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从衣裳开始

服装在中国又被称为“衣裳”,衣裳是一个现代常用却又非常古老的词。恰恰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词,与历史文化有着紧密关联。要想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理解他们的审美趣味,首先要从这两个字开始。

为什么我们的祖先选择了“上衣下裳”

人类的服装不论多么复杂,大体可归纳为三种基本形制:衣裳制、衣裤制、连体制。其中,衣裳制在中国古代最为典型。

与现代作为衣物的统称不同,衣裳在古代是上下装的分称——衣在上,裳在下。所以,甲骨文的“衣”字,与早期的上装具有一定程度的形似(见图1)。而“裳”字,在古代是“常”的异体字,其含义是穿着于下身的裙装。

图1 甲骨文“衣”和出土文物衣

古代衣着相对简单,用一块巾状物在腰际围拢,就成了一条围裙,显然这样的裙装与“常”字的形意更加接近。由于“常”具有遮羞功能,所以必须穿着。这样一来,当“裳”“常”两字分化之后,“常”虽然不再指服装,但仍保留了“高频出现”“固定不变”等含义。

上下装分穿,是大多数民族的选择,但下装穿裳还是裤,则因生存条件和方式而不同。我们的祖先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把上衣下裳的衣裳制作为服装主流,是有其强大生活逻辑的。

虽然服装是文化的载体,但首先考虑的还是生活需要,即生活第一性。衣裳制成为中国早期服装的主流形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是气候原因。生活在炎热地区的人们,会更自觉地选择穿方便散热的裙装;而在寒冷地区,人们则更多选择利于保暖的裤装。今天的亚热带植被相比5000年前,已经向赤道方向回缩了600公里,也就是说,5000年前的中原地区比现在热,所以祖先们选择衣裳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下裳的主要功能是遮羞。

其二是技术原因。早期的面料粗糙僵硬,还可能带着毛刺,不适合贴身包裹隐私部位,所以多数祖先只穿围裙不穿裤子。即便在低温季节,也只是把围裙加长以便保暖,不穿合裆裤,免得把自己搞得太难受。

其三是生活方式原因。农耕民族经常在泥水中劳动,同样长度的裙装和裤装,一旦被泥水浸泡,穿裙装显然比裤装在行动上要便利得多。

还有人会说裙装更美,没错,从一些早期文物来看,古人的确存在这样的偏好。但是相比生存,文化是第二位的,审美首先由生活塑造。

衣裳制的文化登场

衣裳制源于生活,但不会停留于生活,文化迟早要登场。我们的祖先非常善于从周遭事物中获得启迪,一花一草、一石一木,都能让他们领悟出深刻的道理,进而升华到文化高度。天天要穿的衣裳,自然也成为其思考对象。

在《周易·系辞下》中有一句话:“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无论是对此前服装现象从文化角度的概括和理解,还是对此后社会生活的影响和塑造,这句话的意义都非常重大。生活一旦升华出文化,日后就会长期为文所化。

这句话讨论了哪些事情呢?

首先,这句话告诉我们,在人文初祖黄帝的时候就有了衣裳,而这个衣裳,就是上衣下裳(见图2)。但这样的描述仍停留于物质属性,在哪里对接到文化属性呢?就是接下来的“盖取诸乾坤”,也就是参照乾坤进行设计。对这个说法,后人深入阐发,在结构和色彩上作了更为细致的解释,从而把讨论引向纵深。

图2 山东嘉祥石刻拓片 古代帝王像

其一,从结构上:“衣取象乾,居上覆物;裳取象坤,在下含物也”(《九家易》);“黄帝始去皮服,为上衣以象天,为下裳以象地”(《帝王世纪》)。在黄帝的设计里,把衣与乾、与天对应,居于上位,因其有覆盖之态;把裳与坤、与地对应,居于下方,因其有包含之能。于是,衣裳之分就成了天地之分,穿这样的服装,就构成了天地人的完整关系。

其二,从色彩上:“乾巛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黄”(《后汉书·舆服志》)。巛,读作“川”,乾巛其实就是乾坤。意思是说,黄帝设计的上衣采用了天的颜色,玄;下裳采用了地的颜色,黄。玄,幽远深邃,接近于黑色。《千字文》的第一句就是“天地玄黄”,这可以说是古人眼中的世界。古代帝王的冕服,最初的标准形制就是上衣下裳,上玄下黄。把世界穿在身上,这是何等的气魄!

有了文化,当然要有相应的效果。所以,古人进一步解释,“垂衣裳而天下治”。意即,黄帝尧舜及万民百姓穿上这样的衣裳,社会就变得和谐有序繁荣了,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美好的时代。

也许你要问,这件事情可信吗?要想理解这个说法,首先要了解古人的想法。

天地在古人的心目中并不仅仅是自然事物,往往带有很强的神秘色彩。人们对天地的敬畏也近乎宗教信仰,比如,祭祀天地一直是古代帝王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当把乾坤天地穿在身上,帝王便成了天道的代言人,百姓便成了天道的顺应者。得道多助,万物顺焉。

当然,以上说法还比较笼统,更为细致的解读需要从一个“垂”字下手。

其一,有人认为这里的“垂”字是“缀”的意思。“缀”当缝讲,也就是说在黄帝尧舜的时代,已经开始缝缀衣裳。无论缝缀衣裳是走进文明的因还是果,它们都是相伴而生。当衣裳为帝王和百姓普遍穿着,社会自然朝文明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其二,最常见的解释是“垂示天下”。按照这个解释,黄帝尧舜等古代帝王是穿着这身衣裳,向天下百姓亲身示范“天人合一”的哲学概念和“乾上坤下”的政治概念。比如,《周易正义》之《韩注》说:“垂衣裳以辨贵贱,乾尊坤卑之义也。”等级制的建立在古代是进步的表现,意味着社会有了秩序。

