》时，对小时候和妹妹围着章太夫人讨要饭吃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即使后来生活优越了，袁枚在《秋夜杂诗并序》的第九首里，还是写出了“阿母鬻钗裾，市之得半饱”这样的辛酸之句，可见贫穷的记忆是如此沉重。
因为家里多是姊妹，难得的男丁，便很受老少长辈们溺爱。袁枚晚年在《随园老人遗嘱》中回忆，“我年八岁祖母犹抱卧怀中，沈姑母教之读书识字”。小袁枚初读佶屈聱牙的《盘庚》《大诰》，都是由沈姑母带读。
由于家贫书少，袁枚九岁前只知四书五经，不知诗为何物。直到偶然看到一部《古诗选》，才如获至宝，吟咏而摹仿之，竟无师自通。某年他曾随人游杭州吴山，口占五律一首，晚年仍记得“眼前两三级，足下万千家”一联，并感叹“童语终是真语”。
袁家虽家风和睦，但家中女性的婚姻多不幸。沈姑母守寡多年，二姐出嫁后，丈夫早亡，带着两个儿子回娘家，一生抚孤守节。与袁枚最亲密的三妹袁机，因为父亲要报答原东家的恩情而嫁入高氏家族，后差点被丈夫变卖。
可能正是对家中女性遭遇的同情，袁枚一生纳妾数人，但对嫡妻王氏一直颇为尊重。65岁那年的元宵，他还兴致勃勃地拉着王氏一起铲雪做茶水之用。
名声鹊起
雍正五年（1727年），袁枚不负众望，12岁就以童生的身份考中了秀才，亲朋好友纷纷祝贺。中秀才后，除了参加入泮礼，新秀才还有坐着轿子巡街的殊荣，只是12岁的袁枚并没感到有多么光荣，他留下这样的诗句：“记得垂髫泮水游，一时佳话遍杭州，青衿乍着心虽喜，红粉争看脸尚羞。”
三年后，15岁的袁枚岁考时以第二名考上了廪生，享受每个月朝廷派的6斗廪米津贴。
一次，时任浙江督学帅念祖到浙中视察学政，颇为欣赏袁枚所作的《秋水》赋，便当面表扬了他，顺带抽查其他生员。
帅念祖问“国马”“公马”的出典，只有袁枚能答上来：“出于《国语》，详见韦昭的注解。”帅又问：“此外，还有‘父马’的出处，你知道吗？”袁答：“出自《史记·平准书》。”帅再问：“你能对出对子吗？”袁说：“可以用‘母牛’作对，典出《易经·说卦传》。”帅非常满意，把袁录取在优等之列。
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袁枚奉父命到广西桂林探望叔父袁鸿，期望叔父能为他谋一个好职位。怎料叔父见到他，并不关心侄子路途艰辛与否，而是说“汝不该来”，可见袁鸿在广西处境窘迫。
袁鸿乃广西巡抚金鉷之幕客，袁枚因此得与金鉷相识。金氏见对方相貌不俗，欲试其才，便命其当场作《铜鼓赋》。袁枚提笔立就，文词瑰丽，才气横溢，金鉷大为赏识。此文后被金鉷收入《广西省志》，列为“艺文”首篇。此时，适逢清廷举行博学鸿词科考试，高官本可推荐多名考生，金鉷上疏却只荐袁枚一人，称：“臣朝夕观其为人，性情恬淡，举止安详。国家应运生才，必为大成之器。”当时海内征士两百余人，袁枚最为年少。虽最终未被录取，但“奇才”之声名已鹊起京师。
落选后的袁枚陷入了经济困难，经好友推荐，到嵇相国家当家庭教师，才勉强解决了温饱。空闲时，袁枚专攻科举的“四书文”，终于在乾隆三年（1738年）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举人。次年，又以第五名的优异成绩考中了二甲进士，成为翰林院庶吉士，可谓春风得意。
何为庶吉士？其实为明、清两朝时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由通过科举考试中进士的人当中选择有潜质者担任，培训期过后，成绩好的能留下来当编修、试讲等对文化程度要求高的文书类工作。即使培训后的考试成绩不理想，也能优先外放当地方官。
