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的生活趣事

袁隆平

挚友田际榕转眼已青丝染白发，年过古稀。他20世纪60年代调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相继任研究员、副院长、院长及湖南省农学会会长，后任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直至退休。

田际榕与袁隆平自20世纪70年代起，共事四十多年。两人相识相知，亦师亦友，情感甚笃。田际榕尊师重道，始终尊称这位比他大十一岁的功勋科学家为“袁老师”。

新近，我与田际榕相聚，谈兴正浓时，他说：“袁老师的科研成果、巨大贡献、个人传记，已有专著，电视、电影等媒体经常宣传报道。他的许多生活趣事，我耳濡目染，受益很深，却鲜为人知。一滴水折射出太阳的光辉，细节闪射出袁老师独特的个性和崇高的人格。”他又说：“你快八十岁了，作为老作家、资深记者，不写袁老师实在是个大遗憾。”

于是，田际榕便向我娓娓道起袁隆平生活中的一些趣事……

袁老师笑眯眯地说：“就用你的安化普通话翻译吧——螺丝背螺丝”

民以食为天。袁老师的中国梦就是增产粮食，让十三亿中国人有饭吃，吃得好，进而让全世界七十多亿人有饭吃，吃得好。从他的梦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里来认识袁老师，就能理解这位老科学家为什么总是精力充沛、锲而不舍地追求杂交水稻增产的新高度，就能理解国际水稻专家们为什么最先给他取名为“杂交水稻之父”，就能理解湖南近两届省委书记为什么称颂他为“80后”，就能理解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总是身不离田间，被农民尊称为“米菩萨”。

袁隆平在田间观察杂交水稻（辛业芸供图）

带着中国范儿的“米菩萨”，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至于他的外语水平，有人误认为不过是“二两棉花——弹（谈）不上”。其实，袁老师的外语水平可真不是“二两棉花”。1979年4月，在位于菲律宾的Los Ba~nos（西班牙语）国际水稻研究所，召开由二十多个国家两百多位科学家参加的国际水稻科研会议，袁老师应邀在会上宣读论文。这是袁老师第一次出席国际性会议，他早就用英文写好题目为《中国杂交水稻》的论文。按照会议安排，每组有两名专家发言，一人宣读论文，一人即席答辩。袁老师的论文由国际水稻所理事林世成研究员宣读，他自己即席答辩。袁老师以准确流利的英语回答专家们提出的问题，对答如流，惊动四座。大家在公认中国的杂交水稻研究和推广应用已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同时，称赞袁老师的英语也是一流水平。三年后的1982年，在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幻灯片放映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他的头像。从此，这个形象、贴切的称呼在全世界传播开来。袁老师先后到菲律宾、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十多个国家，几十次去讲学，或传授技术，或参加学术讨论会，或去领奖，从不带翻译，且都毫无语言障碍。

1992年4月，我随袁老师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赴菲律宾参加第二届杂交水稻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应邀在会上作“中国杂交水稻病虫害综合防治”的学术报告。报告后留有十分钟时间给专家们提问。我回答问题开始时还比较顺畅，但当一位日本专家问到防治稻瘟病在中国使用哪种农药时，我就有点接不上了。农药的名称有化学名、商品名、通用名，不仅难记且发音也难以准确。袁老师看到我面露难色，立即小跑着登上讲台，帮我“救场”。事后，我很感激地说：“我还没来得及喊‘救火’，消防队就跑来了。”

袁老师为了奖励基层推广杂交水稻的有功人员，特邀安化县种子公司的欧经理参加这次国际会议。第一次见洋世面的欧经理为回单位后做传达而准备报告，却碰到一个小难题，会议地址Los Banos的读音对他这个没有学过外语的人来说，实难卷舌咬准确。他反复练习时，袁老师来了。袁老师笑眯眯地说：“就用你的安化普通话翻译吧——螺丝背螺丝。”欧经理豁然开朗：“好，回单位~后我作报告的第一句话就说——我参加的这次国际会议是在菲律宾的‘螺丝背螺丝’召开的。”

