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历史当作最好的历史剧看

把历史当做最好的历史剧看,其实是在向历史上的政治家学习政治

我看历史剧的时候常想,原来中国古代史家就是把历史当作历史剧来看的。历史剧通过人物和时势的关系来模拟历史,时势充满了斗争、机遇、变数,有陷阱有可能性,每个历史人物都要在具体复杂变动的时势之中,判断形势发展的可能性,揣摩人心,抉择取舍,这些历史人物的判断和行动不但关乎历史命运,更是把自己整个身家性命都搭在里面。他们把观众带入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让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上,去考问其心术,去估量其行动的客观后果,然后对他们有个评价。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四》中这么解释“以史为鉴”:

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

这就是说,你若真能把历史当做最好的历史剧看,你其实是在向历史上的政治家学习政治,学习怎么当一个好领导,等你真的负起大责任的时候,你会干得很出色。

这也正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就论述的“礼治”的精髓要义,所谓“礼治”,并不是固守具体的规矩甚至仪式,而是要找到具体情境中的“恰当”,做到具体情境中的“合适”,也就是“中道”。一切的道理都得放到具体的变化的情势中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讲历史其实就是讲伦理讲政治,也是讲信仰讲哲学,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哲学,往往以史论的形式展开。

“中国过去的历史,差不多以历史为个人活动的模范,此种特色,不可看轻”

我看历史剧的时候,经常想,纪传体史书的本纪就像分剧本的提纲,提示一幕一幕的主线,书志记载天文地理、典章制度,就像舞台布景,列传写人物,就像在特定舞台上表演的历史剧主角。《史记》就特别有戏剧感。中国最重要的史书体裁是纪传体,以人物为主,而西方最重要的史书体裁是事件史,这个差别很有意思。整理国故运动中,梁启超写《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实是讲如何按照西方专门史、断代史的模式,写出中国的“新史学”,但他却在本书中这样表彰中国旧史的特点:

中国过去的历史,差不多以历史为个人活动的模范,此种特色,不可看轻。若从广的方面解释,是把史实罗列起来,看古人如何应付事物,如何成功,如何失败,指出如何才合理,如何便不合理,这种若给他一个新名词,可以叫做事理学。简单地说,这种态度,就是把历史当作学做人的教科书。

中国古典史学的史论,如“太史公曰”“臣光曰”乃至王夫之《读通鉴论》之类,其中很大部分在近代史家看来,讨论的根本不是历史问题,如历史发展趋势、规律、因果脉络之类,而是把历史人物放在具体的变动的时势情境里,来辨个贤愚忠奸,其目的都是要让观者去学习、练习在自身的历史处境中怎么做人做事。很可惜的是,当今中国历史学却好像失去了史传传统,而当代历史剧却像过去的历史演义、戏曲一样,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一传统。

用历史来教育自己,这种古今互喻、古今融通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潜意识

过去的历史演义、戏曲,讲的主要是帝王将相,逐鹿中原,改朝换代,其间种种爱恨情仇,但这并不妨碍历史演义和戏曲的人民性,引车卖浆者流都爱听爱看,阶级和身份的差别,丝毫不妨碍他们把自己投射到这些历史人物身上,想象自己下着天下这盘大棋,所思所动关涉万民苍生。这其实是一种以历史为教材的大格局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也是道德政治实践智能的培养。其实中国的文化教育不完全在读书,过去,普通民众通过历史演义、戏曲学习历史、政治、伦理,这与中国文化小传统与大传统相贯通,社会相对容易流动比较平等,是有一定关系的。

现实中人把自己的命运投射于历史,用历史来自我省察,同时也用历史来教育、范导自己,这种古今互喻、古今融通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潜意识。大家看京剧,一桌一椅,布景极其抽象,可以演春秋战国,可以演汉唐宋明。看戏也一样,看梅兰芳新编京剧《穆桂英挂帅》,穆桂英虽然对赵家寒心已久,但一旦敌寇入侵,她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大义为先,披挂上阵,看到这时你就自动脑补,自古以来,国家危难则忠臣义士赴死,太平盛世则佞幸小人享国,然忠臣义士所以为忠臣义士者即在此,不免泪目,其实是自己感动自己了。这时,文化基因落实为价值判断和排序的标准,就在戏曲上演和观看中传承因袭。

历史剧的借古喻今、古今合流,源自中国文化的历史意识,也强化了那种过去—现在—未来是一大不可分割的贯通的整体的历史意识,这是我们在生活中很真实的历史感觉和生活感觉,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一大黏合剂,人心的黏合剂,使中国历经巨变、革命、断裂而仍然是中国,是那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中国。

来源:《北京日报》2020-11-16     江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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