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院品古
明 仇英
绢本设色 纵41.4厘米 横33.8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崇祯十六年（1643年）中秋日，在明末白热化的党争中失势蛰居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东林党魁钱谦益，丝毫没有体验到节日的欢愉。这天一大早，他就收到了时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凤阳等军务的马士英差人送来的通报军情的书信—此刻大明王朝风雨飘摇，外临劲敌、内有叛乱，山河破碎的中国疆域内正奉行三个正朔：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大西（张献忠）义武元年，此外，李自成也已在襄阳称王—但在钱谦益给马士英的回书与赠诗中，我们并没有读到太多“国破山河在”的危机意识，抑或他对拥兵自重的马士英出兵“剿寇”并不抱什么期待。总之，接下来的一天，他照例写了一些酬酢文字，应付士林故旧，还为久病初愈的柳如是办了一场佛事，似乎真的“春明之梦已残”，但求“安顿一身”了。但天不遂人愿，还是有件事令他心境大坏、神伤不已，那就是他又见到了自己曾视若性命却折价售出的珍本古籍—前、后《汉书》：
赵文敏（引者注：赵孟頫）家藏前、后《汉书》，为宋椠本之冠……余以千金从徽人赎出，藏弆二十余年，今年鬻之于四明谢象三。床头黄金尽，生平第一杀风景事也。此书去我之日，殊难为怀。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挥泪对宫娥”一段，凄凉景色，约略相似。（《跋前后汉书》）
关于这段公案，好事者多关注鬻书背后的桃色争端，即钱谦益门人谢象三与乃师争柳如是不胜，遂于后者手头拮据时落井下石，以泄私愤（全祖望《题视师纪略》），而将钱谦益因割爱鬻书而流露的“殊难为怀”的悲悼之情，当作文人的夸饰与矫情，轻易放过。事实上，若在海内升平之际，钱谦益“挥泪对宫娥”的悲情堪称藏书家的风流韵事，然而，倘若联系到前文提及的时局，我们不禁会心生疑窦：作为名重当世的士林领袖、文坛宗宿，此时此刻，钱谦益为何对眼前明王朝大厦将倾、岌岌可危的覆亡之局泰然处之，反倒对着可有可无的身外之物，悲伤莫名，甚至将其比拟为亡国之痛？
“玩物”的风尚
众所周知，钱谦益是明清之际海内屈指可数的大藏书家。他在不同场合都曾表示自己有“书癖”，嗜书如命。把割爱鬻书比作“李后主去国”，固然有夸饰的成分在，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忽略这种沉迷于长物的“嗜癖”对其情感世界、精神结构和实践取向所产生的切实影响。前文提到的钱谦益面对真正亡国危局的消极、平静，与面对“嗜癖”之物的激切、悲悼之间的对比，或许稍显极端，我们再看一例“嗜癖”对其平居处事的影响：钱谦益早年宦居北京时，常常从后辈藏书家曹溶处借阅藏书，并许诺后者借观自己珍藏的《九国志》和《十国纪年》等孤本，后来却改口称“我家无此书”。等到顺治七年（1650年）十月，绛云楼大火，他的大部分藏本付之一炬，才懊悔不已地对曹溶吐露了实情：“我有惜书癖，畏因借展转失之，子曾欲得《九国志》《十国纪年》，我实有之，不以借子。今此书永绝矣！”（曹溶《绛云楼书目跋》）正所谓“人生百病有已时，独有书癖不可医”（陆游《示儿》），就此而言，钱谦益的私德，受“嗜癖”所累着实不浅！
事实上，不独钱谦益为“嗜癖”所累，累人之物也不止于藏书。我曾在书中论及，明清时期，文人士大夫醉心、流连于长物构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和审美风尚，他们不仅在生活实践和社会交际中尽情把玩、享用玩好之物，而且在言谈和著作中，也毫不讳言自身对美好之物的迷恋，反倒是把这种“玩物”行为标榜为文人雅趣，当成判断个人审美品位的尺度（《“物”的崛起——前现代晚期中国审美风尚的变迁》）。如张岱在他著名的《自为墓志铭》中津津乐道于自己“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而他的好友祁止祥在“玩物”方面亦不遑多让，“有书画癖，有蹴鞠癖，有鼓钹癖，有鬼戏癖，有梨园癖”等（《陶庵梦忆》）。张岱甚至宣称，“人无癖不可与交”。稍早一些的袁宏道则说“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单从此种流行观念来判断，钱谦益匿书不借，不仅不能谓之“面目可憎”，而且应该视为“名士风流”了。到了清初，此风仍未消退，张潮在《幽梦影》中把“嗜癖”与人的关系，比拟为蝶之于花、泉之于山、苔之于石、藻之于水、藤萝之于乔木……这就是说，“玩物”非但不“丧志”，反倒令人可爱、可亲、可观了。
了解了这些，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明清时期集中涌现出那么多以玩物、赏物为主题的小品著作。仅就当下坊间仍畅销不衰的而言，就有曹昭《格古要论》、高濂《遵生八笺》、袁宏道《瓶史》、文震亨《长物志》、屠隆《考槃余事》、陈继儒《妮古录》、李渔《闲情偶寄》等。可以说，这些闲赏小品的大量涌现，既是对明清文人“玩物”风尚的反映，又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一风气。那么，人们沉浸于此种“玩物”风气中，究竟获得了何种体验？
陶縠赠词
明 唐寅
绢本设色
纵168.8厘米 横102.1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体物”的美学
前面提到的那些闲赏小品内容极为驳杂，但凡服饰、饮食、家具、器物、书画、古董、花木、泉石、山水、园林、禽鸟乃至美人、戏剧、诗词等，或专论、或旁涉，无所不备。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旨趣，那就是借助于美好之物来装点和营造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情境，使自身得以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片刻和情境中，都能体验到审美的乐趣。借用李渔《闲情偶寄》中的话说，就是“过目之物，尽在画图；入耳之声，无非诗料。”
