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鲜为人知的“核”心

李政道曾说,当初蒋介石派出去学做原子弹的纪伟,只有光亚是派对了,他回国来是做原子弹了,不过是给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做。朱光亚是中国的奥本海默。

87年来,朱光亚这个名字第一次如此誉满天下,在这之前,人们只知道两弹一星元勋中有位朱光亚,却不知道他是中国核武器工程的高层决策领导人之一,在技术方面起的是“诸葛亮式的作用”。《纽约时报》曾把他称为“钱学森之后的那个人”,因为在中国的新闻报道里,他们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但朱光亚的个人详细资料很难找到。

他几乎从不接受媒体采访,不同意任何人宣传他。央视一套近期播出了一部关于两弹一星研制过程的历史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很多内部人士奇怪,怎么没有朱光亚这个角色?“两弹一星”元勋的传记很丰富,唯独找不到写朱光亚的书,他的几任秘书说,不是没人写,一本又一本的写,都压下来了,他说“以后再说”,就这么一句话。朱光亚的长子朱明远回忆,解放军出版社曾策划出版了一套“国防科技科学家传记丛书”,朱光亚是必写对象之一。报请审批时,他二话不说,提笔就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朱光亚没有给自己的人生留下只言片语,连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也只有4篇。

朱光亚,2011年2月26日与世长辞,他低调神秘的一生终于可以解密。

蒋介石派出去做原子弹的几位,只有朱光亚是派对了

青年时在重庆的朱光亚

“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这是朱光亚对自己非常中肯的一句评价。从22岁赴美到81岁退休,朱光亚始终专注于中国的核物理和核武器研究。这要追溯到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震惊世界,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的著名弹道学家俞大维和科学家顾毓琇,分别向蒋介石建议,派学生到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蒋介石采纳意见并批了50万美金作为研究经费。

俞大维请物理学家吴大猷、数学家华罗庚、化学家曾昭抡“领队”,三人应邀从昆明的西南联大来到重庆,拟定计划,并在各自领域挑选一到两位青年才俊。物理方面,吴大猷选中朱光亚和李政道。当时朱光亚21岁,已经做了西南联大的助教,李政道只有19岁,在读大二。这两人都是吴大猷眼中最优秀的专业人才。

朱光亚起初并不情愿去美国。朱家家境贫寒,朱光亚一边读书一边在中学兼课贴补家用。他与中共地下党员有交往,在西南联大又受到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不愿受国民党政府的委派出国。基于这两点原因,朱光亚本已打算抗命,后来征求了中共地下组织的意见,又于临行前先经南京,专程去见了当外交官的大哥朱光庭,大哥鼓励他说:机会难得,各取所需,反正是先学技术嘛。

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哥的判断是对的,朱光亚不仅在美国收获真才实学,而且没有违背自己的意愿服务与国民党政府。李政道曾说:“当初蒋介石派出去学做原子弹的纪伟,只有光亚是派对了,他回国来是做原子弹了……不过是给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做。”

为什么说只有朱光亚是派对了呢?1946年9月,华罗庚带着朱光亚、李政道等5名学生到达旧金山,一上岸,“原子梦想”就破灭了,当时美国政府规定:凡是与原子弹有关的科研机构,包括工厂,外国人均不得进入。蒋介石也收回了50万美金研究经费的承诺。先行抵达美国的曾昭抡告诉学生们:你们各奔前程吧!

学生们各自选择大学深造,后来都没有进入原子弹领域,李政道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唐敖庆从事理论化学研究。只有朱光亚与1946年9月进入吴大猷教授的母校密执安大学学习核物理专业,获得博士学位,为日后回国进行原子弹研究奠定扎实基础。在密执安大学,朱光亚的学习成绩全部都是A,连续4年获奖学金,并在《物理评论》上相继发表了4篇英语论文,这也是目前公开渠道可查的朱光亚仅有的4篇学术论文。

朱光亚认为,在美期间他有三大收获,一是学业有成,而是找到了挚爱一生的终身伴侣——名门闺秀许慧君。许慧君的父亲是中山大学老校长许崇清,外公廖仲舒是廖仲恺的亲哥哥,许氏家庭还出了与邓小平、张云逸共同领导百色起义的红七军参谋长许卓、鲁迅的夫人许广平。许慧君当时也在密执安大学,读化学专业,她很早就接受了进步思想,觉得朱光亚说话很有哲理,共同的理想使他们相知相恋。

1950年朱光亚在美国与未婚妻许慧君合影

朱光亚的第三大收获,就是他选择回到新中国。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身为中国留学生会主席的朱光亚在同学中奔走相告。1950年2月下旬,朱光亚发表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组织了53位同学签名,吹响回国的集结号,在海外学生和学者间引起强烈反响。很快,朱光亚拒绝美国提供的救济金,抢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之前自筹经费,暂别学业尚未完成的许慧君,取道香港回到大陆。

