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史上，至魏晋，书法摆脱了工具性与文人化生命感性相感召而趋于审美自觉之后，书法之道与艺便成为横亘在书史上的张本。也即是说，从这个时期开始，书法已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与形式的问题，而是由形式上升到本体。
魏晋书法对意的关注，便再好不过地说明，形上本体—道已成为书法的精神本源。这种精神本源表现为魏晋书法的玄学化，言不尽意，以形写神。晋人以意言韵、言神、而意之本体即易玄之道。道本于无，表现为形上精神本体与意的无限。也正是从魏晋开始，言不尽意，气韵生动，以形写神，构成中国艺术美学的核心与主旨。因而不是外在的形式和繁复的形式风格技法，成为书法的审美表达，而是精神本体构成书法的价值本源。从东晋至宋代书法的文人化，使得书法的精神价值追寻成为书法的核心，道艺模式遂成为书法的表征。
书法的文人化性质与独特文化审美地位决定了书法的文化价值定向，这是历史给出的答案。书法产生于中国文化内部，因而人文化成的文化品格与要求便构成对书法的制约。从线的营构、品格到气韵风骨、神采、意境都浸透着本土美学的形上追索，而这一切又归为书家文化本位的个体存在。一个进入不了中国文化内部—为文化所化的书家，不可能成为书法大家，也不可能创造出一流的伟大作品。这是毋庸置疑的。由此书法也如佛学渐悟的体道过程，书法的高度取决于生命境界的高度，单纯的技巧并不能深入中国文化内部。
早在北宋时期，苏轼就指出：
“世之工人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辩。”（《净因院画记》）
黄庭坚批评周越草书之俗，也是从其“胸次之罪”，也就是境界格调不高而发的。这说明在以气韵、格调相高的书画领域，道与文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这里，道并不玄妙，道有形上之道、自然之道、生命之道、文化之道、个体之道。在道的泛化语境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由文化自觉而超越世俗的创造性个体自觉。历史上的每一位大艺术家无不具备这一点，这也是道与艺的张力所在。“中国学者认为，不具备对文化传统中‘道’的认识，任何独特的或者怪异的思想，不管有多么奇警，只能导致妄作，不可能载入新的史册。”（方闻《心印》）。
来源：《中国书画》2021年第01期 姜寿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