要达到这种诗意盎然的生活境界，当然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可是，单靠雄厚的家资显然也是不够的，还需要内在的“闲情”与“慧眼”来发现、体验和开拓物给人带来的美感。事实上，明清时期有许多达官显宦、富商巨贾受到“玩物”之风的熏染，利用权势或金钱罗致了大量的古董、书画和玩好之物，但并未得到时人的认可与尊重，反而常常受到讥讽与嘲弄。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才情、趣味、审美鉴赏力和创造力以及文化涵养并不足以发现、体验和开拓美好之物的审美可能性，而这种美好之物的审美可能性，才是明清文人“体物”的美学鹄的。
体物之美的第一层要义，是全方位地洞察、欣赏玩好之物通过质料、形制、色泽、声音、触感等呈现出来的美感。清初人尤侗在给李渔的《闲情偶寄》所作的序文中称：“声色者，才人之逆旅；文章者，造物之工师。”这显然是承袭了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一语的句式，并把后者因人生失志而产生的倦怠感、虚无意识，转化成一种积极的、审美的人生观念—既然天地万物均是宇宙大化的“声色”与“文章”，人生天地间，就应该“用狡狯伎俩，作游戏神通”，把生活的目光聚焦在审美发现上。此种审美发现并非“万物静观皆自得”式的超功利审美鉴赏，而是要激活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日常生活美感体验中实现审美的再创作。
这就涉及体物之美的第二层精义，那就是人与物的互动。对于个别的器物而言，这种互动意味着美感的开发与深化，如茶器，“入用久，涤拭日加，自发閧然之光，入手可鉴”（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如石砚，长期蓄养，扣之则“其声清越”，观之则“紫气闪闪，如画家著胭脂之色”（程瑶田《纪砚》）；如香炉，“薰燎既久，敷色渐磨，铜质显露，如良金在冶，晶光发越，宝焰陆离，莫可云喻”（项元汴《宣炉博论》）……要有生命、情感和才情的介入，方可称为“鉴赏家”。对于众多的器物而言，这种互动意味着将审美创造的原则与方法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来，在器物的选择、陈设中贯彻艺术创作的法则，如“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方妙。置瓶忌两对，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绳束缚……”（袁宏道《瓶史》）总之，正如李渔所言，要“使人入其户登其堂，见物物皆非苟设，事事具有深情”（《闲情偶寄》），也就是营构如诗如画的日常生活空间。
可以说，体物之美是一个年常日久的生活过程，而玩好之物入手之时，不过是这一审美过程的起点而已。实现这一过程，自然需要深厚的艺术和文化涵养。在前文提及的“玩物”风尚以及闲赏小品著作中，有不少人总是强调“好事者”与“鉴赏家”之间的区分，力图把那些附庸风雅的达官显宦、富商巨贾和纨绔子弟从“风雅世界”驱逐出境。他们所建立起来的评判尺度，也就构成了“体物”的美学的第三层要义。
曹氏仿汉镜
明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生活的文明
如果泛泛而谈，“玩物”的风尚与“体物”的美学似乎只是中国传统文人趣味在明清时期规模空前的集中呈现而已。当时的道学先生们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集中批评文人士大夫“玩物丧志”的奢靡生活及其对社会风气的消极影响。像钱谦益这样在国家危亡之际仍沉迷于个人嗜癖与审美趣味无法自拔，并且在士林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自然会成为众矢之的。对此，他多次撰文加以反驳，这从他的文集中自可读到，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他对“玩物”风尚与“体物”美学之时代背景的概括：
世之盛也，天下物力盛，文网疏，风俗美。士大夫闲居无事，相与轻衣缓带，流连文酒。而其子弟之佳者，往往荫藉高华，寄托旷达。居处则园林池馆，泉石花药；鉴赏则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瞿少潜哀辞》）
在钱谦益看来，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经济富庶、思想自由、风俗醇美，是典型的“盛世”，这种历史判断，不光与道学先生们相龃龉，而且与后来传统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截然相反——如众周知，“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的观点，曾一度占据明史研究的主流：万历以后朝廷上日趋激烈的党争、官场中无可救药的贪腐、财政上的横征暴敛以及地方上此起彼伏的民变、叛乱等，皆为后来明王朝的谢幕埋下了伏笔。而钱谦益的观点，则展现了观察历史的另一个视角，那就是经济、文化和思想的积淀与新变。二百年后，龚自珍在《江左小辨序》中，也力辨晚明并非“衰世”，他的主要依据，就是那时“江左承平，斗米七钱”的经济成就，其表征，即文人士大夫“风气渊雅”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背后，隐藏着一种以“物”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为线索建立起来的新型社会运行逻辑的成熟，如时人陆楫在《蒹葭堂杂著摘抄》描述文人士大夫的奢华生活时所言：“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这就是说，旧制度和旧观念的衰败并不能一概而论，明中叶以后传统秩序的危机，也预示着一种新的文明的生长。那就是以“玩物”的风尚和“体物”的美学为表征，以新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和生活形态为方向的生活文明。
这种生活文明从明中后期开始萌动，在明清之际“礼崩乐坏”的时局中蓬勃成长，延续到清前期“过分承袭前朝”（黄仁宇语）、重建礼乐规范的“康乾盛世”，因传统的力量卷土重来而丧失了进一步拓展的可能性。但它并未消歇，也不会轻易后退，而是沉淀为一种优雅、闲适、美好的生活理想，在不同的历史际遇中崭露头角。
（原文标题：《明清文人“体物”的生活美学》）
来源：《中华文化画报》2018年06期 赵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