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现代主义，作为西方艺术的火车头，以19世纪末的后印象派为起点。三位现代艺术开拓者塞尚、梵高、高更的创作实践和艺术观念共同为20世纪早期的现代艺术流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们非凡的创造力和卓越的艺术成就，从各自的角度诠释了对艺术“本质”和“真实”的独特见解：梵高尽情颂扬着生命的激情与狂热、高更则重返原始的神秘和深邃、塞尚更是通过揭示事物的结构和本质，企图创造一个和自然平行的世界。
世纪之交，新一代艺术家们在这些全新的角度、视野的引导下重新审视绘画、分析世界，并全面展开对色彩、空间、结构、物质以及生命概念的探索认知。野兽派，作为新世纪的艺术先锋，大胆迈出了走向现代艺术更为本质的一步，即绘画走向完全独立的第一步。
“野兽”出笼
1905年，在法国巴黎的秋季沙龙展览中，一群青年艺术家带着他们个性鲜明而自由奔放的作品前来参展。他们的作品被集中摆放在一间展厅中。展厅中央，一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雕塑家多纳泰罗雕塑风格的小型铜像默默伫立。周围的墙面上，鳞次栉比地排列着一张张色彩鲜艳的“先锋”之作。
展览一开始，这个特殊的展厅就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关注，引得舆论哗然。
1905年11月20日，法国的一张报纸上刊登了一则记者的报道：“当我走进这个丰富多彩的画展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展厅，我立刻被惊讶地目瞪口呆。在此，任何描述、任何介绍、任何批评都变得不可能。因为，大厅里的所有东西，除了使用的材料，其他一律与绘画不沾边。没有任何形象，全是一些蓝色、红色、黄色、绿色的花花绿绿、色彩斑斓的斑点，它们在画布上随意地并排展开，简直就像一个孩子拿着别人送给他的颜料盒玩耍着拼凑而成，显得十分天真、幼稚。”
而艺术评论家路易·沃塞尔也毫不客气地称这些作品为“野兽”。从此，“野兽派”第一次在艺术史上有了自己的姓名。
亨利·马蒂斯《戴帽子的妇人》 1905年 布面油彩 80.65×59.69cm 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野兽派第一次亮相的作品到底有多么惊世骇俗呢？以马蒂斯的《戴帽子的妇人》为例，据说，当年这幅画遭到了最集中的批判，被称为“野兽”这幅画功不可没。
这是一幅马蒂斯夫人的肖像画。画中，颜料不分青红皂白地铺在画面上，不仅仅是背景和帽子，还有这位妇人的脸部，她的容貌，都是用大胆的绿色和红色的笔触，粗犷地把轮廓勾勒出来的。
这种风格完全超出了当时主流审美的可接受范围。在艺术评论家看来，它完全抛弃了传统艺术的一切经验，画法粗糙且颜色乱七八糟，就像是各种颜料的胡乱涂抹；而在其他普通人看来，这幅画与他们一贯审的“美”不同，有点儿太“丑”了。
试想，一群经过几百年传统审美熏陶的人站在画风如此狂野的画作面前，任谁恐怕都会先被惊掉了下巴，继而狂呼“野兽”，落荒而逃吧。
色彩的叛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美术一直沿着学院派的道路稳步前进，画家们试图用各种逼真的线条、完美的透视法、理想中的色彩和克制的情感表达一幅作品。当时光的列车驶入19世纪前后的几十年时，欧洲艺术开始了惊人、快速的转变。随着社会的巨变、技术的创新和大众政治的到来，绘画也进入了一个全新而复杂的现代世界。
安德烈·德兰《马蒂斯肖像》