袁老师对外语的交流、翻译要求极其严格，特别是参加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或与资深的外国专家交流时，若他在现场大家都有点畏惧。如果出了差错，袁老师会严肃地给你纠正，不留情面。20世纪90年代，有一次袁老师和我陪同一位美国农学家吃饭，美国客人说了一句深奥的话，袁老师估计我未听懂，即向我说：“他的意思是‘出淤泥而不染’。”我当时基本听懂了，但要立刻准确地翻译出来就难了，袁老师能马上用中国古典诗词的语意翻译出来，我深为佩服。这事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却至今还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平日，与袁老师交流，他乐于与你用英语对话，以此给年轻人营造学习外语的语言环境。我和他谈工作，有时也用英语对话。我听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副主任全永明说：“在袁老师面前会讲英语，可以讨他的欢喜，说英语要求袁老师解决问题也容易些。”

在2001年的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大会上，袁老师和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双双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在主席台见面交谈时，吴老说：“袁老师是学农的，想不到英语说得那么好，小提琴拉得也那么好。”袁老师说：“数学是科学之母，可惜我当年数学学得不好，不然我的贡献或许大一点。”两位老科学家彼此熟络，四目相对，会心地笑了。其实袁老师的俄语水平也不错，20世纪50年代他去安江农校教书，第一学期就安排他上俄语课。现在兴趣来时他还会秀上几句俄语。外语，早已成了袁老师研究杂交水稻的得力工具。

沉浸在小提琴声中的袁隆平（辛业芸供图）

如果这趟车与杂交水稻项目无关，任凭怎么赖着他掏钱，袁老师都是“冷水煺鸡——一毛不拔”

早在1999年，有一家专业评估事务所评估，仅“袁隆平”这个品牌，就市值一千零八点九亿元。可以说，袁老师早已是中国的名义“首富”或“超级富翁”了。拿袁老师获得的奖金来说，就我所记得的也是一笔笔可观的数字。20世纪80年代，他在法国巴黎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奖金一点五万美元，在伦敦获国际让克奖奖金两万英镑；90年代，在华盛顿获美国菲因斯特“拯救饥饿”奖金一万美元，在北京获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生物学奖奖金十万港币；前些年，在北京他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五百万元人民币，等等。另外，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拥有百分之五的股份。

钱，足够多的钱，不入口袋，不图享受，而是用于培养、奖励杂交水稻研究的人才，这最直接地显示出袁老师的人梯精神和人格力量。记得1994年6月，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举行的三项庆典活动会上，作为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的我在汇报发言中遵照袁老师的心愿宣布将他所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的一点五万美元奖金全都捐献出来，设立“袁隆平杂交水稻奖励基金”。首届颁奖评选出四十二人，他们是在艰难的开创年代大力支持杂交水稻研究和为推广杂交水稻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代表。

不缺钱的袁老师，他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总离不开终身事业——杂交水稻，有时他的花钱思维却又让人忍俊不禁。1982年我被派遣到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进修半年，袁老师是国际水稻研究所的专家，经常去讲课。回国前夕我陪袁老师去了马尼拉。袁老师是个很讲人情味的师长，他买了七十支圆珠笔准备回去送同事。当时在国内进口的圆珠笔还紧俏，在菲律宾几个比索一支，已够便宜了，但袁老师还是与老板讨价还价。接着他又花了几千比索买了一台收录机，准备送给最得意的学生，鼓励他们学好英语。老板开价后，袁老师二话不说，立即掏钱买下。我当即就问他：“买收录机怎么不还价？”袁老师回答：“只买一件还什么价，买得多就要还点价嘛。”

20世纪90年代，我陪他去北京出差，在国家计委、科委、农业部等国家机关跑来跑去。当时北京是清一色的黄色的士，下车交的士费时，如果跑的这趟车与杂交水稻项目有关，袁老师会慷慨解囊，争着付的士费；如果这趟车与杂交水稻项目无关，任凭我怎么赖着他掏钱，他都是“冷水煺鸡——一毛不拔”。我笑说：“都是办公事，何必泾渭分明。”他嘿嘿一笑，不予回答。

