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的随园人生

童年家贫书少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一部影响深远的辞书——《康熙字典》编成了。同年,杭州府和仁县袁家诞生了这一代头一个男孩,只是男孩的父亲袁滨,此时尚在湖南衡阳县令高清府中做幕宾。袁家上下因为有后而大喜,给这人生百味个男婴取了“瑞官”做小名。

“瑞官”,便是日后著名的才子袁枚。

袁家即使祖辈显赫,但到了康熙年间也已没落,这样的家庭背景,注定了袁枚的童年不会过得太过优渥。

袁家的经济状况,让袁枚的母亲章太夫人颇为操劳,作为幕客与馆师的丈夫,收入不稳定,家里为了开饭,把能借的地方都借过了。直到袁枚晚年,在为母亲撰写《先妣章太孺人行状》时,对小时候和妹妹围着章太夫人讨要饭吃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即使后来生活优越了,袁枚在《秋夜杂诗并序》的第九首里,还是写出了“阿母鬻钗裾,市之得半饱”这样的辛酸之句,可见贫穷的记忆是如此沉重。

因为家里多是姊妹,难得的男丁,便很受老少长辈们溺爱。袁枚晚年在《随园老人遗嘱》中回忆,“我年八岁祖母犹抱卧怀中,沈姑母教之读书识字”。小袁枚初读佶屈聱牙的《盘庚》《大诰》,都是由沈姑母带读。

由于家贫书少,袁枚九岁前只知四书五经,不知诗为何物。直到偶然看到一部《古诗选》,才如获至宝,吟咏而摹仿之,竟无师自通。某年他曾随人游杭州吴山,口占五律一首,晚年仍记得“眼前两三级,足下万千家”一联,并感叹“童语终是真语”。

袁家虽家风和睦,但家中女性的婚姻多不幸。沈姑母守寡多年,二姐出嫁后,丈夫早亡,带着两个儿子回娘家,一生抚孤守节。与袁枚最亲密的三妹袁机,因为父亲要报答原东家的恩情而嫁入高氏家族,后差点被丈夫变卖。

可能正是对家中女性遭遇的同情,袁枚一生纳妾数人,但对嫡妻王氏一直颇为尊重。65岁那年的元宵,他还兴致勃勃地拉着王氏一起铲雪做茶水之用。

名声鹊起

雍正五年(1727年),袁枚不负众望,12岁就以童生的身份考中了秀才,亲朋好友纷纷祝贺。中秀才后,除了参加入泮礼,新秀才还有坐着轿子巡街的殊荣,只是12岁的袁枚并没感到有多么光荣,他留下这样的诗句:“记得垂髫泮水游,一时佳话遍杭州,青衿乍着心虽喜,红粉争看脸尚羞。”

三年后,15岁的袁枚岁考时以第二名考上了廪生,享受每个月朝廷派的6斗廪米津贴。

一次,时任浙江督学帅念祖到浙中视察学政,颇为欣赏袁枚所作的《秋水》赋,便当面表扬了他,顺带抽查其他生员。

帅念祖问“国马”“公马”的出典,只有袁枚能答上来:“出于《国语》,详见韦昭的注解。”帅又问:“此外,还有‘父马’的出处,你知道吗?”袁答:“出自《史记·平准书》。”帅再问:“你能对出对子吗?”袁说:“可以用‘母牛’作对,典出《易经·说卦传》。”帅非常满意,把袁录取在优等之列。

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袁枚奉父命到广西桂林探望叔父袁鸿,期望叔父能为他谋一个好职位。怎料叔父见到他,并不关心侄子路途艰辛与否,而是说“汝不该来”,可见袁鸿在广西处境窘迫。

袁鸿乃广西巡抚金鉷之幕客,袁枚因此得与金鉷相识。金氏见对方相貌不俗,欲试其才,便命其当场作《铜鼓赋》。袁枚提笔立就,文词瑰丽,才气横溢,金鉷大为赏识。此文后被金鉷收入《广西省志》,列为“艺文”首篇。此时,适逢清廷举行博学鸿词科考试,高官本可推荐多名考生,金鉷上疏却只荐袁枚一人,称:“臣朝夕观其为人,性情恬淡,举止安详。国家应运生才,必为大成之器。”当时海内征士两百余人,袁枚最为年少。虽最终未被录取,但“奇才”之声名已鹊起京师。

