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日长宜读书:宋人的“玩书”之乐

文房一隅,当窗焚香,一把条案,几册古书。在传统文人的风雅生活中,“书”常常不是苦心研读的高文典册,而是悠闲品味把玩的欣赏对象。摩娑书卷、悠然心会于书中之意趣,这是古人的“玩书”之乐。宋人在其诗歌中,对此“玩书”之乐,有十分丰富的表现,值得细细品味。

一、 玩书之乐:宋人的读书趣味

宋代印刷业发达,加之重文轻武的政策,上至帝王、下及孺子,都以读书为高雅的象征,读书活动成为文士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好读书”靡然成风。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三记载:

赵季仁谓余曰:“某生平有三愿: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

《宋稗类钞》记载:

黄太史鲁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理义不交于胸中,便觉面貌可憎、语言无味。

“好书”与“好人”“好山水”并举作为平生中致力追逐的趣味,足见宋代文士对读书的嗜好与痴迷;黄山谷认为三日不读书则形貌气质一并颓丧,更可见读书是士大夫们内在的精神修养的体现。

宋人表达对书的喜爱,常以“嗜书”言之。《梅屋书目自序》中说:

予贫,喜书。旧积千余卷,今倍之,未足也。肆有新刊,知无不市;人有奇编,见无不录。故环室皆书也。或曰:“嗜书好货,钧为一贪。贪书而饥,不若贪货而饱;贪书而劳,不若贪货而逸。人生不百年,何苦如此?”(许棐《梅屋献丑集》,百川学海本)

“嗜”字表达了喜爱而近乎贪恋,以至于不能节制而有分寸。一般人说“嗜酒”“嗜财”,都有这样的意思。宋人言“嗜书”,同样有对自己痴迷书籍而难以自拔,又自得又无奈的复杂心绪。这样的嗜好,也造就了陆游那个填屋充室皆是图书的“书巢”。陆游说:

“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痛呻吟,悲犹愤叹,未尝不与书俱。宾容不至,妻子不觌,而风雨雷雹之变有不知也。间有意欲起,而乱书固之如积槁枝,或至不得行,则辄自笑曰:此非吾所谓巢者耶?乃引客就观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书巢记》)

这满坑满谷都是书的“书巢”,既让陆游有“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的尴尬,又让他有身处邵窝一样的陶醉。

“嗜书”让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成为卓越的收藏家,在其中得到巨大快乐,《金石录》后序云: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栗。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翠羽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书”带给宋人什么样的快乐,让他们如此好之、嗜之,以至于忘乎所以?“书”让他们能收获知识、沉潜义理、研习学问,然而光有这些,并不能完全概括“书”之乐。对于宋人来讲,读书是风雅生活的重要内容,用悠游玩味的心态沉吟于书卷之中,在窗前月下、公余闲谈之际品书论书,这是宋人的“玩书之乐”。李清照和赵明诚在共同读书、品书中得到的快乐,虽然带有收藏家的独特体验,但也很集中地反映了宋人“玩书”的快乐。

“玩书”是一种富于美学色彩的读书行为和读书体验。“玩书”式的阅读,不追求正襟危坐,而强调风雅闲适的阅读环境与气氛;而“玩书”的阅读体验,也不刻意于知识和义理的严谨,强调率性自然的美学感受,陶渊明说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就是一种美学体悟式的阅读,宋人的“玩书”也追求类似的体验。宋代的诗歌作品对此宋人的读书生活有丰富的表现,从中很可以领略宋人的“玩书之乐”。

二、 “床头周易”与“架上汉书”:宋人玩书的阅读对象

宋人在风雅生活中对“书”的玩味品读,其阅读的对象,常常不是泛滥四部,而是有特定的内容。

周密在《澄怀录》中记载诗人韩淲曾说:

长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鸟径缘崖,涉水于草莽间数四,左右两三家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竹篱草舍,燕处其间,兰菊艺之,临水时种桃梅,霜月春风,自有余思。儿童婢仆皆布衣短后,以给薪水,酿酒而饮之。案有杂书:《庄周》《太玄》《楚辞》《黄庭》《阴符》《楞严》《圆觉》数十卷而已。杖藜蹑屐,往来穷谷大川,听流水,看激湍,鉴澄潭,步危桥,坐茂树,探幽壑,升高峰,顾不乐而死乎?