袁隆平院士与农学家田际榕（右一）、养生探索者劳先球（左一）研究北方稻种（石玮摄）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后，我又同袁老师到北京出差，袁老师或许认为我为中心的成立出了力，要给予奖励，特意邀我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两斤太妃糖送给我。我接受这份礼物时说：“太妃糖名字好听，吃起来是最好的糖吗？”袁老师说：“这是最好的糖。我当年结婚时吃的就是太妃糖。”

其实，袁老师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消费习惯，可说是他的老传统了，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那时，他刚从安江农校调来湖南省农科院，夫人还没有同来。他每天早上自己煮面条吃，常到附近蔬菜市场的菜摊上买香葱下面条。摊主按一角钱的分量把葱一份一份地排成行，由顾客自己拿取交钱。袁老师每次去买葱只从中取两根，其余留给摊主。摊主琢磨着：这位老师真奇怪，每次买葱要少不要多，退钱也不要了。

20世纪80年代，物资尚不丰富，我到外地出差总要买点自认为价廉物美的特产带回家，向老伴报账“验收”时，受到的批评多于表扬。我向袁老师倾吐“苦衷”，他笑着说：“向老婆报账，你要掌握她的消费心理，如买的是便宜货，就把价格往上报，如买的是高价品就把价格往下报，包你受表扬。”此法果真灵验，我屡试屡灵。

我服输了，从心底里佩服这个“会当击水三千里”的“浪里白条”，于是把两条烟送上了门，袁老师笑纳：“你当真了？！”

十年前，我和袁老师搞了一次游泳比赛。早就耳闻袁老师善游泳，我首先向他挑战。我自信能赢：论年龄袁老师已过古稀之年，比我大十一岁，我有体力优势；论技术，我读初中时就是长沙市少年体操队员，读高中时入选湖南击剑队，也曾接受过游泳训练。我很自负地对袁老师说：“赌两条云烟，谁输了谁就买烟。”袁老师乐呵呵地回答：“行，一定要兑现啊。”袁老师爱吸烟，而且作为科学家的他还有一个不科学的辩护：“烟熏出来的腊肉好保管。”以烟赌游泳比赛输赢，正是投其所好呢。

比赛场地约定在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游泳池，都用自由式游泳参赛。开赛时，游泳池两旁挤满了人，都高兴地为我们助兴鼓劲。袁老师如约到场后，他首先试水。我傻眼了：他入水姿势很标准，入水后两腿鞭打式的动作、双臂划水的力度和节奏，简直像个训练有素的专业游泳运动员。我思忖着：这次我两条烟输定了。比赛结果，无疑我是输者。袁老师从容自如地爬上游泳池扶梯，满脸的微笑里含着胜利者的自信。比赛结束后，我几次接到袁老师的电话：“奖品呢？烟呢？”不是我想当“老赖”，舍不得两条烟，也不是袁老师缺烟，催着兑现，而是返老还童的两颗“童心”在逗趣、赌狠：一个心里不服输，一个赢得喜洋洋。

在袁老师面前，我这个不服输的人终于服服帖帖了。我从老同事那里打听到，从袁老师的学生谢长江的《功勋科学家袁隆平》一书看到袁老师原来早就是一位游泳老将了。在他八岁时，冒着抗日战争的烽火，他们全家逃难到湖南桃江县。在逃难的船上，他被四弟德隆不慎推下水，幸亏艄公把他救上船，保住性命，从此他就下定决心学游泳。接着，他全家逃难到重庆。上学后，到了夏天，长江的龙门浩成了他和同学们戏水的天堂。尽管挨过父亲的打骂，但在龙门浩他如鱼得水，从学狗爬式、蛙式入门，再按体育老师的指导，一步一步地苦练，终于成了同学们中自由泳的好手，最终冲出龙门浩，横渡长江。