亨利·马蒂斯《生活的欢乐》 1904年 布面油彩174×238cm 美国宾州巴尼斯基金会藏
安德烈·德兰《埃斯塔克的弯路》 1906年 休斯顿美术馆藏
印象主义开始注重光影与颜色的变化对绘画的影响，新印象主义将色彩理论的极致应用于作品之中，之后的后印象派以超强的色彩表现力和带有象征意味的扭曲形式，在绘画中释放着大量势能。而野兽派沿着前辈们的路线，继续开创着全新的色彩试验。
纵观整个野兽画派的作品，我们能从其中明显看到后印象派对其影响。
塞尚说：“线是不存在的，明暗也不存在，只存在色彩之间的对比。”高更说：“色彩是思想的结果，而不是观察的结果。”马蒂斯显然对他们的观点颇为认同，进一步提出：“色彩的目的，是表达画家的需要，而不是看事物的需要。”
创作于1904年的《生活的欢乐》，是马蒂斯漫长的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画中平涂的色彩、弯曲起伏的线条以及那些富于原始之趣的人体造型，均显示出高更对他的深刻影响。甚至连画中的主题——人在大自然中的生活状态，也让人联想到高更在塔希提岛所向往的那种理想生活。而德兰为马蒂斯绘制的《马蒂斯肖像》，则多少受到梵高自画像的启发。
然而，野兽派并不满足于沿着后印象派的理想循规蹈矩地发展，他们在梵高、高更、塞尚的成就上狂飙猛进，实现了革命性的艺术突破。
后印象主义强调色彩的主观性，并成功将情感性赋予色彩，但他们的色彩还是建立在科学的视觉基础之上的。以梵高的《星空》为例，幽蓝的夜空中闪耀着黄色的光芒，这与人们的日常经验是相符的。而野兽派的色彩却明显有悖于自然事实。他们认为主观意志高于客观秩序，色彩应建立在心灵与情感的基础之上，强调绘画应“使自然服从于绘画的精神”。
《埃斯塔克的弯路》是野兽派画家德兰的代表作，这幅颇具代表性的野兽派风景画表现的是法国蔚蓝海岸的小村庄埃斯塔克的景色。我们很难从画面上那典型的野兽派色彩冲击中看出画家描绘的风景原来竟是蔚蓝海岸，炽烈的红色、橘红色、黄色和紫色取代了地中海的蔚蓝色。画上那几棵燃起的大树仿佛烧红的铁杵，而这幅画作的主题——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则如同太阳的金色光轮一般璀璨。德兰通过这些燃烧的色彩的组合，描绘出了自己感受到的地中海岸边所特有的明绚气息。
除了用色的“反常”，野兽派的大胆用色还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色彩的纯化。他们认为纯粹的色彩最能给人以强烈的感觉，因而，他们使用直接从颜料管里挤出的、未经调和的颜色，在画布上疯狂涂抹，强迫红色配合绿色、黄色衬托紫色、蓝色贴补橙色，他们不顾体积、对象和明暗在绘画里的惯常法则，用单色代替透视，取消一切过度，用纯粹的色彩营造出了极强的视觉冲击力，让野兽派从后印象派的影响中成功突围，凝练出自身最生猛的“野兽”风格。
野兽宗师：马蒂斯
亨利·马蒂斯《红色中的和谐》1908年 布面油彩180×220cm 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1869年出生于法国北部皮卡第地区勒卡托一个药商兼粮商家庭。起初，他对未来的规划是成为一名律师。但21岁时的一次住院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住院期间，母亲担心马蒂斯过于无聊，就给他拿来了颜料和画笔，本意是想让他随便画画消磨时间，不曾想却“无心插柳”，造就了20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
