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代开元通宝开创“宝钱制”之后，直到明代，钱文中常用的，既有“通宝“也有“元宝”，然而从朱元璋铸“大中通宝”钱开始，“元宝”两字就从钱文中消失了。直至清末，方孔圆钱归于清一色的“通宝”钱制。
这一现象很早就引起钱币学家的注意，并且揣测其原因。现在通行的解释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名字中有一个“元”字，为了避讳，所以不用“元宝”。然而这是个误会。
因避朱元璋名讳不用“元宝”的误会，似始于清代钱币学家刘喜海。他的《嘉荫籍论泉绝句》卷下，有诗曰：“洪武以前铸大中，天将明命慰宸衷。铸文累代无元宝，太祖当年庙讳同。”在自注文中，他说“明太祖讳元璋，故明代铸泉自洪武后无作元宝者。”他的说法在清末即被人怀疑，叶德辉《古钱杂咏》中在引了上述文字后反驳说：“大中通宝铸于未有明以前，似无避讳之理。且明屡朝实录，皆有‘元年’云云，亦不避‘元’字，即其明证也。”
可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中又重提此说：“明代钱文不称元宝，因为朱元璋的名字中有元字，要避讳，所以自大中钱到永历钱，不论大小，都称通宝。”此后以讹传讹，这一说法便广泛流传开来。
其实，读一读陈垣先生的《史讳举例》，就可以知道，朱元璋的名字中，规定只避“璋”而不须避“元”；而且就是“璋”字，据明代万历年间沈德符所著《野获编补遗》所说，也是“当时即不避”。明代的避讳制度严格起来，是万历以后的事情。陈垣先生明确地说，明初“避讳之法亦甚疏”，“终明之世，太祖名字，并未尝避”。
“元宝”之不用，实则另有原因。《史讳举例》在《恶意避讳例》中引《野获编补遗》为例说：“明初贸易文契，如吴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盖民间追恨元人，不欲捐其国号也……此与唐肃宗之恶安禄山、南宋人之恶金人，同一心理。”
明万历间李诩所著《戒庵老人漫笔》卷一中有“明初讳用元字”一条，也说：“余家先世分关中，写吴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想国初恶胜国之号而避之，故民间相习如此。”
此外还有一个反证。明成化、弘治年间人陆容《菽园杂记》卷三中说，“国初，江岸善崩，土人谓有水兽曰猪婆龙者搜抉，其下而然。适朝廷访求其故，人以猪与国姓同音，讳之，乃嫁祸于鼋。上以‘鼋’与‘元’同音，益恶之，于是下令捕鼋。大江中之鼋无大小，索捕殆尽。”老百姓想到了“猪”与“朱”同音，却没有想到“鼋”与朱元璋的“元”同音；朱元璋也一样，只想到“鼋”与前朝的“元”同音，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名字上，可见明初对于“元”字的避讳与朱元璋的名字无关。抄了这样许多古书，实在因为《中国货币史》至今仍是最权威的货币史文本。
除了上述思想文化方面的因素，笔者以为，应该还有一个经济方面的重要因素，就是“元宝”作为银锭的专名，在元代已经普及，明代仍然沿用，而且元宝成了银锭的主要形式。标准的大元宝每锭重五十两，以下还有重一二十两的中锭、重三五两的小锞、重一二两的福珠等大小不同的银锭。为了避免银、铜之间的混淆，所以铜钱不再用“元宝”命名。这只要看明末农民起义军的造反钱、清代制钱、太平天国铸币都不用“元宝”，就可以知道。政治立场完全相反的若干阵营，在这一点上却不谋而合，可见这一选择是非政治性的。清代咸丰年间，铸当十、当五十大钱时，只称“重宝”；只有铸制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时才以“元宝”为名，以显示其贵重。按照一贯铜钱折合一两白银的官方比价，当千的大钱已经相当于一两银子，相当于“元宝”了。
来源：《中国商报》2016-11-10 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