这位风雅超逸的诗人韩淲,他在悠游林泉时,置于案头的书籍,是一些“杂书”:《庄周》《太玄》《楚辞》《黄庭》《阴符》《楞严》《圆觉》。这其中《庄子》是宋人“玩书”之际很爱读的书籍。

苏辙说:“道书世多有,吾读老与庄。”(《和子瞻读〈道藏〉》),郭祥正说:“铿铿南华经,语意妙复妙。”(《酬颍叔见寄》),林景熙在描写一位道人时说:“黄冠羽服者谁子,琼台坐阅南华经。客来揖坐松下石,呼茶味瀹枸杞灵。”(《石门洞》)文人将心灵、性禀安顿于《庄子》书中,难怪让很多人呼其为“心友”。

宋诗中出现的最多的“玩书”对象,还要算是《周易》:

作轩仍见竹,潇洒排青幢。斜乌与落月,静影昼寒窗。光没影亦没,激水自淙淙。夜深犹读易,谁更忆清江。(梅尧臣《新沼竹轩》)

赠君剑川八卦鼎,一饼清泉终日然。净几明窗读周易,妙香时炷不论钱。(王之望《以鼎炉遗关子东有诗相谢次韵》)

得过一日且一日,安知今吾非故吾。袖手明窗读周易,不辜香饭一斋盂。(陆游《杂咏》)

野色蒙茸翠羽盖,山光澹荡碧油幢。午烟时引煎茶灶,晓雾还沾读易窗。(舒岳祥《绿荫》)

闲携小斧删梅树,自缚枯藤补菊篱。烧柏子香读周易,滴荷花露写唐诗。(邹登龙《幽事》)

《周易》触动宋人的,最重要的是它的生命精神。研究者基本上认同的是,中国哲学是生命哲学,中国艺术是一种安顿生命的艺术。而这种生命精神的阐发,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宋代哲学。“不辜香饭一斋盂”“午烟时引煎茶灶”云云,我们会发现,宋人读《周易》,有着风雅的生活意趣。宋代画家刘松年曾画过一张册页,题曰《秋窗读易图》,我们可以藉此想见宋人读《易》的场景:岩下茅庐,当窗而坐,窗外是山水树石、万物滋生。诗人投入到“生生之谓易”的世界中,时或和外界的车马喧嚣格格不入,因此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诗句:

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周敦颐[一作叶采]《暮春即事》)

遥知读易东窗下,车马敲门定不譍。(苏轼《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

兰边修谱香熏草,竹里搜诗翠湿衣。若坐小窗读周易,定忘春去与春归。(余天锡《陈氏书馆》)

读易烧香自闭门,懒于世故苦纷纷。晓来静处参生意,春到梅花有几分。(陈必复《山中冬至》)

在读《周易》的过程中,诗人不仅超越了世俗,不去理会“车马敲门”;甚至超越了时间,以致忘记“春去春归”。

魏晋名士王湛,曾把《周易》放在自己床边。“济(湛兄子)尝诣湛,见床头有《周易》,问曰:‘叔父何用此为?’湛曰:‘体中不佳时,脱复看耳。’”(《晋书·列传第四十五》)可见这个做法后来被不少文人模拟、追随。到后来,“床头周易”这个说法已然成了一种固定的连缀。如“床头周易有深意,自此恐须三绝韦”(宋祁《除夕作》)、“遣我床头周易去,凭君分取半生痴”(汪藻《次韵胡德辉乞予钞书之副》)等。

除了《庄子》与《周易》,《汉书》也是宋人经常品味的。只是对待《汉书》的态度有微妙的不同。阅读《汉书》,寄托的是对历史兴亡的关怀。“架上汉书”与“床头周易”常常对举,陆游的诗作中,这样的对举就很常见,像“架上汉书那复看,床头周易亦相忘。客来拈起清谈麈,且破西窗半篆香”(《闲中偶题》)、“床头正可着周易,架上何妨抽汉书”(《读书》)、“架上汉书浑忘尽,床头周易却常看”(《杂兴》)。《周易》是观照自然,《汉书》是回望历史。“土锉竹几,辉光溢然,地无纤尘,案上留《西汉书》一册”(《宦游纪闻》卷三),这是宋代笔记中对隐逸高士生活的描绘。可见,品读历史,也是宋人风雅玩书的重要内容。“床头周易”与“架上汉书”,既回眸历史,又寄情自然,这份独特的书单,让我们看到宋人玩书的复杂知识趣味。

三、 闭门、窗下、卧读:玩书的方式

宋人之“玩书”,注重风雅的环境、闲适的阅读方式,其幽雅的意趣,颇令人向往。其中窗下展卷,是最常见的描写:

净扫东窗读周易,笑人投老欲依僧。(陆游《读易》)

袖手明窗读周易,不辜香饭一斋盂。(《杂咏》)

午窗读倦枕书眠,起拆茶包手自煎。(程公许《季夏郊墅即事》)