其三,还有人认为“垂衣裳”约等于“无为而治”。比如,《论衡·自然》中说:“垂衣裳者,垂拱无为也。”虽然无为而治后来由老子明确提出,但从服装文化的角度看,似乎在黄帝的行为中已有所体现。在国家治理层面所讲的无为而治,一般是采取宽松政策,减少对百姓的干预。历史也证明,在某种条件下,无为而治的确可能取得社会繁荣的效果。比如西汉的“文景之治”,后世学者认为主要是因为推崇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所取得的。

深衣出现,衣裳制的男女演变

任何事物不可能拒绝发展,衣裳制也同样会产生很多变化,惟其如是,传统服装才会变得丰富多彩。其实,造型的变化非常简单,主要是上衣下裳的比例变化。

其一是裳的加长。一方面,下裳的长度与气候有关,一般是炎热地区较短,寒冷地区较长;另一方面,由于社会阶层的出现,在相同气候条件下,裳也开始向长短两方面分化。普通民众由于劳作需要,一般会把下裳做得较短;从事轻体力劳动的官员和女子,往往会把下裳加长。

其二是裳演变为裙。最初的裙装都称为裳,后来由“裳”分离出了“裙”,裙最终成为女装经典。裙在后来不但会向下延长,也会向上提升。如唐代女性的襦裙,大大改变了身材的视觉比例,堪称古代美学典范之一(见图3)。与此同时,男子则因劳动和作战的需要,逐渐改穿裤装。

图3 唐代女子襦裙

其三是深衣的出现。上衣下裳最大的变形,就是把上衣下裳缝接在一起,形成了上下连体的服装,称为深衣。传说中,尧舜时期就有了深衣;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深衣越来越受到士大夫和文人墨客的喜爱。按照古人的解释,深衣“蔽体深邃”,更显雍容典雅。深衣的制作,上衣下裳单独裁剪,再缝缀在一起,与上下一体裁剪的袍服其实并不相同。深衣从男女皆可穿着,逐渐演变为男人穿着为主,是传统汉服中非常重要的款式(见图4)。

图4 明 曾鲸 《李亨像轴》

那么,这些演变与“盖取诸乾坤”的设计思想矛盾吗?

上衣是乾是天,属性为阳;下裳是坤是地,属性为阴。这些思想从春秋开始梳理,到汉代已经完全确立。但汉代以后的服装发展并没有脱离古老哲学的轨道,阴阳属性仍然能够解释后来的现象。

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确,性别差异也越来越被强化,社会生活需要男人更像男人,女人更像女人。而按照乾坤天地与衣裳的对应关系,强调阳刚气质,则应加长上衣;表现阴柔性情,就可拓展下裳。事实上,虽然汉代时男女都有穿着深衣,但之后深衣和长袍基本上成为男人的专属;汉代以后,女性裙装不断上提下拉、加大裙摆,甚至发展出了齐胸襦裙和连衣裙。

衣裳的阴阳属性,到底是这些演变的深层推力还是文化牵引,或者兼而有之呢?很遗憾,目前没有充分的史料揭示真相,但无论哪一种情况,都证明了古人对服装文化的深刻思考和文化力量的强大。

自然宽松的衣裳击中现代人的审美中枢

按之前所讲,“盖取诸乾坤”隐含着天人合一及无为而治。以这样的思想作指导,设计出来的服装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由于上衣下裳首先是作为帝王服装形制得到推崇,所以政治力量会推动它朝着庄重、威严、神圣的方向发展。同时,哲学追求又让服装以自然宽松为美,因此逐渐演化出一种潇洒飘逸的风格。这种风格贯穿于中国历史,在今天又被重新重视和发扬。

比如,自然为美。中国传统服装跟现代或者西方服装相比,有一处明显不同,就是装袖的方式。传统服装更多是连肩裁剪,在肩头没有接缝,从而使肩部变得圆润、柔顺、贴合身形。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一件衣服到底能穿出什么效果,更多依赖自身条件,所以古人把“内求”的自身修炼,作为根本的解决之道。

而西装在肩部接袖,甚至采用垫肩来强化棱角和力量,所以服装被赋予修饰功能,人们把“外求”作为基本方向。很显然,我们的祖先并非没有能力在肩部装袖。这种在技术上不存在瓶颈的事情,之所以不做,往往出于文化原因。

再如,宽松为美。在面料的供应相对充足之后,中国传统服装就变得宽大了。腰身和袖口加大,人所受的束缚明显变小,穿的时候只是简单地把衣襟向右一遮,用长长的布带在腰间一系。这种大气、洒脱、飘逸,让人平添一身仙气。现在一些仙侠题材的古装剧,借助这种风格来塑造美感,效果很突出。

虽然中国传统服装的风格并不仅有仙气一种,而且仙气也不仅与“乾坤”二字相关,但事实证明,这种风格的确能击中现代人的审美中枢。今天的设计师们由此切入,追根溯源,不断挖掘和发展这笔宝贵的美学遗产。古典之美同样能走进现代生活,走上国际舞台。

作者:百家讲坛《中国衣裳》系列讲座主讲人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9-10-17     李任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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