袁隆平也喜爱游泳运动（辛业芸供图）

抗日战争胜利后，袁老师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从重庆迁到武汉。读高中时，他获得武汉市区运动员选拔赛汉口赛区男子自由泳第一名，湖北省男子自由泳第二名。上大学，他就读嘉陵江畔的重庆湘辉农学院（之后改为西南农业大学），直至到沅水江畔的湖南安江农校教书，经常是江河的“自由式”，有时还带着学生搏击风浪。袁老师多次抢救溺水者，也成了他的游泳传奇。袁老师说：“干任何事情，都要有决心和毅力，游泳也不例外。”我服输了，从心底里佩服这个“会当击水三千里”的“浪里白条”，于是把两条烟送上了门，袁老师笑纳：“你当真了？！”

袁老师什么都要问个为什么

袁老师是一个爱思考、会思考的科学家。他对一切事物不唯书，不唯上，总是独立思考，用探索的眼光观察周围的一切，不仅要知道是什么，而且更要知道为什么。这与袁老师小时候的家庭生活环境有着很大关系。他出生于战争年代，父亲受过高等教育，从事过教育、铁路、军旅、机关工作，母亲曾在教会学校读书，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兄弟五人，他是老二，名叫“二毛”。在战火纷飞、急剧动荡的年代，严父慈母的抚爱，“多读书，求进取”的家教熏陶，培养了他活泼开朗的性格。颠沛流离的生活，外面世界的千奇百怪，敲击着幼小的心灵，他在脑海里产生一串串问号，追问着无数个“为什么”。

上学读书，他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死记硬背的学生，而是一个爱玩、有点淘气却又才思敏捷的“二毛”。初中上数学课，老师讲有理数乘法法则“正数乘正数得正数，负数乘负数也得正数”。他疑惑了，即举手发问：“老师，负数乘负数为什么得正数？”他对这个难懂的数学概念产生了兴趣。上物理课，老师讲解爱因斯坦著名的质能方程E=mc2时，他提出：“E是能量，m是质量，c是光速常量，光速是个很大的数，所以很小的质量中就蕴藏极大的能量，这个容易理解，我要问的是为什么物质的能量又和光速的平方成正比呢？”物理老师惊喜地看到自己的学生提出了这么一个好问题，当即举例精辟解释。这一方程式犹如一个强磁场，吸引着这个卓尔不群的学生对科学的浓厚兴趣。

“文革”期间，袁老师仍在安江农校教书，春播季节瞎指挥生产的上级领导不顾寒潮南侵，命令限期完成稻谷播种任务，结果发芽的种谷全部烂在泥里。他很惋惜地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即水、肥、土、种、密、保、工、管），还应加一个“时”字，让生产领导者明白“不违农时的重要性”。这是何等科学合理的建言，可就是这个“时”字几乎一字惹大祸，差点儿被视为篡改“最高指示”。幸免这场大祸之后，袁老师自嘲：只怪自己不关心政治，连“农业八字宪法”是谁说的也没弄清楚。

平日，同事们谈论种田要讲良种良法，袁老师则提出：“良种良法还要加个良田。”听工作汇报时，有人提出要培养新一代有知识的农民，他即补充：“还要加一个培养良民。”

袁老师才思敏捷，善于独立思考，这正是他成为大科学家的潜质。水稻是典型的自花授粉植物，按照经典的遗传学理论：自花授粉作物是没有杂交优势的。但袁老师凭着他的求异思维和锲而不舍的奋斗，最终突破这一传统理论。他不仅是一个育种学家，而且是杂交水稻的战略家，杂交水稻的研究由三系法到两系法到一系法，这个前无古人的科学技术的突破，首先就取决于袁老师的科学思维创新。

老当益壮的袁隆平（辛业芸供图）

我们都笑说：“袁老师用糯米粑粑向疾病抢时间啦”

