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枕作为中国古代寝具的组成部分，因具有清凉沁肤、爽身怡神的功效而深受古人的喜爱。唐代开始量产，但因普遍体轻型小，多用作脉枕。宋金时瓷枕的制作步入繁荣时期，不仅体量变大，工艺及数量也达到顶峰阶段，并且从单纯的实用器转向兼具实用与审美价值的双重功能，极大丰富了瓷枕的艺术性与表现力。古人将虎融入瓷枕的造型元素中，夜夜“枕虎而眠”，以示迎吉、辟邪之意，为宋金时期的瓷枕发展史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元末明初以后，由于出现了更加质优价廉的制枕材料，瓷枕的烧制逐渐衰落，作为实用器的虎枕也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文章以现有考古发掘的出土材料及部分博物馆的代表性藏品为基础，从演变、造型、装饰以及文化内涵几方面内容展开阐释，与大家一同赏析中国古代陶瓷器发展历史中独具特色的一类器物—虎枕。
《风俗通义·祀典》中曾有这样的记载：“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虎乃百兽之王，凶猛威武，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虎的形象历来都是强大而又威猛的，令人望而惧怕并生敬畏之情，故被赋予了一定程度的神性，老虎的形象也成了镇恶辟邪的象征。民间还有在大门上张贴带有老虎图案的年画，给小孩戴虎头帽、穿虎头鞋，甚至还有青少年睡虎头枕的习俗。
提到虎头枕，不知大家对古人头下枕着的这只“虎”又有多少了解呢？虎枕与其他瓷枕一样，兼具实用和保健的功能，是古人在炎炎夏日寝卧歇息、纳凉消暑的必备好物。以虎形塑枕，除了造型新颖之外，也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界的敬畏之意和对强大力量的崇拜，同时也寄予了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陶瓷虎枕的发展演变
在中国古代，瓷枕的发展历经隋唐，在宋金时期进入繁荣发展的重要阶段，而虎枕既然属瓷枕中一个特殊的类别，也必定与整个瓷枕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
以虎为枕，始于唐代。就目前所见材料来看，唐代的虎枕多为塑形虎枕，也可称为“虎形枕”，在我国南北方均有发现，质地多为青瓷，以长沙窑和越窑所出器物为主，集中分布于湖南、湖北、浙江一带，如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镇昆仓村出土的青瓷虎形枕、湖南长沙铜官窑出土的青釉虎枕、福建福州出土的青瓷虎枕等，还有很少量的三彩虎枕分布于河南、皖北一带。唐代虎枕的尺寸普遍较小，长度一般不超过20厘米，虎背上安置有叶片形状的盖作为枕面，枕面上很少有花纹装饰。老虎身体的长度大多超过枕面的长度，给人以兽大枕小的印象。
到了宋代，所有兽形枕中数量较多的一种就是虎形枕了，制作风格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唐代虎枕的特点，种类也有所增加，常见白釉、绿釉、影青和三彩等几类。至宋代末期，虎形枕不再以素面为主，开始大量进行彩绘装饰。如今见到的宋代虎形枕几乎都出自磁州窑系的窑场，枕身的主体为接近圆雕的老虎造型，枕面部位进行了开光处理，以突出中心部位的山水、鸟兽、花草等主体纹饰，简练的笔触展现出浓重的写意色彩，体现了中国古代制瓷工艺和传统书画艺术的巧妙融合。这类虎枕在金代中后期时进入繁盛阶段，金末以后便衰落了。另外，北宋还有少量延续自唐时期的虎头枕，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院收藏的绿釉虎头瓷枕（图1），只塑出了虎头的部分而非整个老虎的造型，枕身的正面塑成弧形的虎面，而枕面、枕底和枕身后部则均呈平面状。
在宋代还产生了一个新的虎枕类型，那就是虎纹枕。目前有确切出土地点的虎纹枕均为磁州窑系所出，这类虎枕的枕面上绘制的老虎均为单只，作昂首、弓背状，脚爪紧扣地面，姿态凶猛而强悍，且多有树木、山石作为衬托。宋代虎纹枕在形制方面延续了同时期其他类型瓷枕的普遍风格，多为如意形枕，另外也有一定数量的腰圆形枕。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院收藏的白地黑花虎纹如意形枕（图2），其虎纹绘制于枕面开光部分的如意形多重线框内，在虎身周围另画有草纹，枕墙四周则装饰有卷草纹、忍冬纹以及变形草叶纹等。到了金代，这一类虎枕虽然仍有生产，但是数量较之前已大幅减少。