世间鼻孔无凭据,且伴幽窗读楚辞。(刘克庄《留山间种艺》)

窗要开,而门却总要关上为好。“结屋在墙阴,闭门读诗书”(王安石《客至当饮酒》)、“闭门读书卧岁晚,世事敢云风马牛”(张栻《和张荆州所寄》),关上街门,与外界的车马通衢相隔离,展读书卷,谩忘时序侵寻,这样的场景几乎已成为一种定式。关于门与窗,正如钱钟书先生写到的:

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需再到外面去找。(钱钟书《窗》,见《写在人生边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门在文人诗中一般用来充当与外界的隔阂。“关门是一种象征性行为,象征把自己关进隐居者的精神空间里,这种象征是由来已久的”。 与前人不同的是,宋人的闭门并不是要划分出一片超越俗世的隐居世界,而是一个仍旧很生活化的私人领域,或者说那个超越世俗的境界不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富有生活意趣的。隐逸世界强调的是清高,而私人领域则凸显了适意。苏东坡化用白居易的诗,说“但少闲人如吾二人者耳”(《承天寺夜游》)。宋人大部分并不是不满世俗归隐山林的“隐士”,而是“闲人”。当一个隐者并不需要什么艺术素养,找片山林居住就是了;而当个“闲人”反倒要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人文情怀。所以隐士的生活中也许只有山林之乐,而“闲人”的生活中还要把诗、书放在手边。

“书”和床的连缀也是很常见的:

更喜新晴满窗日,签题重整一床书。(陆游《新晴》)

午风吹茗碗,夜月照床书。(李纲《寓崇阳西山定林院有感》)

此外更有一床书,不堪自饱饱蠹鱼。(杨万里《谢福建茶使吴德华送东坡新集》)

不谓南轩有佳竹,卷帘相对一床书。(吕本中《题宝应张氏草堂》)

床是一室之内最为私密的地方,但也是文人可以最为随意、闲适的地方。诗歌中“床”的增多最能反映宋诗私人生活化的特点。有意思的是看着书,倘若困了,把书扔在一边,或枕在头后,小憩几许,也是一番诗意——也许是“晓梦迷蝴蝶”的逍遥忘我,也许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的孔颜之悦。

和床相关,“书”也经常和“睡”与“梦”联系起来。正如文与可写过的一首小诗:“春难度。池浮花,墙拥絮;枕书睡,树阴午。日长几何万尺许。春难度。”这让人想起一张宋画,就是旧题王齐翰所作的《槐荫消夏图》。画了一个道人,躺在槐荫下的竹榻上,旁边是一张条案,上面摆着香炉、古器还有拿布包起来的一堆书卷。想此夏日浓荫时,侧卧在枕席之上,手禀《南华真经》,披读数过,略有倦意则抛书小睡,一时间不知其庄周焉?蝶焉?于是何其惬意。困得睁不开眼了,随手将书以为枕藉,也成了一时间文人雅士的风尚:

主人枕书卧,梦我平生友。忽闻剥啄声,惊散一杯酒。(苏轼《和陶渊明拟古九首》)

歌欢旧兴知何在,衰飒新愁只自怜。纵使春风容病迹,亦贪窗下枕书眠。(吕南公《偶书所怀》)

离披衰柳已无蝉,黄叶闭门风雨天。陶令无钱难得醉,竹窗过午枕书眠。(张耒《秋雨》)

烟寺高旛出,山畬一老锄。枕书醒醉里,短发不曾梳。(陆游《溪行》)

咄咄逼人牛马走,夜窗妨我枕书眠。(曾几《秘省避暑抵暮乃出》)

真德秀有如此一联诗,“深山读易如康节,白首谈玄似子云”。从中我们感受到,在特定的时空中读书,可以通千载而无阂。通过“书”,搭建起了当下的读者与古之人、古之道的交通,而通过睡与梦,则使读者的意识完全投入于其精神世界,在此中达到“身不离于衽席之上,而神游于六合之外;生乎千古之下,而游乎千古之上”的境界。

林语堂先生说:“读书是文明生活中人所共识的一种乐趣,极为无福享受此种乐趣的人所羡慕。凡是没有读书癖好的人,就时间而言,和空间简直是等于幽囚在周围的环境里边。但在他拿起一本书时,他已立刻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读书的快乐是丰富的,有知识探索的快乐,有思想进步的快乐,而宋人的“玩书之乐”,则是从闲适的读书中获得的超脱之乐、风雅之乐,是富有高雅情趣的宋人所表达的独特精神之乐。这样的快乐,是读书人代代相传的精神享受,林语堂也一定深有体会,否则他不会把读书之乐讲得这么好。

来源:《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02期     金羽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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