在公开信中,朱光亚这样写道:

“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北大最年轻的副教授  朝鲜战场的翻译官

回国后,朱光亚到北大物理系任教。当时他年仅25岁,是北大最年轻的副教授,好多人以为他是新来的研究生。不久,许慧君也回到国内,大家闺秀穿上粗布麻衣,将一头时髦的卷发别在耳后,两人组建了一个简朴的小家。

1952年春的一天,朱光亚的一位学生在课间时向他走来说:“朱老师,考考您的英语!”师生两人就用英语一问一答地认真对话起来。哪位学生满意地对他的老师说:“Very good!”原来,朱光亚的学生中 有一部分是“调干生”,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当时国家急需从高等院校中选派一批政治上可靠、英语水平高的教师赴朝鲜战场当翻译,参加板门店停战谈判,那位“学生”正是在物色人选。在北大,朱光亚和念过半百的钱学熙教授被选中。

朱光亚接到秘密任务后,回家收拾行李,许慧君问他到哪里去,朱光亚因为纪律规定不能透露实情,就开玩笑道:“到东北打老虎去!”许慧君明白他不便说明,也就不再多问。后来朱光亚说,他说的老虎就是“美帝国主义纸老虎”。1952年4月,朱光亚一行十余人奔赴朝鲜。

板门店谈判旷日持久,陷入僵局,双方常常一言不发,静坐一两个小时,都练出了炒饭的耐性和坐功。美方人员在沉默中喜欢抽烟,还一口接一口地吐烟圈,中方人员见状也开始相互递香烟,学着美国人吐烟圈,结果中方代表吐的烟圈一次比一次多,一次比一次大。很多年后,朱光亚在核武器研究院开会,会间休息时点燃香烟,吐出一连串完美的烟圈,一个青年技术员忍不住好奇地问,怎么会有这么高超的技巧?朱光亚笑着给大家讲出板门店的典故,还说:“美国佬谈判谈不过我们,吐烟圈也吐不过我们呀!”

一切努力以“响”为目标  原子弹爆炸当晚人生唯一一次喝醉

在板门店谈判桌上,朱光亚看到美国军方不止一次挥舞“核大棒”,这让他更迫切地希望中国开展核武器研制工程。1955年,中共中央作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决定,1957年,朱光亚调到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任研究室副主任,与室主任何泽慧一起带领年轻人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研究。

当时,中央提出原子弹制造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不料“外援”在1959年失去,苏联撕毁协议,不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设计技术资料。核武器研制机构急需一名既精通技术业务、又善于组织管理的干部担任科学技术领导人。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慧眼识才,推荐了35岁的朱光亚。钱三强后来一直把这次举荐作为自己选拔科技帅才的成功范例。

朱光亚刚到核武器研究所一个月,苏联专家全部撤走,真正意义上的白手起家开始了。朱光亚仔细分析了仅有的一点材料后,在全所技术大会上说:“我们应当努力研制出爆炸力强、核材料少、体积重量小的原子弹。我们当今的一切努力,均以‘响’为目标。只要我们能完整地设计制造出一个来,那么向高级发展就具备了重要条件。”

这就是参加过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朱光亚式‘交底’”,目标明确、实际,朱光亚的老部下曾汉民说,朱光亚工作上从不喊口号,他厚积薄发、深思熟虑,注重调查研究……总是在想清楚了之后才会发表看法。“行事风格上,他和老搭档钱学森不同,他不喜欢言谈,他们两个性格上是互补的。”

曾担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长的胡思得院士说:“在高层决策领导岗位,从技术的角度看,我个人认为他起着诸葛亮式的作用。”朱光亚的到来,很快使核武器所的工作有了起色。王淦昌、彭恒武、程开甲,这些在当时就已经很出名的科学家,还有陈能宽、周光召等一批科技骨干都是在朱光亚建议下加入进来,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发的黄金阵容。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中国西部戈壁滩,威力为2.3万吨TNT当量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人们忘情地跳跃、欢呼、拥抱、流泪,这时大家发现朱光亚不在。原来在离开主控站后撤时,情急之中,司机走错了路,朱光亚还没赶到山头的观测站,原子弹就爆炸了。还在赶路的朱光亚转过身来看着正在升腾的蘑菇云,一向内敛的他流下眼泪。回想自己从22岁远赴美国学习核物理,18年的梦终于实现了,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争气弹”,他怎能不心潮澎湃?