落选后的袁枚陷入了经济困难,经好友推荐,到嵇相国家当家庭教师,才勉强解决了温饱。空闲时,袁枚专攻科举的“四书文”,终于在乾隆三年(1738年)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举人。次年,又以第五名的优异成绩考中了二甲进士,成为翰林院庶吉士,可谓春风得意。

何为庶吉士?其实为明、清两朝时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由通过科举考试中进士的人当中选择有潜质者担任,培训期过后,成绩好的能留下来当编修、试讲等对文化程度要求高的文书类工作。即使培训后的考试成绩不理想,也能优先外放当地方官。

可袁枚的庶吉士却当得并不如意。因清代对庶吉士有学习满文的要求,比较重要的诏书都有满、汉两个版本。袁枚视满文为畏途,无论如何都学不好。三年任职期满,朝廷举办“散馆”考试,因为在满文科考试中被判下等,又拒绝了座师让他当言官的推荐,袁枚被外放出京,先后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县令。

接下来的七年知县生涯,对袁枚的人生影响至深。

断案好手

江宁府城郊,正在赶路的袁枚一行人,到了埠头附近的天印庵留宿。一路南下途中的所见所闻,让袁枚真正了解了民间疾苦,亦不免对接下来的县官生涯忐忑不安,他提笔写下《天印庵小住》二首,其二云:“古寺残灯恼客肠,玉堂回首梦犹长。潺潺不尽秋来雨,伴我黄昏是海棠。”

在任县令期间,袁枚勤勉理政,秉公执法,尽心民事。他几乎每天从早到晚坐在大堂上,接受官吏汇报,处理百姓的报案。还善于发动官吏深入民间走访,召集甲长、保长,访查当地行为不端的地痞无赖,记录在案。倘若某地发生案件,袁枚就参照记录进行质证,使得境内无良之辈大为收敛。

袁枚的祖父精于刑名之学,幼承庭训,袁枚主宰四县时,亦是断案的一把好手。他判案的事例,散见于清末民初的一些著作之中,如《蕉轩随录续录》《淡墨录》《虞初续志》等。据说,曾有一名李姓秀才,因喜欢听袁枚判案,竟从溧水一直跟到江浦,袁枚后来回忆此事,写成了《酬诸知己诗十三》。

清代著名词人蒋敦复在《随园轶事》中记载,袁枚从沭阳调任江宁知县时,沭阳乡民把他一直送到河堤上,有人把写满乡民姓名的“万人衣”披在他身上,还有人“卧辙攀辕”,挽留他别走。这让袁枚十分感动,他问乡民:“吾何德何能,而能令诸父老依依不舍如此?”乡民说:“别的不提,单就大小官司,你没有拖到十天之后才判决的;你在沭阳两年,很少有人因为打官司而受牵累。我们挽留你,就是为了这个。”

因为在任期间口碑不错,袁枚很得时任两江总督尹继善的欣赏,后者继而举荐他当高邮刺史,却被吏部驳回,理由是乾隆十年(1745年)江宁县的税收额没有完成。

这一年袁枚三十三岁,为官九年,依然停留在七品知县的位置上。而和他同榜的状元庄有恭,却从翰林院一路高升,在此前一年已经升为二品的侍郎,并且即将到袁枚所在的江苏省担任巡抚,这样的落差令袁枚无法接受。加上各种繁琐的官场俗务占据了大部分时间,让他没有时间读书,以至于“每过书肆,如渴骥见泉,身未往而心已赴”。久而久之,袁枚遂萌生了辞职退隐的想法,“三十休官人道早,五十出梦我嫌迟”。

而修订完成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江宁新志》,可以说是袁枚辞官的直接导火线。当时他把钱谦益、屈大均、钱澄之等人写入《江宁新志·乡贤传》,三年后,“伪孙嘉淦奏稿案”一起,皇帝下令严查全国书籍里的明朝人名,《江宁新志》连累袁枚的恩师尹继善也受到了斥责。这让袁枚的“退隐”之心愈加强烈。

为修园再入仕途

乾隆十二年(1747年),袁枚接手一个控告父亲棺材被和尚毁坏的案子,需要到小仓山麓去。他十分喜爱当地的山川秀色和人文氛围,并相中了该城内江宁织造隋赫德的“隋园”。这座风景绝佳,要价只需300两银的园子,让袁枚心动不已。

