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8年）是中国戊戌变法120周年，也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后于明治维新30年的戊戌变法，是康有为、梁启超等意欲借言孔子托古改制，使光绪亲政推行的改革。无奈终因保守势力阻遏，“祖宗之法”难变，仅进行了百日而以流血告终。
“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曾慷慨地说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确实，被“戊戌变法”的推进者奉为楷模的明治维新，作为引起日本政治、经济、文化深刻变革的改革，也是“从流血而成”。
明治天皇
一、腥风血雨：“戊午密敕”和“安政大狱”
人们普遍认为，1868年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随后明治天皇“王政复古”，是权力从幕府转向朝廷的开端，也是明治维新的开端。实际上，那只是形式。天皇权力的复归在幕府末期已经完成。按日本史籍记载，以1858年为界，天皇所在的京都已开始取代将军所在的江户，成为国家政治中心。当时日本已迎来“幕末的京都时代”。
1858年6月19日（农历、下同），幕府代表井上清直和美方代表哈里斯正式签署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未经天皇敕许，擅自代表日本签约，令孝明天皇震怒。于是，孝明天皇向水户藩藩主德川庆笃下了一道秘密敕令，因当年是农历戊午年，史称“戊午密敕”，主要内容是：一、对幕府未获天皇许可擅自签署《日美通商友好条约》进行斥责，令各藩要求幕府就此作出详细说明。二、令各藩敦促幕府加速“攘夷”进程。除了要求水户藩告知各藩的这两条内容，还有一项内容专向水户藩下达、不予公开：刺杀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孝明天皇所以向水户藩发这道密敕，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水户藩是老牌尊王藩，最值得信赖；第二，水户藩对幕府大老井伊直弼的独断专行，早已极度不满。
天皇下达密敕时，将密敕交给关白九条尚忠过目。孰料，九条尚忠将密敕内容透露给了幕府。根据幕府律法，水户藩作为幕府臣属，越过幕府直接领受天皇诏敕，是藐视幕府权威的大罪，当严惩不贷。于是，井伊直弼派幕府老中间部诠胜和长野主膳率军前往京都，将参与传递密敕的万里小路、鹈饲父子等人逮捕，连夜突击审问。万里小路等熬不住严刑拷打，不仅供认不讳，还供出了一众同党。随后，幕府将涉案者一一抓捕，并对“反井伊直弼势力”大开杀戒。桥本左内、梅田云浜、赖三树三郎等均被逮捕处死，水户藩家老安岛带刀则被命令切腹。这场恐怖镇压，自1858年后半年一直持续到1859年的年中，因发生于安政年代，史称“安政大狱”。著名思想家、尊王攘夷者吉田松阴因企图刺杀老中间部诠胜，被处以极刑，临死前留下绝笔，“吾今为国死，死不负亲君，悠悠天地事，鉴照在明神。”
德川庆喜（前左三）及家人合影
二、雪白血红：从“樱田门外之变”到“禁门之变”
1859年正月，井伊直弼要求天皇颁发收回“戊午密敕”的诏书。孝明天皇无奈，只能作出妥协。井伊直弼命令水户藩主德川庆笃3天内遵旨将“戊午密敕”转交幕府。
但是，井伊直弼视皇权如无物的行径，令水户藩的强硬派忍无可忍。该派首领关铁之介、金子坚孙二郎等秘密策划，发动了著名的“樱田门外之变”——
农历1860年3月2日，参与刺杀行动的“十八义士”汇聚在江户品川一家叫“相模屋”的居酒屋谋划政变。他们商定，如果谁在行刺时受重伤，应当即自杀，或到老中家自首，其他人全部前往京都参加推翻幕府的义举。
3月3日凌晨，漫天飞雪。当井伊直弼及其60名卫士到达樱田门外时，森五六郎按照事先“排演”拦轿喊冤，待井伊直弼的队列停下后，“十八义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拥而上，挥刀砍杀。激战中，稻田重藏将刀刺入井伊直弼乘坐的轿内，有村次左卫门将井伊直弼从轿里拖出，一刀砍下井伊直弼的首级，并兴奋地大叫“取到首级了！
”刺杀行动完成后，义士们发布了《斩奸旨趣书》，称井伊直弼无视朝廷擅自签约，构筑“大狱”陷害忠良，他们是“代天诛戮”。后成为明治政府重臣的岩仓具视认为：“这次事件是幕府权力衰落的里程碑。”日本著名纪实文学家司马辽太郎认为，“樱田门外之变”是倒幕运动的真正开端。更多学者认为，樱田门外之变是明治维新的导火线。
井伊直弼被刺后，接掌幕政的老中安藤信睦面对“草莽”的恐怖行动，不得不抛弃以往的强硬方针，转而鼓吹“公武合体”，使公家（朝廷）和武家（幕府）联姻，撮合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与幕府将军德川家茂结成“秦晋之好”。眼见幕府试图借助朝廷苟延残喘，倒幕派武士再次采取恐怖行动，拟定了刺杀安藤信睦的计划，于农历1862年1月15日下午发动了“坂下门外之变”。由于寡不敌众，6名义士全被斩杀，而安藤信睦只是被砍伤了一只手。
