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代绘画常用隐喻的原因
1276年，元兵攻入临安。1279年崖山兵败，陆秀夫背着幼帝投海，留名千古，自此南宋覆灭。宋元易代的时候，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在汉人和蒙古人文化的较量与融合中，由宋入元的人们处于一种艰难的处境，有些人激烈反抗，有些人消极遁世、不问政治，有些人入仕新朝以保个人价值的实现或是家族的发展。不论是何种选择，在蒙古人掌握话语权的时期，他们都无法像过去那样生活。
宋朝提倡文治，文人士大夫受到优待。元朝统治者为了树立本族文化的权威性，通过政治手段限制汉族文人过多参与朝政，废除了科举制。除此之外，社会上的人也被依次分成了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汉人中的士人地位特微，有“十儒九丐”之说。这种巨大的落差激起了士人心中的民族情结，朝代更迭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抵抗无力的情境下，士人多采用一种隐晦的方式来传达思念旧朝、批判新朝的情绪。如遗民郑思肖的“坐必向南”，因为北方是元朝的都城，他也借画“无根兰”来表达失去故土之痛。
在元代的绘画中，“隐喻”是一种常见的手法。“不论中文语境还是符号学中的‘隐喻’，都是利用被描写事物的典型特点，用其它事物或隐喻符来代替被描写事物。换句话说，就是用新的事物把原本的事物‘隐藏’起来。”抵制新朝、批判制度的不合理等负面情绪，在一个专制的政治环境下，并不能加以声张，只能通过隐喻、象征来传达这一复杂的情绪。与此相似，姜斐德曾经在书中指出，宋神宗时期，“当几百名达官显宦因反对变法而被惩处时，隐喻诗歌的绘画变为承载无声怨抑的媒介”。
图1 龚开《骏骨图》，纸本水墨，29.9×56.9cm，大阪市美术馆藏
除了特定的政治环境因素，“隐喻”本身也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历来热衷使用的一种表达方式。“隐而不显”的艺术手法更有利于把一些私密的感受、深沉的内涵包裹起来，它成为了文人士大夫这个精英阶层的共通语言。诗歌与士大夫的生活紧密相关，他们常常“用先前诗人的韵来写诗(次韵)作为朋友之间隐秘的交流方式。”“在这个文学团体之外，无人能够辩识这种隐语，这倒是讥评时政的一种安全方式。”在绘画中，五代荆浩就曾在《笔法记》中总结出山水画中元素的隐喻意义，如“松之生也，枉而不曲……如君子之德风也”，把松树和君子之德联系起来。在文人画中常见的梅花和竹子也有特殊的喻意。“梅花常用来象征刚毅、生生不息和清冷纯洁之美；竹子则符合道家和禅宗的理想，且外表朴实、用途广泛，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元代的隐喻性绘画几乎贯穿着整个元代绘画艺术发展的始终，创作主体主要是游离于统治阶级以外的文人，他们通过隐喻性绘画搭建起了沟通心灵世界和现实社会的桥梁。
图2 龚开自跋
图3 倪瓒题跋
二、“马”在绘画史上的特殊性
“马”的形象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含义。马姿态矫健、忠厚温良，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品种优良的马匹甚得统治者的喜爱。马在古代可以象征一个人的地位和身份，“《周礼·冬官·考工记》载：‘殷人上梓，周人上與。’周朝人以车马为上，车马的多少显示其地位的高低、尊贵与卑微”。在文学史上，有大量赞美马的诗句，更有用马喻人的例子，韩愈的《马说》中“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道出了富有才干的人得不到赏识的心酸。
在美术史中，马的形象大量出现在传世绘画、壁画、雕塑、出土的各类文物之中。史载从唐代花鸟画分科成立起，就有热衷画马的名家，例如韩幹、韦偃等，至宋代又有李公麟。但马的形象时常与政治相关，例如汉武帝十分爱马，在爱将霍去病牺牲之后，用马象征霍去病，派人制作了“马踏匈奴”的石雕像；又如唐玄宗爱马，于是宫廷画家通过画马来讨帝王的欢心，一时之间，马的题材画作大量涌现出来……
