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
随着时间意义的空间转向在当代西方文学话语中成为重点，“空间性”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法国文艺理论家巴拉什曾在其探讨空间性的开拓性著作《空间的诗学》中对空间的存在进行了分析，重点探究了各种空间下人类的精神心理及生存意蕴，尤其关注诗歌中时间问题的空间转向。诗歌中的空间意识具有强大的话语形式与话语功能，讲述着空间框架下发生的个人生活与时代变迁。爱尔兰的殖民背景使爱尔兰诗歌在众多国别的诗歌中形成了独特的流散身份，而叶芝(1865—1939)的诗歌更以常见的对“库勒庄园”的隐喻构成了重要的空间话语形式。在叶芝逝世八十周年之际，本文将从叶芝诗歌的“空间性”出发，尝试解读叶芝笔下的“库勒庄园”与爱尔兰人在原乡记忆与殖民记忆双重身份下的自我认知，并探讨爱尔兰的种族与文化的认同危机和由此带来的身份焦虑等问题。
“库勒庄园”中的自我与他者
1896年，叶芝结识了爱尔兰贵族阶层的代表人物格雷格里夫人。格雷格里夫人是爱尔兰著名剧作家，积极支持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她与叶芝彼此敬重，感情深厚，两人二十多岁时曾一同环游位于爱尔兰西部的戈尔韦郡，搜集当地关于爱尔兰民谣和精灵的传说。1879年，叶芝探访格雷格里夫人的库勒庄园，而后这座庄园成为叶芝长期休养并居住的场所。库勒庄园是典型的爱尔兰式庄园，叶芝曾于1917年在库勒庄园附近买下诺尔曼人建造的农舍，并用旧磨房板材和海青色条石对其修缮，将其命名为“库勒庄园”。叶芝深受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将格雷格里夫人和自己看作贵族文化最后的继承人，而他们所居住的库勒庄园和巴利里塔则成为古老文明的象征。叶芝笔下的诗歌大多与库勒庄园相关，仅标题中与库勒庄园有关的便有《库勒庄园，1929》《库勒与巴利里，1931》及《库勒庄园的野天鹅》等。库勒庄园是叶芝诗歌中连续不断的母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寄托。
福柯认为，“‘他者的空间’存在着某种混合、交汇的经验，可以作为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是一种让我自己看见自己的能力，使我在自身缺席之处看见自身，并在我所在之处重构自我。”叶芝诗歌中的“库勒庄园”便是典型的“他者的空间”，这个空间存在于主体之外，又表达出对主体的再现。《血与月》一诗中的塔楼便是叶芝笔下“库勒庄园”的典型，叶芝这样描述自己的塔楼——“愿这个地方有福气，/这座塔楼更有福泽；/一个沾满血的、傲慢的强者/曾经从这家族中崛起，/主宰着它，/就像这些墙壁从这些风吹雨打的库勒庄园中崛起/带着嘲弄我竖起了/一座强大的标志，/并以诗歌一遍遍把它唱赞，/嘲弄一个顶端/已经半死的时代。”叶芝诗中代表着“一座强大的标志”的库勒庄园便是典型的爱尔兰贵族阶层修饰的塔楼，它与外界有着高墙与藩篱的阻隔。随着外来势力不断对爱尔兰的入侵，高墙藩篱的塔楼式库勒庄园在爱尔兰逐渐盛行。与此同时，“在建造库勒庄园的土地上，英国的地主制度被搬过来，在爱尔兰乡间形成了三个主要阶级：入侵者优势阶层，拥有土地的农场主以及无土地的劳动者。”诗中“沾满血的、傲慢的强者”等词都指入侵者优势阶层，叶芝在后文的诗歌中也使用了“血腥”等词语勾勒出入侵者的暴力统治，对爱尔兰人的家园守护及原乡记忆的情怀进行了确立与维护。
为了表现出“库勒庄园”所隐含的隔离、孤立等意义，叶芝将居住于库勒庄园中的人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在描写库勒庄园的多首诗歌中，叶芝都着重描写了代表人物罗伯特·格雷格里。罗伯特·格雷格里是格雷格里夫人的独生子，年轻时服役于英国皇家空军，“一战”期间在意大利的前线战争中阵亡。叶芝在《一位爱尔兰飞行员遇见自己的死》一诗中借罗伯特·格雷格里之口控诉了入侵者对爱尔兰人民的伤害，以及爱尔兰人民面对入侵时的精神焦虑与自我身份的怀疑及深思——“我对所抗击者并不仇恨，/我对所保卫者也不爱惜；/我的故乡是在基尔塔坦，/那里的穷人们才是我的同胞。/结局既不会使他们损失，/也不会让他们过得更好。