第二年冬天,袁枚借口奉养生病的母亲章氏,请了长假回家。正是钻了这个“空子”,他买下了这座庭院——按照《大清律例》,地方官不能在当地置产,所以袁枚若是以江宁知县的身份买园子,按规定是要被“杖六十”的。

按照袁枚的薪资来说,买园的钱出得起,但修园这样的大笔支出还是很困难的。幸好他的同年程晋芳出身扬州盐商家庭,与袁枚有着深厚的情谊。在程氏兄弟与大盐商江春的帮助下,袁枚开始投资盐业。经济方面的远见,是袁枚能成就随园的关键因素。

相传随园故址早先为明末文人吴应箕寓居金陵时的私家园墅“吴氏园”,后被曹雪芹的父亲购得并予改建。又因曹家获罪,该园被雍正朝廷没收,划拨给继任隋赫德所用。(但对于这段源起,袁枚的孙子袁祖志曾出来辟谣,说“吾祖谰言”。)园子本身精美异常,唯独风水不太吉利,隋赫德因贪污被下狱,园林也就荒废了。袁枚接手之际,已是倾颓乱墟,百花芜谢,呈现出一片荒败景象。

袁枚先将其易名为“随”,“随其自然,顺势叠理: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又花大力气来“装修”,“奇峰怪石,重价购来,绿竹万竿,亲手栽植……”日积月累,金石藏、环香处、小眠斋、峻山红雪、香雪海、群玉山头、绿晓阁、柳谷、牡丹岩、菡萏池、双湖、渡雀桥、澄碧泉等处迷人景致,几乎浓缩了历代名园的精华;一草一木,一石一水,问名构景,皆源于自身的深思熟虑。借来故乡杭州的苏堤、白堤、断桥,引进西洋欧式的五彩玻璃,“器用则檀梨文梓,雕漆鹄金;玩物则晋帖唐碑,商彝夏鼎;图书则青田黄冻,名手雕镌;端砚则蕉叶青花,兼多古款,为大江南北富贵人家所未有”。同时还有三十万卷藏书、一百余亩田园农场。

中途袁枚发现修园太费钱了,积蓄再加上盐业、田产的收支,都够不上烧钱的速度。幸好功名还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他再次踏上仕途,到陕甘一带出任地方官。与此同时,袁父也带着仆人,从杭州迁居到江宁随园。其时正值盛夏,袁滨已是76岁高龄,可能是不堪暑热,在路上不幸病故了。

袁枚到西安候差、接任仅三天,就收到晴天霹雳的噩耗,只好匆忙南归。守丧三年以后,在时任江南总督尹继善的帮助下,袁枚得以辞职终养。

随园的“生意经”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袁枚将父亲安葬在随园,又继续为随园“扩大经营”。今天大众的消遣,无非是好吃好玩,这个道理,袁大才子早已掌握,园子被他打造成了一个游玩与美食相结合的“娱乐项目”。

平常的私人宅子,通常是四面封闭,保持隐私的。不走寻常路的袁枚,不仅把窗改成玻璃窗、漏筐窗,还破天荒地推倒了围墙和围篱,类似现在的城市公园一样免费对外开放。每逢佳日,游人如织,袁枚任其往来,不加管制,更在门联上写道:“放鹤去寻山鸟客,任人来看四时花”。因为生意太火爆,以至于园内亭台楼阁的门槛每年都得换上一次。

袁枚把随园中的部分土地、树林、池塘、湖泊租给农民,让他们从事养殖和耕作。每日川流不息的游客总要吃饭,于是又顺带办起了餐饮业。农场产出的食材可直接供应园内的餐馆,“树上有果,地上有蔬,池中有鱼,鸡凫之豢养尤为得法。美酿之储藏,可称名贵。形形式式,比购诸市上而更佳。有不速之客,酒席可咄嗟立办”。

作为一个顶级吃货,袁枚对吃的要求非常高,为求得菜谱,不惜“为美味折腰”。当地有一名厨王小余,擅长化腐朽为神奇。袁枚和王小余在对待美食的态度上颇有默契,王小余讲求食材的质地,必须是天然的好食材才会购入,且必定要亲自挑选;每次做饭不会超过六七道菜,免得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但所做菜式又都独特精致。这些观点和行为都与袁枚的饮食理论不谋而合,两人可谓是惺惺相惜。袁枚负责广交游,搜集美食灵感,而王小余负责经过一番妙手烹调,将菜品完美呈桌。