“樱田门外之变”和“坂下门外之变”使幕府受到沉重打击。以此为背景，长州藩（山口县）和萨摩藩（鹿儿岛县）这两个以“尊王攘夷”为旗帜的西南雄藩，开始正式实施进入“中央”、取幕府而代之的计划，并最终“为政府之中间，执维新之牛耳”，成为推动明治维新的主导力量。
其实，长州藩和萨摩藩，不久前还是水火不容的死对头。1863年8月18日，萨摩藩协助幕府发动了驱逐长州藩势力的“八一八政变”：当天午夜12点，中川宫等公家要员向天皇“逼宫”，要求天皇“亲征攘夷”延期；将朝廷大臣中的尊王攘夷派激进分子驱逐出京，一举夺取了主导朝政的大权，“京都形势因此一变”。长州藩自不甘心，竭力反扑，于1864年7月19日和幕府军、萨摩藩军、会津藩军组成的联军展开了史称“禁门之变”的激战。双方因此结下不共戴天之仇。长州藩的武士将萨摩藩和会津藩的武士并称“萨贼会奸”，把这四个字写在鞋底，天天踩踏。
左起：木户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三、明治维新的序幕：“萨长联盟”和“王政复古”
既然“不共戴天”，后来萨摩藩和长州藩为什么不仅“化干戈为玉帛”，而且结成“萨（摩）长（州）联盟”，联手“倒幕”？
“萨长联盟”发端于1865年。这一年，领教了英国坚船利炮之厉害的萨摩藩，派遣后成为明治政府外交大臣的寺岛宗则等3人前往英国。访英期间，寺岛宗则与英国外交大臣约翰·罗素会晤，谈了推翻幕府，推进政治变革的构想。约翰·罗素听了这一构想，喜出望外。因为，英国对德川幕府统一管制贸易的政策早就倍感不爽，而且幕府得到法国支持，推行亲法路线，很希望在日本找到自己的代理人取而代之，当即表示坚决支持。同时，和长州藩的交手，也使萨摩藩倒幕派首领西乡隆盛领教了长州藩不俗的实力，萌生了与长州藩联手倒幕的想法。恰在此时，美国南北战争后不少武器流入萨摩藩。西乡隆盛从一个叫格罗夫的美国商人手里购得了一些枪炮，将这批武器转让给了在与幕府的对立中急需武器的长州藩，使萨摩藩和长州藩这两个长期被疏离于幕府政治的西南雄藩，迅速靠拢。最后，经过坂本龙马的斡旋，双方最终结成了“萨长联盟”。
坂本龙马出生于土佐藩一个富商家庭，他家世代经营“才谷屋酒店”，占有土佐藩清酒市场过半市场份额。不过，虽不差钱，但坂本龙马政治地位很低。江户时代的武士，有居住在城下町的“城下士”和住在乡村的“乡士”，坂本龙马是地位较低的乡士。而且世袭的乡士身份也是祖上花钱买的。他所以能成为萨长联盟的斡旋者，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他以萨摩藩的西乡隆盛为偶像，曾以“西乡伊三郎”为化名，和西乡隆盛熟识。他和长州藩的木户孝允（当时叫桂小五郎））也因为同在北辰一刀派千叶定吉的剑术馆学习剑术而熟识。二是坂本龙马在长崎创办了一个叫“龟山社中”的商社，和萨摩藩、长州藩有军火交易。
1866年1月21日，在坂本龙马的斡旋下，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和长州藩的木户孝允在京都秘密会晤，缔结了由六项内容构成的盟约，建立了“萨长联盟”。在幕府第二次征伐长州时，萨摩藩不仅不出兵，而且还帮助长州藩向英国采购了7000支新式步枪。
1867年1月30日，孝明天皇突然病逝，年仅16岁的亲王睦仁继位。6月9日，坂本龙马和土佐藩参政后藤像二郎一起，乘藩船“夕颜号”赴京。途中，坂本龙马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八条建议，史称“船中八策”，第一条建议就是“天下政权奉还朝廷，政令悉由朝廷发布”，即“大政奉还”。6月22日，后藤像二郎与在京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会晤后，签署了以大政奉还、施行议会政治、推行新政为主要内容的盟约，并于10月3日向幕府老中坂仓胜静呈交了由土佐藩第14代藩主山内丰信署名的“大政奉还建议书”。
德川庆喜接到“建议书”后很是踌躇。但是，鉴于萨摩长州两大雄藩的“倒幕”态势，考虑到幕府随时可能因此柱折梁倾，同时也为了避免使日本陷入内战，经与众幕僚商议，10月14日，德川庆喜向睦仁呈上了奉还政权的上表，10天后又呈交了将军辞表。
1868年9月8日，天皇根据《易经·说卦传》中“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一句，改元“明治”。12月9日，明治天皇颁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圣意已决，实行王政复古，奠定挽回国危之基”。之后，明治政府开始推行由三大方针指引的“明治维新”：以工业近代化为核心的殖产兴业，以教育现代化、思想启蒙和移风易俗为核心的文明开化；以效法西方进行军制改革为核心的富国强兵。日本，因此完成了“第一次远航”———实现近代化。
电影《樱田门外之变》的结尾处，有一个真实还原历史的场景：西乡隆盛骑着高头大马走到樱田门外时，用鞭子指着樱田门说：“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确实，明治维新通往近代化的道路，是以鲜血铺就的。明治维新也是“从流血而成”的改革。
作者：复旦大学教授、博导，著名日本史专家
来源：《文史天地》2018年10期 冯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