/不是欢呼的民众，/法律或义务使我参战，/是一段寂寞的愉快冲动/长驱直入这云中的骚乱。”这段诗歌中，“所抗击者”是指德国人，“所保卫者”则指英国人，只有“基尔塔坦的穷人”才是库勒庄园的爱尔兰本土民众。在这首诗中，格雷格里明显将自己的身份孤立于他所服务的宗主国英国之外，但对于本土本宗族的爱尔兰同胞之间又存在一种看似亲密实则仍然存在隔阂的关系，这是爱尔兰人面临宗主国英国的统治而产生的身份焦虑与游移——“我”不是自己，也不是别人，只是一个包含主体的“他者”。格雷格里坚持参加“一战”，并非因为欢呼的民众或法律或义务，而是因为“一段寂寞的愉快冲动”，“寂寞”一词也说明英国作为宗主国并不能兼容爱尔兰的种族、文化与社会的事实。学者艾勒克·博埃默认为，叶芝对于英国爱恨参半的感情使他在诗作中呈现出民族主义的立场，通过树立爱尔兰人的传统形象来建立一个“物质主义英国”的对立面。然而从诗歌中我们可以发现相反的方面，叶芝在对笔下的库勒庄园及库勒庄园中的居住者进行描写时，提取了“他者的空间”中的矛盾身份立场，使其笔下的爱尔兰人同时面对着与宗主国英国的对立，以及与爱尔兰本土本宗族人民的对立。也正是这种对立，让叶芝能够同时接受英国的特色与爱尔兰本族的传统，在日益多元化的爱尔兰社会中表达多种阶级的身份诉求。
“库勒庄园”中的男性与女性
叶芝的抒情诗歌中具有明显的性别特色，同时呈现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首先，叶芝的诗歌具有传统诗歌中存在的经典女性气质，具有抒情气氛及自我言说的内向性，通过浪漫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结合，吸引读者探索其诗歌中融入的象征意义。叶芝生平中许多经典又颇负盛名的诗歌都是以女性为主题，如矛德·冈、疯珍妮、他的妻子及情人等。叶芝的研究者们多数更加注重叶芝的女性特质及其诗歌中蕴含的女性空间，但其笔下诗歌中的男性气质同样具有多重象征意义。叶芝对于“库勒庄园”这一意象的描写就能够较为直观地呈现其诗歌中的男性气质。
学者萨克认为，“男性的象征与女性的象征，其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们各自的空间特质。前者倾向于直线形和棱角，后者则倾向于曲线和被环绕的东西。”叶芝在诗歌中创造性地延伸了“库勒庄园”的深刻内涵，将男性的象征与库勒庄园的空间表征进行联系，显示了男性气质与爱尔兰文化中坚韧、棱角分明的相似之处，进而引申至爱尔兰民族性格中的坚定信念。
叶芝的《血与月》曾这样描写过库勒庄园中的塔楼，“我宣布这座塔是我的象征，我宣布/这螺旋的踏车般的楼梯是我祖先流传的楼梯；/戈尔斯密、贝克莱和波克曾经旅经此地。”叶芝认为， 这座矗立在爱尔兰乡间的古老钟楼就是男性气质的象征，其棱角分明的垂直外观则是爱尔兰男性精神的强大的表征。在诗歌中，叶芝提到了戈尔斯密、贝克莱以及波克等爱尔兰男性精英，将这些男性精英气质与塔楼和螺旋楼梯联系起来，足以让人领会爱尔兰式的高傲、高贵的民族精神。
在塔楼中，叶芝着重强调旋转的楼梯，而楼梯本身会让人联想到巴别塔等连接上帝的“宇宙之梯”。弗莱在阐述自己的文学理论时提到，“楼梯”这一形象意在说明人类是如何渐渐意识到自然是一种秩序或宇宙的等级性。叶芝诗歌中的楼梯紧紧依附于塔楼之中，而塔楼随着楼梯的旋转也逐渐呈现出螺旋上升的特点。随着叶芝在其神秘主义领域的不断开拓及完善，塔楼逐渐在诗歌中成为楼梯的重要变体，塔楼的“空间性”也成为历史螺旋上升的表征——旧制度分崩离析，新制度逐渐建立，两千年为一个轮换周期。叶芝的诗歌中大多涉及处于统治地位的男性气质与支配地位的女性气质，例如化身为天鹅的宙斯与丽达生下美丽的海伦，导致人类遭受巨大的灾难；而玛利亚与化身鸽子的上帝生下基督，为人类带来希望和救赎。男性气质的支配地位放在历史进程中，则体现了叶芝本人对于基督教“千年盛世”的预言的信任。在叶芝看来，新的救世主将在爱尔兰降临，爱尔兰旧秩序的崩塌势必带来新世界的构建。叶芝诗歌中的男性气质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爱尔兰人民高贵的民族精神、坚韧的民族信念，这样的气质与叶芝诗歌中固有的女性气质一起，形成了属于叶芝的独有的刚柔相济的内涵，在爱尔兰新旧交融的时代中散发出特殊的光芒。
“库勒庄园”中的永恒与毁灭
