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8年)是中国戊戌变法120周年,也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后于明治维新30年的戊戌变法,是康有为、梁启超等意欲借言孔子托古改制,使光绪亲政推行的改革。无奈终因保守势力阻遏,“祖宗之法”难变,仅进行了百日而以流血告终。
“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曾慷慨地说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确实,被“戊戌变法”的推进者奉为楷模的明治维新,作为引起日本政治、经济、文化深刻变革的改革,也是“从流血而成”。
明治天皇
一、腥风血雨:“戊午密敕”和“安政大狱”
人们普遍认为,1868年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随后明治天皇“王政复古”,是权力从幕府转向朝廷的开端,也是明治维新的开端。实际上,那只是形式。天皇权力的复归在幕府末期已经完成。按日本史籍记载,以1858年为界,天皇所在的京都已开始取代将军所在的江户,成为国家政治中心。当时日本已迎来“幕末的京都时代”。
1858年6月19日(农历、下同),幕府代表井上清直和美方代表哈里斯正式签署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未经天皇敕许,擅自代表日本签约,令孝明天皇震怒。于是,孝明天皇向水户藩藩主德川庆笃下了一道秘密敕令,因当年是农历戊午年,史称“戊午密敕”,主要内容是:一、对幕府未获天皇许可擅自签署《日美通商友好条约》进行斥责,令各藩要求幕府就此作出详细说明。二、令各藩敦促幕府加速“攘夷”进程。除了要求水户藩告知各藩的这两条内容,还有一项内容专向水户藩下达、不予公开:刺杀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孝明天皇所以向水户藩发这道密敕,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水户藩是老牌尊王藩,最值得信赖;第二,水户藩对幕府大老井伊直弼的独断专行,早已极度不满。
天皇下达密敕时,将密敕交给关白九条尚忠过目。孰料,九条尚忠将密敕内容透露给了幕府。根据幕府律法,水户藩作为幕府臣属,越过幕府直接领受天皇诏敕,是藐视幕府权威的大罪,当严惩不贷。于是,井伊直弼派幕府老中间部诠胜和长野主膳率军前往京都,将参与传递密敕的万里小路、鹈饲父子等人逮捕,连夜突击审问。万里小路等熬不住严刑拷打,不仅供认不讳,还供出了一众同党。随后,幕府将涉案者一一抓捕,并对“反井伊直弼势力”大开杀戒。桥本左内、梅田云浜、赖三树三郎等均被逮捕处死,水户藩家老安岛带刀则被命令切腹。这场恐怖镇压,自1858年后半年一直持续到1859年的年中,因发生于安政年代,史称“安政大狱”。著名思想家、尊王攘夷者吉田松阴因企图刺杀老中间部诠胜,被处以极刑,临死前留下绝笔,“吾今为国死,死不负亲君,悠悠天地事,鉴照在明神。”
德川庆喜(前左三)及家人合影
二、雪白血红:从“樱田门外之变”到“禁门之变”
1859年正月,井伊直弼要求天皇颁发收回“戊午密敕”的诏书。孝明天皇无奈,只能作出妥协。井伊直弼命令水户藩主德川庆笃3天内遵旨将“戊午密敕”转交幕府。
但是,井伊直弼视皇权如无物的行径,令水户藩的强硬派忍无可忍。该派首领关铁之介、金子坚孙二郎等秘密策划,发动了著名的“樱田门外之变”——
农历1860年3月2日,参与刺杀行动的“十八义士”汇聚在江户品川一家叫“相模屋”的居酒屋谋划政变。他们商定,如果谁在行刺时受重伤,应当即自杀,或到老中家自首,其他人全部前往京都参加推翻幕府的义举。
3月3日凌晨,漫天飞雪。当井伊直弼及其60名卫士到达樱田门外时,森五六郎按照事先“排演”拦轿喊冤,待井伊直弼的队列停下后,“十八义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拥而上,挥刀砍杀。激战中,稻田重藏将刀刺入井伊直弼乘坐的轿内,有村次左卫门将井伊直弼从轿里拖出,一刀砍下井伊直弼的首级,并兴奋地大叫“取到首级了!
”刺杀行动完成后,义士们发布了《斩奸旨趣书》,称井伊直弼无视朝廷擅自签约,构筑“大狱”陷害忠良,他们是“代天诛戮”。后成为明治政府重臣的岩仓具视认为:“这次事件是幕府权力衰落的里程碑。”日本著名纪实文学家司马辽太郎认为,“樱田门外之变”是倒幕运动的真正开端。更多学者认为,樱田门外之变是明治维新的导火线。
井伊直弼被刺后,接掌幕政的老中安藤信睦面对“草莽”的恐怖行动,不得不抛弃以往的强硬方针,转而鼓吹“公武合体”,使公家(朝廷)和武家(幕府)联姻,撮合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与幕府将军德川家茂结成“秦晋之好”。眼见幕府试图借助朝廷苟延残喘,倒幕派武士再次采取恐怖行动,拟定了刺杀安藤信睦的计划,于农历1862年1月15日下午发动了“坂下门外之变”。由于寡不敌众,6名义士全被斩杀,而安藤信睦只是被砍伤了一只手。
“樱田门外之变”和“坂下门外之变”使幕府受到沉重打击。以此为背景,长州藩(山口县)和萨摩藩(鹿儿岛县)这两个以“尊王攘夷”为旗帜的西南雄藩,开始正式实施进入“中央”、取幕府而代之的计划,并最终“为政府之中间,执维新之牛耳”,成为推动明治维新的主导力量。
其实,长州藩和萨摩藩,不久前还是水火不容的死对头。1863年8月18日,萨摩藩协助幕府发动了驱逐长州藩势力的“八一八政变”:当天午夜12点,中川宫等公家要员向天皇“逼宫”,要求天皇“亲征攘夷”延期;将朝廷大臣中的尊王攘夷派激进分子驱逐出京,一举夺取了主导朝政的大权,“京都形势因此一变”。长州藩自不甘心,竭力反扑,于1864年7月19日和幕府军、萨摩藩军、会津藩军组成的联军展开了史称“禁门之变”的激战。双方因此结下不共戴天之仇。长州藩的武士将萨摩藩和会津藩的武士并称“萨贼会奸”,把这四个字写在鞋底,天天踩踏。
左起:木户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三、明治维新的序幕:“萨长联盟”和“王政复古”
既然“不共戴天”,后来萨摩藩和长州藩为什么不仅“化干戈为玉帛”,而且结成“萨(摩)长(州)联盟”,联手“倒幕”?