可袁枚的庶吉士却当得并不如意。因清代对庶吉士有学习满文的要求，比较重要的诏书都有满、汉两个版本。袁枚视满文为畏途，无论如何都学不好。三年任职期满，朝廷举办“散馆”考试，因为在满文科考试中被判下等，又拒绝了座师让他当言官的推荐，袁枚被外放出京，先后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县令。
接下来的七年知县生涯，对袁枚的人生影响至深。
断案好手
江宁府城郊，正在赶路的袁枚一行人，到了埠头附近的天印庵留宿。一路南下途中的所见所闻，让袁枚真正了解了民间疾苦，亦不免对接下来的县官生涯忐忑不安，他提笔写下《天印庵小住》二首，其二云：“古寺残灯恼客肠，玉堂回首梦犹长。潺潺不尽秋来雨，伴我黄昏是海棠。”
在任县令期间，袁枚勤勉理政，秉公执法，尽心民事。他几乎每天从早到晚坐在大堂上，接受官吏汇报，处理百姓的报案。还善于发动官吏深入民间走访，召集甲长、保长，访查当地行为不端的地痞无赖，记录在案。倘若某地发生案件，袁枚就参照记录进行质证，使得境内无良之辈大为收敛。
袁枚的祖父精于刑名之学，幼承庭训，袁枚主宰四县时，亦是断案的一把好手。他判案的事例，散见于清末民初的一些著作之中，如《蕉轩随录续录》《淡墨录》《虞初续志》等。据说，曾有一名李姓秀才，因喜欢听袁枚判案，竟从溧水一直跟到江浦，袁枚后来回忆此事，写成了《酬诸知己诗十三》。
清代著名词人蒋敦复在《随园轶事》中记载，袁枚从沭阳调任江宁知县时，沭阳乡民把他一直送到河堤上，有人把写满乡民姓名的“万人衣”披在他身上，还有人“卧辙攀辕”，挽留他别走。这让袁枚十分感动，他问乡民：“吾何德何能，而能令诸父老依依不舍如此？”乡民说：“别的不提，单就大小官司，你没有拖到十天之后才判决的；你在沭阳两年，很少有人因为打官司而受牵累。我们挽留你，就是为了这个。”
因为在任期间口碑不错，袁枚很得时任两江总督尹继善的欣赏，后者继而举荐他当高邮刺史，却被吏部驳回，理由是乾隆十年（1745年）江宁县的税收额没有完成。
这一年袁枚三十三岁，为官九年，依然停留在七品知县的位置上。而和他同榜的状元庄有恭，却从翰林院一路高升，在此前一年已经升为二品的侍郎，并且即将到袁枚所在的江苏省担任巡抚，这样的落差令袁枚无法接受。加上各种繁琐的官场俗务占据了大部分时间，让他没有时间读书，以至于“每过书肆，如渴骥见泉，身未往而心已赴”。久而久之，袁枚遂萌生了辞职退隐的想法，“三十休官人道早，五十出梦我嫌迟”。
而修订完成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江宁新志》，可以说是袁枚辞官的直接导火线。当时他把钱谦益、屈大均、钱澄之等人写入《江宁新志·乡贤传》，三年后，“伪孙嘉淦奏稿案”一起，皇帝下令严查全国书籍里的明朝人名，《江宁新志》连累袁枚的恩师尹继善也受到了斥责。这让袁枚的“退隐”之心愈加强烈。
为修园再入仕途
乾隆十二年（1747年），袁枚接手一个控告父亲棺材被和尚毁坏的案子，需要到小仓山麓去。他十分喜爱当地的山川秀色和人文氛围，并相中了该城内江宁织造隋赫德的“隋园”。这座风景绝佳，要价只需300两银的园子，让袁枚心动不已。
第二年冬天，袁枚借口奉养生病的母亲章氏，请了长假回家。正是钻了这个“空子”，他买下了这座庭院——按照《大清律例》，地方官不能在当地置产，所以袁枚若是以江宁知县的身份买园子，按规定是要被“杖六十”的。