随着金朝政权的建立，特别是海陵王迁都之后，在女真人的统治之下，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开始向北移动，北方地区磁州窑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其影响范围迅速扩散，制瓷业的发展中心随之发生了转移，彩绘虎形枕的产地和分布地区也逐渐由南方转移到了北方，并在山西、河北以及河南等地盛行开来。目前，这片区域内明确生产彩绘虎形枕的窑口主要有山西长治八义窑、河南禹州钧台窑以及鹤壁集窑等，这里也是磁州窑系的分布区域之一，彼此之间风格较为接近。虽然在磁州窑系的中心窑址内尚未直接发现彩绘虎形枕的身影，但是考古人员在观台窑遗址中发现了虎形瓷枕的制作模具，也算是为其存在提供了间接的证据。由此可见，虎枕自唐代出现以来，到金代时正式迎来了繁荣兴盛的发展阶段。
进入元代后，瓷枕的整体造型趋于统一，长方形瓷枕占据绝对的优势。造型上的变化所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瓷枕上可供装饰的区域增加到了五处，与宋金时期的瓷枕只对枕面部分进行装饰的做法相比进一步扩展了书法、绘画装饰艺术的表现空间。这一时期瓷枕上所有出现的动物类装饰图案中，虎纹仍是最常见到的一类，常常绘制在枕面以及前后立面的壶形开光内，线条笔触描绘精美，或单独出现，或与人物一同出现组成故事题材，延续了宋金时期民间风俗画的画法，具有一定的程式化特点。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处于繁盛阶段的金代陶瓷虎枕到底有着怎样独特的艺术魅力吧！
2 金代陶瓷虎枕的装饰艺术
金代陶瓷虎枕的体量普遍较大，长度多在30厘米以上，最大者甚至接近50厘米。按照艺术表现手法的不同大致可将其分为虎纹枕和虎形枕两大类。
2.1 虎纹枕
虎纹枕，顾名思义就是以虎纹作为瓷枕的装饰纹样，但在虎纹的表现手法上又存在画和刻两种不同的做法。以绘画手法表现虎纹的金代虎枕，在器型方面延续了北宋时期同类器的风格。而以刻的手法表现虎纹的瓷枕则使用了磁州窑开创的重要装饰技法—剔花工艺，以剔地留花的手法刻划出虎纹，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院收藏的三彩釉虎纹三瓣花形枕（图3），瓷枕胎质细密呈深红褐色，表面施黄、绿、黑三色釉，枕面剔刻虎纹，虎口中衔木。
图1 绿釉虎头瓷枕（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院藏）
图2 白地黑花虎纹如意形枕（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院藏）
图3 三彩釉虎纹三瓣花形枕（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院藏）
2.2 虎形枕
虎形枕整体直接塑造成了老虎的造型，根据虎身及枕面部分的差异，又可以将虎形枕分做三个亚型：
（1）枕面单独设置在虎背之上，多做成中间略凹、周边略翘或接近椭圆的叶片形状，如：大同市博物馆收藏的模制三彩釉虎枕，虎身部分胎质较粗，施黄、褐双色釉，枕面呈荷叶状，施绿釉，上面印有荷花纹样；另有河北省博物院以及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院收藏的三彩虎形枕（图4），形制与其类似。
（2）没有单独安置的枕面，仅以虎身腰背部的平缓微凹之处作为枕面，如：山西长治窑出土的褐地白花虎形枕（图5），胎色呈灰褐色，表面施黄褐色釉，虎身用白色化妆土作斑点状的虎皮装饰；山西孝义兑镇中学金代墓葬中出土的虎形枕，表面施黄褐色釉，老虎的前肢伏于身下，尾巴从后腿穿过盘于身前；另外在河北磁州窑观台遗址也出土了两件虎形枕，但均为素烧，胎质坚硬呈灰白色，而且没有施化妆土，器表无釉。
（3）彩绘虎形枕，也是金代最为常见、数量最多的一类虎枕。此类虎形枕多为模制，在整体造型上与前两型差别较大，老虎的姿态基本作俯卧状，虎尾贴附于腹部，虎头叠于伏地的前爪上，仅存在左、右朝向的区别，虎背被直接削平、做开光处理后用作枕面，枕面前低后高，中部略低，整体呈腰圆形。虎枕的其他部分，如虎头、虎爪和虎尾仅仅塑出大致轮廓，瓷枕的通气孔巧妙地设置成了老虎的鼻孔，使用粗细变化的彩绘线条来表现老虎的五官及虎纹，写意性更大。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施加化妆土之外，彩绘虎形枕普遍采用了釉下彩绘技法，突破了单色釉的局限，还在枕面部分加入了绘画及书法等装饰元素，将中国的传统绘画、书法艺术与制瓷工艺完美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效果，对日后元代青花瓷装饰艺术的出现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彩绘虎形枕的虎身部分多见白色、黄色、赭黄色等釉色，枕面开光是此类虎形枕最具特色的装饰手法。开光处一般为白色，少数为黄色，黑色框边，内部用黑色或褐色的线条展现出花草、鸟禽、山石、水塘、花鸟组合等小景式绘画，或题写诗句，风格简洁、明快，展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院收藏的白地黑褐彩虎枕，胎色呈褐灰色，质地坚密，枕面上绘兔卧草丛、野鸭高飞，枕底可见墨书铭文“官□”；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黄地黑彩芦塘秋禽虎枕，枕面部分施白釉，内里以黑彩绘残荷、芦苇、水草游鸭、大雁南飞；山西长治郝家庄金代墓葬中出土的莲石鸳鸯纹虎枕（图6），虎身遍施黄、黑、白三色釉，枕面部分以墨色线条绘山石、莲枝、芦苇和鸳鸯嬉戏图，枕底墨书“贞元三年六月五日王二造”，这件瓷枕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金代同类彩绘纪年虎枕中年代最早的一件。