马蒂斯1892年考入美术学院，在象征主义画家莫罗的画室学习。莫罗对马蒂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关于绘画色彩，他说：“美的色调不可能从照抄自然中得到，绘画中的色彩必须依靠思索、想象和梦幻才能获得。”这一绘画色彩的主观性论述被马蒂斯在后来的艺术实践中不断深化。关于绘画风格，莫罗认为：“在艺术上，你的方法越简单，你的感觉越明显。”他引导马蒂斯用简洁的线条和鲜明的色彩塑造画面，而这两点则一直是马蒂斯艺术实践的核心。
1905年的夏天，马蒂斯和在巴黎一起学画的老朋友德兰，前往法国南部的科利乌尔（Collioure）度假。在那里，他们发现太阳竟如此明亮，色彩竟如此生动。马蒂斯心中的某个匣子一下被打开，丰富骚动的色彩蓬勃而出，顺着他的画笔，涌向他之后的每一幅作品。
1906年以后，马蒂斯的画风和他早期的过分激情有所收敛，他慢慢倾向于较为宁静、轻松、欢乐的画风。《红色中的和谐》创作于1908年至1909年间，是马蒂斯成熟期的代表作。他以一块高纯度的红色平面，限定了整个房间内的空间，把室内三维空间的物象全都描绘在这块二维空间的红色平面上。他把蓝色的花纹分布在桌布和墙面上，从而在红色平面上清楚地将水平的面和垂直的面区分开来。值得注意的是，马蒂斯在形态的表现上采取了一种图形类比的方法：窗外的屋顶与椅子的形状相类似，花园里的树木弯曲的枝丫与桌面和墙壁的花纹了相呼应，桌布上的花梗与女佣的头发更是采用了同一种简略的线条。
亨利·马蒂斯《舞蹈》
亨利·马蒂斯《带绿色条纹的马蒂斯夫人像》 1905年 布面油彩40×32cm 哥本哈根美术馆藏
在这幅画上，室内的红色构成全画的基调，窗外的蓝和绿色与它形成对比，而窗框的黄色和橙色，则使这一对比稍稍得以缓和。窗外房子的粉红色与室内红色相呼应，而室内桌布、墙纸上的花纹以及桌上水果的色彩，则与窗外蓝天、绿地、黄花的颜色相和谐。
纯净的色彩，使这幅画显得明丽而静雅；高度精炼的色面组合，使该画获得强烈的色彩效果。尽管热烈的红色在画面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但冷静的蓝色却仿佛一个休止符，使画面色彩的情绪回落下来，全画给人以梦幻般清纯、宁静的感受。
后来，马蒂斯又陆续创作了《红色画室》《舞蹈》《音乐》《带绿色条纹的马蒂斯夫人像》等野兽派画风的作品。晚年，被病痛折磨的马蒂斯甚至还开创了一项新的艺术创作——剪纸，再次创造了自己艺术生涯的又一高峰。
古典野兽：德兰
安德烈·德兰《威斯敏斯特大桥》 布面油彩 1906年 100×80cm 巴黎私人收藏
安德烈·德兰《科利乌尔的山》 1905年 81.3×100.3cm 布面油彩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藏
安德烈·德兰（AndréDerain，1880-1954），生于法国夏特的一个富商家庭，从小聪明好学，受过严格的教育。在著名的夏普塔尔中学毕业后，他被送到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院学习工程学。1898年，德兰放弃了工程学研究，转而学习绘画。1898年，德兰在卡早埃学院学画时，结识了马蒂斯，并受马蒂斯影响，崇尚爆炸性的色彩，是野兽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德兰在野兽主义时期，曾热衷于强烈的色彩表现。他曾说：“色彩成了炸弹，它们必然会放射光芒。在其新鲜感中，任何东西都能上升到真实之上。”他把色彩视为绘画的灵魂，试图通过色彩“跳出再现的陷阱”。他的画风轻松、精致，通过弯曲扭动的线条以及短促、断续的笔触，流露出精巧、典雅的意味。