按照袁枚的薪资来说，买园的钱出得起，但修园这样的大笔支出还是很困难的。幸好他的同年程晋芳出身扬州盐商家庭，与袁枚有着深厚的情谊。在程氏兄弟与大盐商江春的帮助下，袁枚开始投资盐业。经济方面的远见，是袁枚能成就随园的关键因素。
相传随园故址早先为明末文人吴应箕寓居金陵时的私家园墅“吴氏园”，后被曹雪芹的父亲购得并予改建。又因曹家获罪，该园被雍正朝廷没收，划拨给继任隋赫德所用。（但对于这段源起，袁枚的孙子袁祖志曾出来辟谣，说“吾祖谰言”。）园子本身精美异常，唯独风水不太吉利，隋赫德因贪污被下狱，园林也就荒废了。袁枚接手之际，已是倾颓乱墟，百花芜谢，呈现出一片荒败景象。
袁枚先将其易名为“随”，“随其自然，顺势叠理：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又花大力气来“装修”，“奇峰怪石，重价购来，绿竹万竿，亲手栽植……”日积月累，金石藏、环香处、小眠斋、峻山红雪、香雪海、群玉山头、绿晓阁、柳谷、牡丹岩、菡萏池、双湖、渡雀桥、澄碧泉等处迷人景致，几乎浓缩了历代名园的精华；一草一木，一石一水，问名构景，皆源于自身的深思熟虑。借来故乡杭州的苏堤、白堤、断桥，引进西洋欧式的五彩玻璃，“器用则檀梨文梓，雕漆鹄金；玩物则晋帖唐碑，商彝夏鼎；图书则青田黄冻，名手雕镌；端砚则蕉叶青花，兼多古款，为大江南北富贵人家所未有”。同时还有三十万卷藏书、一百余亩田园农场。
中途袁枚发现修园太费钱了，积蓄再加上盐业、田产的收支，都够不上烧钱的速度。幸好功名还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他再次踏上仕途，到陕甘一带出任地方官。与此同时，袁父也带着仆人，从杭州迁居到江宁随园。其时正值盛夏，袁滨已是76岁高龄，可能是不堪暑热，在路上不幸病故了。
袁枚到西安候差、接任仅三天，就收到晴天霹雳的噩耗，只好匆忙南归。守丧三年以后，在时任江南总督尹继善的帮助下，袁枚得以辞职终养。
随园的“生意经”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袁枚将父亲安葬在随园，又继续为随园“扩大经营”。今天大众的消遣，无非是好吃好玩，这个道理，袁大才子早已掌握，园子被他打造成了一个游玩与美食相结合的“娱乐项目”。
平常的私人宅子，通常是四面封闭，保持隐私的。不走寻常路的袁枚，不仅把窗改成玻璃窗、漏筐窗，还破天荒地推倒了围墙和围篱，类似现在的城市公园一样免费对外开放。每逢佳日，游人如织，袁枚任其往来，不加管制，更在门联上写道：“放鹤去寻山鸟客，任人来看四时花”。因为生意太火爆，以至于园内亭台楼阁的门槛每年都得换上一次。
袁枚把随园中的部分土地、树林、池塘、湖泊租给农民，让他们从事养殖和耕作。每日川流不息的游客总要吃饭，于是又顺带办起了餐饮业。农场产出的食材可直接供应园内的餐馆，“树上有果，地上有蔬，池中有鱼，鸡凫之豢养尤为得法。美酿之储藏，可称名贵。形形式式，比购诸市上而更佳。有不速之客，酒席可咄嗟立办”。
作为一个顶级吃货，袁枚对吃的要求非常高，为求得菜谱，不惜“为美味折腰”。当地有一名厨王小余，擅长化腐朽为神奇。袁枚和王小余在对待美食的态度上颇有默契，王小余讲求食材的质地，必须是天然的好食材才会购入，且必定要亲自挑选；每次做饭不会超过六七道菜，免得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但所做菜式又都独特精致。这些观点和行为都与袁枚的饮食理论不谋而合，两人可谓是惺惺相惜。袁枚负责广交游，搜集美食灵感，而王小余负责经过一番妙手烹调，将菜品完美呈桌。
