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历史上，士人“就贾”、商人“入仕”的现象并不鲜见，亦非始于明清。但是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情势，“士商合流”在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蔚为大观，并对社会结构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农本商末”与“重农抑商”的观念和政策一直为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所固守，自春秋以来，就有“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的阶层划分和固化，即使在包容开放的唐代，也仍有“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的明文规定，在士商之间划出森严的壁垒和难以逾越的鸿沟。
历经晚唐、宋、元数百年来士庶阶层的融合、坊市制度的打破和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商人群体的力量勃兴，士商互动乃至“合流”终于在明代中叶以后成为社会阶层变化的显迹和主流。正如清人沈垚所言：“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之大较也。”针对这一特殊历史现象和重大社会变迁，以明清之际两淮盐商为例，大致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考察：
一是经济角度的历史考察。
晚唐以来，随着城市“坊市”制度被打破，城市的商业贸易更加兴起，城市的经济职能显著增强，区域市场、边境贸易和海外贸易迅速发达，造就了一批繁华的大都市、兴旺的小市镇，宋代商品经济已成为重要的经济运行模式，商业税收成为国家财税来源之一，所谓“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城市的发展特别是人口的急剧增加，对粮食、布帛等传统农业生产提出了更多需求，也为一地生产无法满足、亟须依赖更大区域的商品贸易发展创造了机遇，由此造成了商业人口的增多和商人阶层的兴起。至明嘉靖时，“四民自士农工贾而外，惟牙侩最多，俗云经纪……扬州、瓜（洲）、仪（征）经纪不下数万”，其中，“新安最盛，关陕、山右、江右次之”。
这些商人群体的出现和崛起与明初盐引制度的创设关系颇深，所谓“开中制”成就山西商帮，“折色制”促兴徽州商帮。盐业自古就由国家实行垄断经营，明初为解决边疆军粮、物资储备问题，洪武三年（1370年），政府募集商人送纳粮食换取盐引，凭引领盐运销于指定地区；洪武四年（1371年），制定中盐则例，计道路远近、运粮多寡，考虑中纳商人能否获利等因素，以确定粮引兑换额。这就是所谓的“开中法”。但是不久，皇室、宦官、贵族、官僚们见持有盐引有利可图，纷纷奏讨盐引，再转卖于盐商，从中牟利，即所谓“占窝”。这种情形愈演愈烈，破坏了“开中”制度，也严重影响了政府财政收入，盐法改革势在必行。
弘治五年（1492年），改“开中”为“折色”，即商人以银代米，交于运司，解至太仓，再分送各边，每引盐输银三四钱不等，以致太仓所收之银逾于百万，国家财政收入赖此骤增，盐商资本也得益于此迅速累积，“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明清两代盐商之富可见一斑，政府与盐商之互动与依存也可见一斑。
二是政治角度的制度考察。
自古已然的“四民”等级秩序，以家庭出身禁锢了社会阶层的平等性、开放性和流动性，但是随着科举制的建立和定型，这一制度已成为无排他性的、平民阶层借由读书考试实现固有身份转换的重要通道，而日益兴起的商人阶层可以说是最大的受益者。其实，自唐代开始，商人之子入仕已有迹可循。《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八十卷记载毕諴，“太和中，举进士、书判拔萃，连中”，但其出身却是“世失官，为盐估”。五代以降，“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士庶界限被进一步打破。《宋会要·选举》记载，宋淳化三年，诏曰：
“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
政府对商人子弟应举入仕予以确权。正如苏辙在《上皇帝书》中所言：
“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业而为士者。”
明万历十三年，“采（巡盐）御史蔡时鼎议许扬州商灶子弟于运司应试，提学官一体选取入学”，更是特地为两淮盐商子弟应举入仕大开方便之门。
虽然科举制度为庶民阶层提供了一条平等竞争的社会升迁通道，在这一制度体系之下可以通过个人的资质和勤勉加以实现，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家庭经济条件却是获得良好教育的重要前提。“大抵举选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归……羁旅往来，縻费实甚……盖亦隳其旧产，未及数举，索然以空”，求学应试之路对于平民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正如汪道昆《明故程母汪孺人行状》所说：