当晚,在核试验基地举行的庆功宴上,周恩来传来消息,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了。此前,赫鲁晓夫不仅撤走了所有苏联专家,还反对中国研究原子弹。听到这个消息,宴会现场更是欢声雷动,大家开怀畅饮。朱光亚很爱喝酒,并且酒量不凡,他一辈子只喝醉过一次,就是在原子弹爆炸成功的这个晚上。

20世纪90年代,朱光亚(右二)在核基地现场听汇报

1970年,朱光亚从原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他继续负责核武器技术研究与发展,还参与组织建设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由于受“文革”影响,核电站建设迟迟不能进入工程实施阶段,直到邓小平再次复出后,核电站才重新提上重要日程。朱光亚赴浙江、江苏、上海多个选点考察,最终于1982年选定了浙江省海盐县的秦山厂址。1985年3月,秦山核电站正式开工,设备研制同步进行;1991年12月15日首次并网发电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技术的重大突破。朱光亚这位“核”心人物,与中国的核事业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一辆自行车骑40年  爱抽烟喝酒锻炼少

研制核武器是一项高度保密的工作,在儿子朱明远印象中,小时候他只知道父亲是研究物理的,经常出差,一去就是几个月,每次都是去西北。尽管聚少离多,朱光亚从不忽视对孩子的关爱和教育。有一次,朱明远拿着一道几何题去问他,他一时没证出来,第二天他去参加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报告会,回来后,明远发现父亲在报告会请柬上画了满满的几何图。他边听报告边给儿子证明几何题。

朱光亚对爱人许慧君的感情也体现在一些生活细节上,虽然他从不直接表达。多年来,只要老伴没回来,朱光亚绝不提前开饭,有一次许慧君去剪发,回来时午饭时间早就过了,连她自己都没想到,全家还没吃饭,她问起时,朱光亚只说了三个字:“等你呀”。

朱光亚有一辆心爱的“老爷车”,因为他细心保养又擅长修理,这辆车从20世纪5年代一直骑到90年代初。他爱骑车不爱坐专车,家人也很自觉,轻易不用他的专车去办事,偶尔有急事借用一下,朱光亚都会在一个专门的本子上记下来,事后他为家人付费。

骑车是朱光亚唯一的锻炼方式,因为他医生工作极其繁忙,没有时间锻炼,他把长寿的秘诀总结为:抽烟,喝酒,少锻炼。抽烟的习惯是在朝鲜板门店谈判时养成的,喝酒也是他一生的爱好,即使到晚年,每天睡前也要就着一小盘儿花生米喝点茅台。儿子明远还很小的时候,朱光亚就用筷子蘸着酒来“培养”他,后来用小杯子到一点点儿,循序渐进,一直到后来明远能陪父亲一起喝。

自行车是朱光亚最喜欢的交通工具,他有一辆“老爷车”骑了40年

作为一名实验物理学家,朱光亚做任何事都像做物理实验一样细致严谨。他批阅文件就像老师改学生作业一样,不但修改内容,连病句、错字甚至标点符号都认真修改,而且字迹工整,许多机关干部一直保存着他批示的文件,留作纪念。

朱光亚的老秘书张若愚回忆,有一次在外面开会,朱光亚让他回家取一份文件,告诉他,第几个保险柜,第几格,从左到右第几摞,从上往下数第几份,不要看内容,取来给我就行了。他的衣物和日用品也像文件一样井然有序,每个衣服箱子都建立了登记卡片,箱子里放的是冬装还是夏装,军装还是便装,一目了然,找东西从来不会手忙脚乱。他抽屉里放的铅笔、橡皮、小刀,孩子悄悄“顺走”一个,他马上就会发现,孩子只好乖乖承认。

1996年10月,朱光亚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为100万港币,这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朱光亚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颁奖前一天,他对工程院秘书长葛能全说,全部奖金捐给中国工程技术奖奖励基金。葛能全不忍心,他知道朱家并不宽裕,再三劝说朱光亚至少留一部分,但朱坚持己见,捐款后,还反复叮嘱葛能全不要宣传,怕给别人造成压力。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使是工程院院士们也完全不知道捐款的事。熟人减了朱光亚子女问,朱老该给你们每人分分了吧?子女了解父亲的性格,都笑而不答。

2004年,朱光亚80岁,为表彰他对我国科技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我国国家天文台将发现的一颗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朱光亚走后,家人记不起他生前提过什么要求,或有什么愿望。印象深刻的是几年前,一项守口如瓶的朱光亚第一次带着家人踏上了新疆马兰的土地。那里是中国核武器的摇篮,这片没有硝烟的战场,是他一生去过次数最多的地方。儿子朱明远说,打算把父亲的部分骨灰带到马兰,让他回到他最想去的地方。

资料及图片来源:顾小英、朱明远《我们的父亲朱光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11年03期    李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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