德兰1906年画于伦敦的一组表现泰晤士河的作品，是其野兽派风格最出色的作品。那次伦敦之行使他大获灵感。伦敦的迷人景色使他心旷神怡，那些“产生在户外的充满大白天阳光的形状”，勾起了他用色彩来表达其感受的强烈愿望。《威斯敏斯特桥》是他这一组画中的代表作。在这幅画上，德兰选择了高视点的构图，把大片的绿色、黄色、红色和蓝色，作为主色铺展。这些色块的强烈对比关系，使画面充满节奏和张力。那弯弯扭扭地缠结在大片补色块面上的纯色树枝，起到了使对比色相互调和的作用。全画色点斑斓，色调明亮，形状简洁，笔触颤动有力，反映出德兰处理画面色彩与结构的非凡技巧。
德兰是野兽派里最不像“野兽”的人。“尽管他对野兽派的爆炸性色彩有过初衷的热情，但是他经常挂在胸怀的，是一种更规矩、更古典的传统观念的绘画概念。”正因为此，他后来脱离野兽主义，最终回到了传统的路子上去。
暴烈野兽：弗拉芒克
弗拉芒克《夏都的拖轮》 1906年 50×65cm 布面油彩 私人收藏
弗拉芒克《夏都的塞纳河》 1906年 82.5×102cm 纸板油画
弗拉芒克《布日瓦尔的山丘》 1906年 54.1×65.2cm 布面油彩 斯图加特国家美术馆藏
莫利斯·德·弗拉芒克（Maurice de Vaminck，1876-1958），野兽派画家中最为狂放不羁的一个。
他出生于巴黎，童年在巴黎郊外的贫困环境中度过。他的父母是音乐师，颇有吉普赛人的个性。他们根本不把教育儿子当一回事，而是听之任之，这使弗拉芒克从小养成了率直乐观的性格。弗拉芒克热爱自然，兴趣广泛，16岁时便离开家庭，外出闯荡。
1900年，业余美术爱好者弗拉芒克结识了德兰，在德兰的影响下，弗拉芒克成为了一名画家。他们在夏特岛上合租了一个废旧的小酒馆作画室，终日沉浸在色彩的世界中，为后来野兽派画风奠定了基础。
《塞纳河畔的采石场》是弗拉芒克野兽派风格的一件典型作品。画中，强烈的大红色、绿色、蓝色的对比，产生热烈动荡的气氛。那些狂放而毫无秩序的树枝，犹如火舌一般在空中颤动飞舞，显得尤为触目，热烈的色彩与飞舞的笔触，使画面给人以狂野动荡之感。
弗拉芒克在绘画上追求自由，他厌恶限制自由的一切，对传统不屑一顾，以从未去过卢浮宫而自我夸耀。他力求“用自己的心作画，而不为风格伤脑筋，因为本能正是艺术的基础”。
野兽派以后，弗拉芒克的风格亦发生了极大转变。画作中一改单纯宣泄式的表达，在色彩运用和形体表现上不再狂放，而是转向调和与节制的塞尚及立体主义。后来，弗拉芒克意识到立体主义背离了他对绘画真正的追求。在对毕加索进行了长篇大论的谴责之后，1914年，弗拉芒克彻底脱离立体派的影响，重拾色彩表现之路。
野兽的沉寂
随着一位位野兽派代表画家新的艺术探索，野兽派在经历了三四年的高光时刻之后悄然隐退。
在所有20世纪的艺术运动中，野兽派也许是最短暂、也最难定义的一种风格，它仅持续了几年时间，作为一种风格流派，始于1898年，终于1908年，而作为一个阶段，只存在于1905年至1908年。它就如一头狂奔的野兽，来势汹汹，继而匆匆而过。然而，野兽的传奇并未随着它的远去而被人遗忘，它所掀起的色彩革命以及在绘画技巧上的巨大突破，对接踵而来的艺术家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沿着野兽主义色彩至上、情感至上的美学路线，不断开拓新的艺术领地，产生了许多重要的艺术流派和艺术家，也奠定了现代主义艺术的发展方向。
以野兽派为开端，从他们将色彩与物象分离开始，现代艺术越来越向着艺术家的情感和思想深处走去，变成了今天我们越来越“看不懂”的现代艺术。当我们站在更新的现代艺术的面前，或许就能理解1905年那一声“野兽”的惊呼。
来源：《艺术品鉴》2020年第16期 郭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