在叶芝笔下，“库勒庄园”是爱尔兰文化的重要载体。叶芝记录过他在库勒庄园的生活，到处都有古老的大理石像、精美的绘画甚至亲手装订的书籍。叶芝喜欢将爱尔兰的庄园与意大利的城市进行对比，对叶芝来说，库勒庄园是爱尔兰极少数能够提供和平与安全保障的地方，只有这样的地方才能保证爱尔兰艺术的永恒绽放。
《库勒庄园，1929》中，叶芝的思想得到了深刻的印证。“我沉思默想一只燕子的飞翔/默想一位年老的女人与他的库勒庄园/她们像燕子一样来，像燕子一样去，/但是一个女人坚强的性格能够使一只燕子保持它最初的意图/仿佛围绕着一个圆规的中点/旋转的五六只燕子在空中找到了实在的真切，/那些横向切入或反向跨越/时间的诗句与理性之美。”叶芝在这首诗中提到了约翰·辛格、休莱恩以及海德等爱尔兰杰出作家，他们就像旋转的燕子，围绕着库勒庄园这一圆规的中心飞翔。除去上述作家，叶芝同一时代的许多文学艺术的重要人物都曾在库勒庄园休养，因此叶芝笔下的库勒庄园带有一种艺术永恒绽放的意味。
《叶芝诗集》
不仅是库勒庄园，叶芝在《塔楼》《七贤》等诗歌中多次提到戈尔斯密、贝克莱等爱尔兰艺术文化代表人物，这些都足以表现出叶芝笔下“库勒庄园”中艺术与民族精神的永恒性，而这种永恒性在《库勒与巴利里，1931》一诗中有着更为深入的解释。叶芝在诗歌中提出问题——“水若不是繁衍滋生的灵魂又是什么?”弗莱曾经把水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指代，他认为“水是惩罚方式，也是拯救手段。”叶芝描绘库勒庄园与巴利里塔的水，“在我的窗台下面，那河水湍急奔流/钻入地下，在库勒庄园的岩石中裸露的地方升起/在那里舒展到一个新的湖泊之中。”作为叶芝诗歌中两处典型的建筑，库勒庄园与巴利里塔经过水的连接实现了统一。爱尔兰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经过水的洗礼，保持了永恒的生命与力量。
在强调“库勒庄园”所指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永恒性的同时，叶芝也在爱尔兰内战期间感受到了爱尔兰式庄园即将被摧毁的悲剧前景——那些具备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库勒庄园”，往往会成为暴力战争中的牺牲品。在《库勒与巴利里，1931》中，叶芝发现，“高大的骏马没了骑手， 伟大的歌不再回返”。1929年，叶芝在与莎士比亚的家人通信时也谈及爱尔兰内战时的现象，“我渐渐担心世界的最后的伟大诗歌时代已经结束。”即便如此，在“库勒庄园”毁灭的边缘，叶芝仍然坚持着对爱尔兰民族精神的守护，试图通过回溯“库勒庄园”中艺术与民族精神的永恒性来追寻不朽的精神。正如《驶向拜占庭》中，叶芝将代表爱尔兰民族精神的“库勒庄园”空间拓展到了拜占庭这一永恒的艺术疆域。尽管在现实世界中，随着暴力战争，爱尔兰的民族精神与民族艺术领域难逃被破坏的厄运，但在叶芝的诗歌中，这份代表了爱尔兰人内心的渴望将永远处于守护之中，并继续传承爱尔兰民族的崇高精神。
结语
作为特殊的文化符号，“库勒庄园”是研究爱尔兰文学的重要参考。它是空间意义的表征，可以表达庇护、禁锢等意义。叶芝诗歌中的库勒庄园书写，是爱尔兰现当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在被宗主国英国统治、内外战争交困的时代，尽管对自身的身份认知充满了焦虑，叶芝笔下的爱尔兰人仍然通过“库勒庄园”这一意象表达着民族精神与立场，彰显出爱尔兰民族的崇高理想与信念——正如英国诗人奥登在纪念叶芝时写道“疯狂的爱尔兰将你刺伤成诗”，叶芝的一生都与爱尔兰民族复兴紧密相连。此外，在叶芝的时代，“库勒庄园”还被赋予了多重象征意义，我们能够从诗人对库勒庄园的描写中找到种族间的关系，阶层间的关系，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甚至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库勒庄园”作为叶芝诗歌中的特殊意象，实现了不同时代间的连接以及理想与现实间的融合，其空间的表征意义将永恒存在于爱尔兰的民族精神之中。
来源：《世界文化》2019年07期 史舒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