袁老师的梦想中有个时间指标：到八十五岁，杂交水稻亩产超一千公斤；到九十岁，杂交水稻亩产达一千一百公斤。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对袁老师来说，尤其如此。农业科学研究季节性强，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误了农时，就耽误了一年。袁老师说的“农业八字宪法”要加一个“时”字，是很科学的。

袁老师不喜欢马拉松式的会议，认为那是耽误时间，浪费时间。记得1983年，我在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被提拔为植保所副所长时，袁老师是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有一次，他和我谈心，要我积极创造条件入党。我问袁老师，您为什么不入党？袁老师说，我不喜欢开会，开会就打瞌睡，你年轻，不要学我。我听了袁老师的话，第二年被批准加入党组织。

人怕出名。出了名，各种名誉都来了，众多的官衔也来了。纷至沓来的会议通知、邀请函、宴请等让人难以招架。作为潜心科学研究、魂系杂交水稻的科学家，袁老师实无精力和时间顾及。他决心从这些包袱中超脱出来，对于众多的兼职，能辞去的坚决辞去，实在不能辞去的就“约法三章”，不参加那些可不去的会议。就拿他未能推托掉的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这个属省级领导的职务来说，征得组织同意，除换届选举和特别重要的会议他出席外，其他例会和活动他全免了，即使发给通知，亦可不去。

有人说，袁老师追求时尚。20世纪80年代摩托车风行时，年近花甲的他就是骑摩托去田间地头的。他还借钱给同事，鼓励大家买摩托车。之后，小汽车风行时，年过古稀的他又开小汽车去田间地头。袁老师说：“车轮子帮我们抢时间。”

长期的工作劳累，特别是水稻杂交试验与推广中，要熬受日晒、风吹、雨淋，加上饮食不定时，袁老师患有严重的胃病和肠炎，而他又最害怕在医院耽误时间，好在他有个特殊单方，胃病发作时，吃糯米饭或糯米粑粑，肠炎腹泻发作时吃杨梅罐头，颇有临时性的疗效。袁老师的贤妻邓哲随时为他准备着这些私家“秘方”，连出国时也备以急用。我们都笑说：“袁老师用糯米粑粑向疾病抢时间啦。”保济丸也是袁老师出差时的必备药，有次我和袁老师的学生尹华奇去越南，肠胃不适，尹华奇拿出保济丸要我服用，果见奇效。他说这是经过袁老师验证的常用良药，性价比高。保济丸至今已经成为我的家庭药箱中的必备之药。

袁老师既是一个分秒必争忘我工作的科学家，又是一个喜乐善玩的乐天派。他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游泳、打麻将、下象棋、拉小提琴、打气排球、打乒乓球、开摩托、驾驶汽车等，他都是行家里手。袁老师家住长沙市东湖街道，近年，他年年参加社区的气排球比赛，特别喜欢与独居、空巢老人竞技，切磋球艺。他襟怀豁达，爱开玩笑，和蔼可亲，大千世界对他来说，“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

袁隆平“指点江山”（辛业芸供图）

后记

4月29日上午9时至10时，袁隆平院士应田际榕和我相约，在国家水稻杂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听取对写他生活趣事一文的意见。

袁隆平（右）与本文作者何立庠合影（石玮摄）

虽然袁老师说了勉励的话，但我深有感触：“袁老，这如同老师修改学生的作文，我向您敬礼。”田际榕接着说：“看来我的记忆力真不如袁老师，讲述时出了小差错。”袁院士笑说：“莫再抬举了，即使是开玩笑的假话也得记准确，不然你老伴会找你算账啊。”

接着我问袁老师：“您已八十四岁高龄，真有80后的精力，向我们说说您的养生秘诀吧！”袁老师说：“过日子没秘诀，平时少不了锻炼，我照样散步、打气排球、拉小提琴。毕竟岁月不饶人，因年龄问题做了调整：摩托不开了；开汽车只在院子里开着玩玩，不出大门；打麻将，每个星期只限一次；饮食方面，不喝酒，没戒烟，吃得清淡，就这么平平常常、忙忙碌碌、快快乐乐活下去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