在朝代更迭的复杂政治背景下，宋代就有将人物品德与自然之物相结合的文人绘画传统有了新的发展。“马”的形象在元代有着不同以往的意义，并因此被大量地运用于画作之中。“马是蒙古游牧民族的象征，同时又在汉文化中代表着杰出人才，所以，身在蒙汉二元政治制度下，选择马的题材，能起到双关的视觉效果。”以南宋宗室的身份入仕元朝的赵孟頫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画马名家，他曾在题跋中提及“吾自小便爱画马”。他流传下了许多表现马的画作，如《人骑图》《赵氏三世人马图》《浴马图》《秋郊饮马图》等。赵孟頫五次受召的仕宦经历为其在蒙古统治者中赢得了崇高声望，但是个中的心酸今人也可推知一二。赵孟頫的仕宦或多或少有着身不由己的无奈，如果不出仕，恐难保赵氏一族的平安，为此他蒙受了许多世人的责难。他所绘制的马图都采用“人马图”的构图样式，骏马都被人役使，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似乎是他本人的人生写照。与此同时，龚开、任仁发和钱选均借助“马”的形象隐喻情感。“马”在某种程度上将这群抑郁不得志的南宋遗民联系了起来。
三、元人绘画中的马及其政治寓意
(一)龚开——以马自况
龚开(1222-1307)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画家，生于淮阴龟山(今江苏淮安)。在元军伐灭南宋的过程中，龚开虽已年过五旬，仍在闽、浙一带参加抗元活动。他与抗元英雄陆秀夫是挚友，个人也具有较强的爱国情感。宋亡后，作为遗民，他虽生活极端艰窘困顿，仍坚持不仕，洁身自好，寄迹于苏、杭一带，偶尔出售一些文章字画贴补家用。龚开流传下来的有一幅刻画马的名画《骏骨图》(如图1)，画的是一批骨瘦如柴的良马独自前进。这幅描绘精细的马图乍看会以为是画家的戏笔，虽然毛发、头部、足部都描绘得一丝不苟，但是马的姿态畏缩，似乎并没有太高的审美价值。但画家的自跋和与他同代人在画尾的题跋，都暗示着这幅画另有深意。
画家在卷后用粗笔隶书题：“一从云雾降天关，空尽先朝十二闲。今日有谁怜瘦骨，夕阳沙岸影如山。经言马肋贵细而多，凡马仅十许肋，过此即骏足，惟千里马多至十有五肋。假令肉中画骨，渠能使十五肋现于外，现于外非瘦不可，因成此相，以表千里之异，居劣非所讳也。”(如图2)前两句以诗的形式，暗喻“先朝”已亡，皇家马厩已空，一匹无处可归的瘦马流落在天涯。龚开仿佛以所画的这匹马来喻意自身的处境：曾经他为宋抗元，保家护国，如今他入元不仕，保持志节，但作为南宋的遗民，已属一个边缘化的人物。他就如同“先朝十二闲”中一匹英俊的千里马，但国破家亡后，已无人再能赏识这匹马的英姿。感慨“谁怜瘦骨”，可知龚开心境的悲凉。在抵抗元朝的活动中，他作为一个官员，可以以显化的姿态表示不服从。而当元朝正式建成时，他作为前朝的遗民，曾经的同僚已经离去，势单力薄，此时在书画中隐喻自我心境成为了一种无奈的选择。
图4 钱选《杨贵妃上马图》纸本设色29.5x117cm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二)钱选——借古喻今
钱选(生于1235年左右，卒于1301年之后)是南宋遗民中最负盛名的画家，他自幼习画，画艺精湛，宋亡后居住于江苏吴兴。政局动荡之下，钱选的人生选择经历了从“入世”到“出世”的转变。由于入仕无门，无法为君主社稷服务，钱选索性按照道家的观点“清静无为”来生存。在遗民群体中，他属于较为温和的一类：既不渴望新朝的赏识，又没有过激烈的反抗。他的平淡人生与同乡人赵孟頫的声名显赫形成了强烈对比，但二人在艺术上却有着相似的追求。他的画作中有许多花鸟的作品，属于清新素朴的一类，山水画作同样具有简淡抒情的意味。
