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政治家倪宽是汉武帝时代有名的儒学大家，文化修为颇高。他从一个基层小官吏一直做到了御史大夫，位居三公之列。史载其“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务在得人心；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倪宽初入官场时，担任的是文学卒史，进入了廷尉（类似于今天的司法部长）张汤的秘书班子，为领导起草文稿。不过在这个秘书班子里，倪宽工作得十分不如意。部长张汤向来重法，选用的秘书班子成员基本都是“文史法律之吏”。而倪宽虽擅长作文，但基本都是围绕儒学德化，这显然与张汤的政治口味不符。在张汤看来，儒家那一套都是迂酸的学问，不值一提，倪宽被当成了一无是处者而颇受冷眼。后来，不被待见的倪宽遭到了“政治流放”，到“北地视畜数年”。
几年之后，倪宽回廷尉府向部长张汤汇报工作，呈送有关牲畜的簿册。其间，倪宽看到张汤眉头紧锁，听他的汇报工作根本是心不在焉。倪宽很是纳闷，便向廷尉府的秘书同僚们私下打听。原来最近张汤给皇帝写了一份有关国家司法改革的奏章，可奏章连上了数次，都没有过关，被皇帝给打了回来，张汤还受到了皇帝的严厉申斥。一把手被骂，秘书们的日子更不好过，张汤大骂秘书班子是一群酒囊饭袋，并言明如果再写不出让皇帝满意的奏章，全体秘书将被解聘。看到饭碗可能混丢，这让秘书班子里的人一个个如热锅蚂蚁不知如何是好。倪宽了解情况后，就让他们讲了讲奏章里面的大致内容，倪宽听完后，思忖多时，指出了奏章里面的一大缺陷——缺少儒家德政方面的内容。倪宽深知，时下皇帝的治国之策是霸王道杂之，提倡儒法并用，既要重法，又要隆礼。显然无论是张汤还是秘书班子里的成员都没有准确把握住皇帝的治国方针，这怎会写出让皇帝满意的奏章？
倪宽把奏章里的缺陷告诉秘书班子成员后，众人是面面相觑，要说讲法他们一个个都是内行，下笔可以洋洋洒洒。但要是谈儒，一个个又都是门外汉，知之甚少。于是大家请倪宽在原奏章的基础上修改一番。倪宽也并未推辞，他心里明白多年的政治边缘化主要是因为自己的才华无法得以施展，如今有了这样一个千载难逢可以显示自己才能的机会必须要抓住。很快，倪宽就把奏章修改完毕，当这份奏章再次拿到张汤面前时，张汤读后大吃一惊，“召宽与语，乃奇其材，以为掾”，就这样凭借着修改奏章的偶然机会倪宽告别了数年的放牧生涯，重新回到了廷尉府。张汤把倪宽修改的奏章呈给汉武帝后，马上就被批准了。几天后张汤拜见汉武帝时，皇帝还问道：“前几天的那份奏章绝不是一般的官员能写出来的，写奏章的人是谁呀？”当张汤说出倪宽的名字后，汉武帝大悦，称“吾固闻之久矣”。
看到皇帝都知道倪宽的大名，张汤此时后悔不迭，心想差点埋没了一个人才，于是更加器重倪宽。他就让倪宽担任自己部门的秘书长，专门负责给自己起草各种政治文件。之后张汤任御史大夫，向皇帝推荐了倪宽为侍御史，协助他处理日常的司法工作。倪宽处理政务思维缜密，细致而有条理，这给张汤留下了极好的政治印象。
在日常政务里，倪宽可以说一直坚守勤政爱民。尽管在汉代统治者们始终强调以农为本，但受天灾人祸的影响，农民的生活始终困苦不堪，若是能勉强维持温饱，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年景，因为手中的钱粮多被官员无情征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官员征收赋税的多少，官员征收的赋税越多，政绩越好。因此为了多增加赋税为自己的政绩加分，冷血的官员们往往巧立名目，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式的压榨剥削，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倪宽出身于家境贫寒之家，他对农民的困苦是深有体会的，更对那些麻木不仁一心只为升官的官员们对百姓的野蛮掠夺嗤之以鼻。在倪宽的从政词典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始终是其不变的政治信条。面对贫苦之家的农民，倪宽非但不会强行摊派征税，还会主动借贷给他们渡过难关，并免除他们的租税。他的名字也因此没有随雨打风吹去，而是深深地镌刻在了历史的丰碑上。
刘占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