后来王小余离世,袁枚还专门给他写了《厨者王小余传》。

袁枚不仅饱尝美食,甚至把对饮馔的认识上升到理论高度,根据收藏的食谱及多年来与大厨切磋的心得,总结出一部吃货大全——《随园食单》。这份食单中,记述了我国18世纪中叶(个别上溯到14世纪)的三百余种菜肴饭点,大至山珍海味,小至一粥一饭,无所不包。其中讲菜肴的做法,也讲关于烹饪的至理真经,比如如何上菜:盐者宜先,淡者宜后;浓者宜先,薄者宜后;无汤者宜先,有汤者宜后……比如如何配菜:清者配清,浓者配浓,柔者配柔,刚者配刚,方有和合之妙……可谓面面俱到。文风轻松平实,完全不似老儒生,倒颇有些市井小民道家常的味道,风头一时盖过了《山家清供》《饮膳正要》等同类专著。

《随园食单》

娱乐营销只是赚钱手段,袁枚不同凡响的点在于,他赋予随园以文化内涵。他出了一系列“随园”的书,园内的南轩则是专门收藏其著作刻板的地方,印好的书直接放在园子里卖,不少文人才子都以在此出书为荣。袁枚的《随园全集》开售,尽管价格高达五两银子,仍然被抢购一空。仅卖书一项,袁枚一年即可收入三四千两白银。声名远播后,各方人士争相请袁枚写应酬文章,他来者不拒,墓志碑记、寿序谀文,只要给足银子,绝对服务到家,又大赚了一笔。

因为生财有道,到袁枚去世时,已拥有“田产万金余,银二万”。

私家名园终不存

袁枚的父亲袁滨虽已过世,袁枚的母亲却是古代难得的高寿,一直活到儿子64岁时才过身。三年后,服完丧的袁枚,终于不再被“父母在,不远游”所束缚,开始游历名山大川。当时出游,交通不便,山高路远,他还是绝然远行,连远在两广的罗浮山、丹霞山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袁枚生命最后20年,大部分时间是在旅行中度过的。

袁枚出外旅行还有一个目的——到各大名山品茶。他先前对武夷茶的印象是“茶味浓苦,有如喝药”,因此向来不喜欢武夷茶。但在《随园食单》中《茶酒单》中,记录了他亲自到武夷山曼亭峰天游寺里品茶的过程,发觉武夷山茶绝对不辜负天下盛名,自己之前喝的肯定是假茶。

这期间,袁枚找人给自己算了一卦。相士胡文炳指出,袁枚63岁生儿子,76岁归天。等到63岁岁时,卦的前半部分果然灵验,这让袁枚深信不疑。故而76岁那一年,犯了河鱼之疾(指腹泻)的袁枚,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不停地写祭文和挽联,还让赵翼、钱大昕、洪亮吉等好友提前给自己开“追悼会”。

然而,相士这次却没说对。过了次年的大年初一,袁老爷子还活得好好的,声称要改名“更生”“延年”来庆祝。可能死里逃生的感觉,让袁枚更执着于尘世欲望的满足,生命最后的六年,他每次赴宴,都因为吃得太饱而肠胃不适。

嘉庆二年(1797年),82岁的袁枚患上痢疾。知道自己阳寿将尽,他留下绝笔诗《病剧作绝命词留别诸故人》《再作诗留别随园》后病逝,葬在小仓山北。

说来奇特,乾隆十七年(1752年)秋,因为袁滨死得突然,袁枚赶回随园时父亲已经入殓,来不及将其改葬回老家杭州。多年后,机缘巧合之下,袁枚发觉随园小仓山后山一片地适合墓葬。萱堂尚在,袁枚也不敢自己做主,便报告了章太夫人。章太夫人认可了以随园后山的空地作为家族墓地,从而一举解决了袁家的归葬问题。这让袁枚由生到死,都与他最心爱的随园在一起。

袁枚在临终前对儿子说,希望能保住随园三十年。

超出预期的是,这个园子在袁家人手中保留了两个三十年。

来源:《同舟共进》2021年第06期     吴紫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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