后来王小余离世，袁枚还专门给他写了《厨者王小余传》。
袁枚不仅饱尝美食，甚至把对饮馔的认识上升到理论高度，根据收藏的食谱及多年来与大厨切磋的心得，总结出一部吃货大全——《随园食单》。这份食单中，记述了我国18世纪中叶（个别上溯到14世纪）的三百余种菜肴饭点，大至山珍海味，小至一粥一饭，无所不包。其中讲菜肴的做法，也讲关于烹饪的至理真经，比如如何上菜：盐者宜先，淡者宜后；浓者宜先，薄者宜后；无汤者宜先，有汤者宜后……比如如何配菜：清者配清，浓者配浓，柔者配柔，刚者配刚，方有和合之妙……可谓面面俱到。文风轻松平实，完全不似老儒生，倒颇有些市井小民道家常的味道，风头一时盖过了《山家清供》《饮膳正要》等同类专著。
《随园食单》
娱乐营销只是赚钱手段，袁枚不同凡响的点在于，他赋予随园以文化内涵。他出了一系列“随园”的书，园内的南轩则是专门收藏其著作刻板的地方，印好的书直接放在园子里卖，不少文人才子都以在此出书为荣。袁枚的《随园全集》开售，尽管价格高达五两银子，仍然被抢购一空。仅卖书一项，袁枚一年即可收入三四千两白银。声名远播后，各方人士争相请袁枚写应酬文章，他来者不拒，墓志碑记、寿序谀文，只要给足银子，绝对服务到家，又大赚了一笔。
因为生财有道，到袁枚去世时，已拥有“田产万金余，银二万”。
私家名园终不存
袁枚的父亲袁滨虽已过世，袁枚的母亲却是古代难得的高寿，一直活到儿子64岁时才过身。三年后，服完丧的袁枚，终于不再被“父母在，不远游”所束缚，开始游历名山大川。当时出游，交通不便，山高路远，他还是绝然远行，连远在两广的罗浮山、丹霞山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袁枚生命最后20年，大部分时间是在旅行中度过的。
袁枚出外旅行还有一个目的——到各大名山品茶。他先前对武夷茶的印象是“茶味浓苦，有如喝药”，因此向来不喜欢武夷茶。但在《随园食单》中《茶酒单》中，记录了他亲自到武夷山曼亭峰天游寺里品茶的过程，发觉武夷山茶绝对不辜负天下盛名，自己之前喝的肯定是假茶。
这期间，袁枚找人给自己算了一卦。相士胡文炳指出，袁枚63岁生儿子，76岁归天。等到63岁岁时，卦的前半部分果然灵验，这让袁枚深信不疑。故而76岁那一年，犯了河鱼之疾（指腹泻）的袁枚，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不停地写祭文和挽联，还让赵翼、钱大昕、洪亮吉等好友提前给自己开“追悼会”。
然而，相士这次却没说对。过了次年的大年初一，袁老爷子还活得好好的，声称要改名“更生”“延年”来庆祝。可能死里逃生的感觉，让袁枚更执着于尘世欲望的满足，生命最后的六年，他每次赴宴，都因为吃得太饱而肠胃不适。
嘉庆二年（1797年），82岁的袁枚患上痢疾。知道自己阳寿将尽，他留下绝笔诗《病剧作绝命词留别诸故人》《再作诗留别随园》后病逝，葬在小仓山北。
说来奇特，乾隆十七年（1752年）秋，因为袁滨死得突然，袁枚赶回随园时父亲已经入殓，来不及将其改葬回老家杭州。多年后，机缘巧合之下，袁枚发觉随园小仓山后山一片地适合墓葬。萱堂尚在，袁枚也不敢自己做主，便报告了章太夫人。章太夫人认可了以随园后山的空地作为家族墓地，从而一举解决了袁家的归葬问题。这让袁枚由生到死，都与他最心爱的随园在一起。
袁枚在临终前对儿子说，希望能保住随园三十年。
超出预期的是，这个园子在袁家人手中保留了两个三十年。
来源：《同舟共进》2021年第06期 吴紫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