“夫养者非贾不饶，学者非饶不给。”
沈垚在《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中也说：
“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显通。”
总之，求学应试之路对于平民家庭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已经成为士商两大阶层的普遍共识。明清之际的李贽、徐光启、顾宪成、汪道昆诸贤，皆为大贾盐商之后。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自顺治三年至嘉庆七年间，约有300个左右的盐商家族，共造就了139个进士和208个举人；同期，又约有180个盐商家族成员通过捐纳获官。由此，盐商群体不仅借由科举考试制度获取了身份转换、阶层晋升的机会，并且进而赢得了政治参与的权利和政治庇护的可能。
三是文化角度的心理考察。
宋元之后，特别是明清之际，商品经济的发达虽然促成了商人阶层的兴起，但这一阶层的集体力量和社会地位的提升远远不能等量齐观。整个社会的“抑商”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农政全书》卷四记载，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曾明确规定：
“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
明末商业书《士商要览》的重要训诫之一即是：
“官无大小，皆受朝廷一命，权可制人，不可因其秩卑，放肆慢侮，苟或触犯，虽不能荣人，亦足以辱人；倘受其叱挞，又将何以洗耻哉。凡见官长，须起立引避，盖尝为卑为降，实吾民之职分也。”
从中不难读出，商人阶层对政府威权敬惧交加、于商贾出身尊卑参半的复杂心境。直至晚明李贽代其发出了“商贾亦何可陋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官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的不平之鸣。可以说，商人阶层对于获得与其经济事功、财富实力相匹配的社会地位的自觉意识和群体诉求日渐高涨。
而这一“觉悟”又与元明以来“治生”之论、“心学”思潮两相遇合。元代大儒许衡提出了著名的“治生说”，他说：
“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治生者，农工商贾。士君子当以务农为生，商贾虽为逐末，亦有可为者。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
许衡强调在“不失义理”的大前提下，先“治生”以资“为学”。许衡“治生”之论，不仅引起了明清两代士人的重视和热议，而且直接影响了两代的士商观念和士商关系。明代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在为弃儒经商者方麟所作的《节庵方公墓表》中指出：
“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
时人亦屡有“商与士异术而同心”及“士商异业而同志”之论。归有光在为徽商所作的《白庵程翁八十寿序》中直言：
“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相混。”
商人阶层对于应有身份、地位的争取至此获得了士人阶层乃至官方的文化认同和理论支持。
四是地缘角度的民俗考察。《嘉庆两淮盐法志》中记载了80位明嘉靖到清乾隆年间移居扬州的商人，其中徽州籍60人，陕西、山西籍各占10人。可见两淮盐商中，徽商所占比例极高，对于“士商合流”这一历史变迁的影响也极深。自南宋始，作为朱熹故里的徽州，儒风昌盛，文教昌明。赵汸《商山书院学田记》记载，元末明初，“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当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至于远山深谷民居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故四方谓东南邹鲁。”其乡人深受理学风气的浸染而咸有崇儒重道的自觉，休宁茗洲吴氏宗族即在其《家典》中明示：
“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
徽商每每有“吾虽游于贾，见海内文士，惟以不得执鞭为恨”的感喟，对孔子“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的遗教深以为然，并以“非诗书不能显亲”以及“非儒术无以亢吾宗”的家训族规自警自励。戴震亦以为“徽人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出身徽商之家的明代学者汪道昆对于“士商合流”有其格外深刻的体悟和经典的论述。所谓“新安保界深阻，地褊而硗，食指滋繁，靡不待贾而足”，首先指出徽人就贾善贾主要是由于地利之不足。《海阳处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则说：
“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则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