《杨贵妃上马图》(如图4)是钱选流传下来的一幅与马有关的作品，现存于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此画中的马不比《骏骨图》《二马图》中把马塑造为主体，而是描绘了一个“上马”的瞬间性情节：唐玄宗在马上等待着他的爱妃骑上另一匹马，贵妃则在侍从的帮助下跨上马座。画面上不着背景，人物横向排开的构图不禁让人回想起初唐时期阎立本的《步辇图》。钱选不致力于渲染环境、氛围，只是把注意力放在人物的刻画上，通过人物之间的顾盼构造彼此的关联。单从画面的形式来看，此幅画避开了五代、宋已形成的人物画构图方式——将人物和背景有机地结合起来，而是将人物直接绘在空白的纸面上；唐玄宗所骑的那匹马借用了短缩法，此方法在唐代被广泛使用。此外，该画在设色上趋于明艳柔丽，整体上颇具唐韵。结合这幅画作的主题，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是一张复古的画作。
在画作左侧，有画家自己题上的一首诗：“玉勒雕鞍宠太真，年年秋后幸华清。开元四十万匹马，何时骑骡蜀道行。”前句还是描绘唐玄宗对于杨贵妃的宠爱，后句便提到了安史之乱时，唐玄宗等人逃难至蜀的破败场景。事实上，如果不是纵情于声色，唐玄宗应不至于此。而钱选的诗词感慨，也许是借古喻今：南宋为何会被文化低下的蒙古人所灭?因此，一幅看似复古的画作，由于题跋诗句的提醒，让人不禁把唐朝的覆灭与南宋的衰亡联系起来，也许钱选在绘制此画时，心中饱含着对于旧朝的怀念。
相比龚开以瘦马自喻和对于时过境迁的感慨，钱选借助古代题材怀念旧朝的情感显得更为平和。钱选在南宋末年是一个“乡贡进士”，渴望着为君主社稷服务，这种普通士人的理想在南宋灭亡后也随之破灭。但从他的传世作品看来，他未曾表露过对时代强烈的不满和失落，倒是留下了许多隐逸题材的作品。《浮玉山居图》《幽居图》《山居图》《羲之观鹅图》等画作均充斥着田园生活的幽静、美好，体现出钱选在面对巨大的社会嬗变时采取的平和的生活态度。
图5 任仁发《二马图》绢本设色28.8×142.7cm故宫博物院
图6《二马图》跋
任仁发(1254-1328左右)，字子明，号月山道人。任仁发与龚开、钱选不同，他是入仕元朝的水利专家。宋咸淳八年(1272)，年仅18岁便中试成为举人的任仁发正准备大展抱负时，却遭遇南宋灭亡。元朝废除科举，这使他入仕无门。时代更替之时，任仁发以南宋举人的身份毛遂自荐，先被纳为幕府中管理文书档案的小吏。之后，他主持治理了大都通惠河、黄河决口、吴淞二道等一系列水利工作，取得了瞩目成就。因办差得力，治水有功，任仁发一路高升，直至从三品的中宪大夫、浙东道宣慰使司副使。尽管如此，任仁发在朝廷中的地位一直不高，始终处于元代官僚体系的中下层。他在处理政务之余，常以绘画自得其乐。任仁发擅画人马、花鸟，其鞍马画在当时与赵孟頫齐名，且被认为用笔直逼李公麟。他有一张鞍马题材的作品较为出名，叫做《二马图》(如图5)。
画中用精细的线条刻画了二马，一瘦一肥。右侧是一匹膘肥体壮的花马，昂首，踏着轻盈的碎步；左侧是一匹肋骨鲜明，骨瘦如柴的千里良驹，垂首，步履蹒跚，体态畏缩。跋文中的自述说明二马喻意着两种类型的朝廷官员。其跋文云：“予吏事之余，偶图肥瘠二马，肥者骨骼权奇，荥一索而立峻坂，虽有厌饫刍豆之荣，宁无羊肠踣蹶之患。瘠者皮毛剥落，吃枯草而立风霜，虽有终身摈斥之状，而无晨驰夜秣之劳。甚矣哉，物情之不类也如此。世之士大夫，廉滥不同，而肥瘠系焉，能瘠一身而肥一国，不失其为廉。苟肥一己而瘠万民，岂不贻污滥之耻欤。按图索骥，得不愧于心乎。因题卷末，以俟识者。”(如图6)
世之士大夫有廉洁和贪婪两种，廉洁者因整日忙于政务、操劳，忧国忧民，故而瘦弱；贪官则靠吸食民脂享受荣华富贵，少有忧劳，故而丰肥。这一贪一廉的对比，隐晦地传达了任仁发对于朝政官员的批判。以峻马来比喻有才干的人在历史上倒是多见，但以马的瘦与肥来比喻官员的廉洁和贪婪似乎还没有先例。画史上并无记载此作品用于交际，很有可能是画家用来自己欣赏的画作，因此在跋文中直接袒露了自己的心意。
四、结语
元代时期针对文人较为不利的政治环境致使许多人放弃了求仕之途，转而向内求索，放意于诗书画，因此“隐喻”性绘画成为了文人宣泄苦闷、批判时事的良好方式。龚开的《峻骨图》、钱选的《杨贵妃上马图》、任仁发的《二马图》都在看似不经意绘成的图式中隐藏了自己的政治意识，可知“马”的类型题材绘画在蒙汉二元制下有了更为丰富的喻意。此外，从题跋上，我们可以尝试重新破解过去文人之间特殊的“隐语”，再次建构画家的形象，更好地解读元代的画马图。而如果忽略了画作中的隐喻，将使我们对元代绘画的理解产生偏差。
来源：《美与时代(下)》2022年第09期 江伊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