“萨长联盟”发端于1865年。这一年,领教了英国坚船利炮之厉害的萨摩藩,派遣后成为明治政府外交大臣的寺岛宗则等3人前往英国。访英期间,寺岛宗则与英国外交大臣约翰·罗素会晤,谈了推翻幕府,推进政治变革的构想。约翰·罗素听了这一构想,喜出望外。因为,英国对德川幕府统一管制贸易的政策早就倍感不爽,而且幕府得到法国支持,推行亲法路线,很希望在日本找到自己的代理人取而代之,当即表示坚决支持。同时,和长州藩的交手,也使萨摩藩倒幕派首领西乡隆盛领教了长州藩不俗的实力,萌生了与长州藩联手倒幕的想法。恰在此时,美国南北战争后不少武器流入萨摩藩。西乡隆盛从一个叫格罗夫的美国商人手里购得了一些枪炮,将这批武器转让给了在与幕府的对立中急需武器的长州藩,使萨摩藩和长州藩这两个长期被疏离于幕府政治的西南雄藩,迅速靠拢。最后,经过坂本龙马的斡旋,双方最终结成了“萨长联盟”。
坂本龙马出生于土佐藩一个富商家庭,他家世代经营“才谷屋酒店”,占有土佐藩清酒市场过半市场份额。不过,虽不差钱,但坂本龙马政治地位很低。江户时代的武士,有居住在城下町的“城下士”和住在乡村的“乡士”,坂本龙马是地位较低的乡士。而且世袭的乡士身份也是祖上花钱买的。他所以能成为萨长联盟的斡旋者,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他以萨摩藩的西乡隆盛为偶像,曾以“西乡伊三郎”为化名,和西乡隆盛熟识。他和长州藩的木户孝允(当时叫桂小五郎))也因为同在北辰一刀派千叶定吉的剑术馆学习剑术而熟识。二是坂本龙马在长崎创办了一个叫“龟山社中”的商社,和萨摩藩、长州藩有军火交易。
1866年1月21日,在坂本龙马的斡旋下,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和长州藩的木户孝允在京都秘密会晤,缔结了由六项内容构成的盟约,建立了“萨长联盟”。在幕府第二次征伐长州时,萨摩藩不仅不出兵,而且还帮助长州藩向英国采购了7000支新式步枪。
1867年1月30日,孝明天皇突然病逝,年仅16岁的亲王睦仁继位。6月9日,坂本龙马和土佐藩参政后藤像二郎一起,乘藩船“夕颜号”赴京。途中,坂本龙马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八条建议,史称“船中八策”,第一条建议就是“天下政权奉还朝廷,政令悉由朝廷发布”,即“大政奉还”。6月22日,后藤像二郎与在京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会晤后,签署了以大政奉还、施行议会政治、推行新政为主要内容的盟约,并于10月3日向幕府老中坂仓胜静呈交了由土佐藩第14代藩主山内丰信署名的“大政奉还建议书”。
德川庆喜接到“建议书”后很是踌躇。但是,鉴于萨摩长州两大雄藩的“倒幕”态势,考虑到幕府随时可能因此柱折梁倾,同时也为了避免使日本陷入内战,经与众幕僚商议,10月14日,德川庆喜向睦仁呈上了奉还政权的上表,10天后又呈交了将军辞表。
1868年9月8日,天皇根据《易经·说卦传》中“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一句,改元“明治”。12月9日,明治天皇颁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圣意已决,实行王政复古,奠定挽回国危之基”。之后,明治政府开始推行由三大方针指引的“明治维新”:以工业近代化为核心的殖产兴业,以教育现代化、思想启蒙和移风易俗为核心的文明开化;以效法西方进行军制改革为核心的富国强兵。日本,因此完成了“第一次远航”———实现近代化。
电影《樱田门外之变》的结尾处,有一个真实还原历史的场景:西乡隆盛骑着高头大马走到樱田门外时,用鞭子指着樱田门说:“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确实,明治维新通往近代化的道路,是以鲜血铺就的。明治维新也是“从流血而成”的改革。
作者:复旦大学教授、博导,著名日本史专家
来源:《文史天地》2018年10期 冯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