单就绘画技巧而言，金代彩绘虎形枕的装饰图案构图精炼，没有烦琐的背景和附加物作为陪衬，更多的是突出空间和意境的营造，以小见大、虚实相生，体现出中国传统绘画“以虚代实”的艺术特点。枕面上出现的绘画图案，无论是自然景象还是动物形象都采用较为简练的笔法，其中的花鸟纹饰在这一时期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虽在笔法和构图上依然延续北宋工笔写实的画院风格，但内容题材更加丰富，形式也更为自由，与宋代相比更增添了许多乡野世俗的意境。
图4 三彩虎形枕（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院藏）
图5 山西长治窑出土的褐地白花虎形枕
图6 山西长治郝家庄金代墓葬中出土的莲石鸳鸯纹虎枕
以诗文题字作为装饰内容的彩绘虎形枕，除文字外一般不再搭配其他纹饰，字数较宋代时有显著增加。所题文字的大小、疏密视枕面的空间面积而定，在开光部分的边框内部分布较满，所题诗文有的是整首题写，有的是以对联形式出现，对仗工整，前后呼应。如：深圳望野博物馆收藏的赭地黑彩诗文虎枕，枕面部分以粗细两道墨线框边，中心题诗“闲吟古调敲龙角，醉卧青山枕虎腰”；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黄地黑彩诗文虎枕，枕面施白色釉，以宽形墨线框边，内书诗文“白日驰经卷，终霄抱虎腰，无人将尾蹈，谁敢把须撩”；而河北省民俗博物馆收藏的白地褐彩文字虎形枕，枕面开光处题写的则是一首七言气候歌“春前有雨花开早，秋后无霜落叶迟”。虎枕上题写的文字，不仅有春雨灌花、秋霜落叶等表现民间日常生活的内容，也有世人面对国家兴亡的感叹和被迫选择趋利避祸、诵经隐居的无奈，既起到了装饰的作用，也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曲折反映。一方瓷枕在无形中成了文化传播的载体之一，将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表现得淋漓尽致。
金代彩绘虎形枕的装饰手法注重意蕴表达，图案刻画栩栩如生、富有情趣，不仅起到了装饰的作用，更通过借物喻情的手法赋予了这类虎枕以丰富的文化内涵，表现出古人企盼国家安定、生活富足的美好愿望。
3 寄托于虎枕之上的民族文化与世俗情感
虎枕在宋金时期进入发展的繁盛阶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商业革命和城市的发展导致社会阶层发生了变化，新兴的市民阶层逐渐开始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注重现实享乐，有着不同于封建统治阶层和农民阶层的思想观念及价值取向，感情的表达方式也较为直白。为了迎合这类人群的审美心理，出现了文化艺术民俗化的趋势，这就为虎枕在宋金时期的广泛流行营造了适宜的社会氛围。
其二，受王朝更迭及政局动荡的影响，一些汉族文人开始走向市民阶层或者开始参与瓷枕的生产制作，使这一时期的陶瓷虎枕在实用功能之外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表达了人们希望借助虎枕实现辟凶除鬼、驱邪压惊、祈求身体强健的精神诉求。
其三，从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金代陶瓷虎枕的使用范围主要集中分布于黄河流域，也就是以当时女真人统治的北方地区及其边缘区域为主。所以，虎枕在金代尤为盛行的另外一个原因也得益于女真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彼此作用和相互影响。女真先祖生活在大漠关外，性情粗犷强悍、能骑善射，在野外狩猎时与虎狼相搏是常有之事，而老虎的习性恰好符合女真人崇尚勇猛的民族心理，时人都以伏虎降豹为荣。建立政权后，女真人在逐渐南下扩张势力范围的过程中受到汉民族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借鉴、吸收了中原地区陶瓷器烧制技艺，由此便催生出陶瓷虎枕在北方地区的大面积流行。
中国艺术的一大特色就是各种艺术形式的相互借鉴与融合，而将享誉中外的制瓷技艺、栩栩如生的雕塑艺术以及绝妙传神的墨笔丹青汇集在一起，便造就了中国古代陶瓷艺术中的一类至臻佳品—虎枕。小小一方瓷枕之中，展现的不仅是古代文人以及工匠们的巧思妙想与精湛技艺，更寄托了世人借物抒怀的情绪表达。
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23年第01期 穆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