他声明徽州一地文风甚盛，其人先儒后贾、不儒则贾，以贾齐家、以儒守业，恪守儒家的传统价值观。《范长君传》云：
“儒者以诗书为本业，视货殖辄卑之，藉令服贾而仁义存焉，贾何负也？”
这更进一步强调徽商对于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观、义利观的社会价值评判和自我标榜。由此，也从商人群体的角度，为“士商合流”作了注脚，即在尊崇并恪守儒家伦理观、价值观、等级观的基础上，明清商人特别是徽商通过以“文”修身、以“义”制利、以“学”入仕等途径，努力实现身份转换和阶层晋升，进而与士流合二为一。
关于明清两淮商人力图实现“士商合流”的努力，又可以从其大规模营建书院、会馆、园林来作进一步的探讨。
先说书院。《嘉庆两淮盐法志》：
“淮扬为人文渊薮，承平之后，渐臻富庶，则教养宜先。是以盐政亟亟振兴文教，修讲舍、延院长、课生徒，泽之以诗书，文之以礼乐，然后疮痍一洗，民气复新。”
清代两淮盐运使司设在扬州，巡盐御史等盐政官员除尽忠职守而外，对于文教极其重视。彼时扬州书院多由盐官提议、盐商捐资共同建设并维持。个中，既有盐官、盐商之间相互依赖、依存关系的主要动因，又有盐商特别是徽商崇儒重教、礼贤下士的乡风族训，更有盐商通过捐资助学从而为子弟获取学籍、应举入仕的现实考虑。其原因就在于：“贡生一途，其目有五，大抵出于学校。明万历中定商、灶籍，两淮不立运学，附入扬州府学”。
扬州书院之盛，柳诒徴在《江苏书院志初稿》中评价：
“江宁布政使所属各府之文化，以扬州称首，扬州之书院，与江宁省会相颉颃。”
从书院诸贤来看，安定、梅花两大书院“掌院”者，有杭世骏、蒋士铨、赵翼、姚鼐等经史大家、文坛巨擘；“四方来肄业者”亦有段玉裁、王念孙、汪中、洪亮吉、孙星衍等一时之选，所谓“能文通艺之士萃于两院者极盛”。两淮盐商与诸贤颇多交游甚至供养，佑文造士功不可没。
再说会馆。明代以前多称行会，明代中叶之后亦称会馆、会所。伴随明代后期商品贸易的兴盛，山陕、徽州等各地商人纷纷来到“四方辐辏”的江淮地区行商坐贾，旅居异地的乡人为“敦乡宜，叙桑梓”，积极创建地方会馆。以扬州一地观之，四岸（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公所、安徽会馆、旌德会馆、山陕会馆、湖北会馆、湖南会馆、岭南会馆、浙绍会馆、宁波会馆等二十多个以地缘为基础的会馆的兴盛，也成为全国贸易中心之一扬州商贸兴旺的重要标志。
《重修浙绍会馆记》和《建立（岭南）会馆碑记》是两篇事关会馆创设的重要史料。两篇文献均首先指明会馆的地缘和乡情因素，所谓“为越州君子客于扬者，往来憩息之所，笃乡谊也”，所谓“因思日久人众，虽萃于一方，而声气无以联络，则于桑梓之谊恐转疏也”，但是前者又提出“于时民物繁华，相见以信，而贸迁利饶，集其羡余，修葺房宇，故不伤财而事易举”，这里“事易举”除了“集羡余”和“笃乡谊”的初衷外，应该也有“相见以信”和“贸迁利饶”的深层思考，后者即就此明言：
“且鹾业关系甚重，非寻常生业可比。虽有一定章程，而于常课之外，或有他项捐输，一奉大府文告，随时筹复，非齐集而共商之不可。”
要之，会馆也是商人、商帮就同业交易、政府捐输等会商行情、发布公议、筹划回复、施行善举的公共场所，一定程度上也可看作是集中代表客商群体利益，与政府进行交涉的议事机构，是士商互动“合流”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再说园林。自古以来扬州就有营建私家园林的传统，唐代诗人姚合《扬州春词三首》盛赞“园林多是宅”，与唐代诗歌、笔记以及后世方志记载两相印证。但宋元两朝私家园林寥寥无几，直至明末清初，以扬州盐商子弟郑元嗣的五亩之宅二亩之间、郑元勋的影园、郑元化的嘉树园、郑侠如的休园和仪征盐商兄弟汪士衡的寤园、汪士楚的荣园为代表，私家园林的营建盛况空前，名甲天下。时人刘大观评价说：“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
清代扬州盐商园林之盛，虽然有借康熙、乾隆南巡驻跸扬州之机，于北郊瘦西湖构亭筑园以邀宸赏的现实利益驱动，但更有钦羡和仿效传统士人文化生活方式、审美旨趣的强烈主观意愿。传统私家园林也由官员致仕返乡个人化的“娱老消闲之具”，向盐商夸耀富贵、流连风雅的文化沙龙举办之地转变。清人钱升在其《西亭记》中指出：
“夫维扬为四方丛集之地，凡士大夫之为寓公迁客，与夫估人舶贾之流，走鱼盐金缯如鹜者，即修治园圃、亭台之属，率为藻雘曲折，以相矜尚。”
盐商不惜重金厚礼，广购四方奇树怪石，并与文士交游密切，不仅延请计成、石涛等园艺大师亲自摹画规制，而且奉养大批海内名流和失意文士诗酒园中。《扬州画舫录·城西录》记载：
“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
而孔尚任《城东草堂集序》则云：
“天下之言诗者，莫盛于燕台与维扬。”
特别是每次聚会诗成之后旋即付梓，又带动了扬州书籍刊刻、编纂、收藏业的繁荣。
明清之际，士商互动乃至“合流”的社会动向，不仅促成了两淮盐商自身素质的极大提高，加速了群体风貌的儒化进程，而且直接推动了社会阶层的历史嬗变，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但对于威权政府和传统士林利益交换式的乐输报效、伙本行盐、联姻换帖，所造成的贪渎丛生、腐败窝案乃至严重侵害政治肌体等后果，也需在“亲”“清”政商关系的关照下予以正视并力纠其弊。
来源：《唯实》2019年01期 马俊；刘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