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的君子与理想人格

君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它孕育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中华儿女奋进向上的道德风貌,它在铸就中华民族精神、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君子文化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它体现了中华文化重人文教化、强调“学以成人”的重要特点。君子作为现实生活中积极向上、努力向善的正面人格形象,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成人成己的价值认同,是中华文化做人标准的人格化体现,是将内在德性外化为具体表现的现实人物。

“君子”这个概念早在先秦时就已出现,并从最初主要是对有身份有地位的贵族和政治人物的称呼,逐渐发展为与“小人”对应的正面向上的人格形象。特别是孔子儒学,主要从德性的角度来规定“君子”,赋予了“君子”以丰富的道德内涵,从而使君子成为有道德之人的代名词,是传统伦理道德完善的人格化体现。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君子也经常被认为是儒家的理想人格。

这里想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君子”是不是理想人格?第二、中国的君子文化是否仅属于儒家文化?

先谈第一个问题:“君子”是不是理想人格?我认为,从普通的一般意义上,可以这么表达,但从严格意义上而论,两者是有区别的。

“君子”是理想人格,这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君子”,从社会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评判衡量,是人人应该向往、人人应该争当、人人应当成为的一种人格,否则,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小人”,是为社会所贬斥的。但严格意义上的理想人格,却并不应该是人人都当然能够成就的一种人格。理想人格作为一种理想,它是为每一个人树立的道德楷模,人人都有可能实现,但并不等于每个人都能实现,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从儒佛道三教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完人”人格及其历史价值》,在里面对儒佛道三家的理想人格做过一点分析。

(1)儒家的理想人格:圣人。践仁义,行教化。人皆可以为尧舜,途之人皆可以为禹。“内圣外王”是一种理想人格。

(2)道家道教的理想人格:真人、至人、神人或仙人。其效法天道,自然无为,返朴归真。“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得道之人“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

(3)佛教的理想人格:佛、菩萨。佛菩萨智慧无穷,大慈大悲,普度众生,自觉觉他。

我把儒、佛、道的理想人格称之为“完人”人格。圣人、真人、佛菩萨,都是完美无缺的人格。这些完美无缺的人格,是人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对象。儒家讲人皆可以为尧舜,途之人可以为禹。佛教讲人人有佛性,人人能成佛。道教也讲人人能成仙。但这都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圣人、真人、仙人、佛菩萨,都是人们效法的楷模,学习的榜样。其根本宗旨在于鼓励人不断向善,普通人其实是很难成圣作佛的。

而君子则不同。君子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努力、也应该做到的。历史上就有“自汉以来,天下贤人君子,不可胜数”(姚鼐:《惜抱轩诗文集》)的说法。孔子也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

因此,君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想人格,但他是不断追求、并自觉践行理想人格的优秀人物,是不断趋向于理想人格的现实人格。

这并不是否定君子的价值,而恰恰相反,君子与圣人、真人、佛菩萨这些理想人格相比,更具有普适性和感召力,更具有独特的价值。因为它并不高高在上,并不远离我们每一个芸芸众生,他就在我们身边,而且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在当下最平常的生活中时时做到的。

君子与理想人格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君子其实是自觉地时时以理想人格为楷模和榜样,时时以实现理想人格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不断地趋向于完美。孔子曾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君子应该具有仁、智、勇三德,虽然在子贡看来,这说的就是孔子自己,但孔子自己却谦虚地说自己还做不到,而这正表明他还要在这三方面继续努力。所以孔子又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虽然君子应该有仁、智、勇三德,但君子有时并不一定都能做到,但他会不断地努力。事实上,“好学”这本身就是君子的一大特性。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矣。”(《论语·学而》)

孔子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上达:通达于仁义,通达于善。君子,就是能不断地努力学习,不断地上达以趋向于善。这其实也就是《大学》中说的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周易》中所说的“君子以自强不息”。

在这种意义上,“君子”文化在鼓励每个人努力向上、积极向善的方面,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再来讨论第二个问题:中国的君子文化是否仅属于儒家文化?我不这样认为。“君子”的核心内涵相对稳定,而同时又是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演变的。在这个丰富发展的过程中,儒佛道文化都做出了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的演化中最终形成了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这在君子文化中也有体现。儒、佛、道的理想人格及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不断丰富着中国文化中的君子内涵。

具体地说,儒家的自强不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论语·里仁》)、以天下为己任、善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坚守气节,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道家道教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清静无为、尊道贵德;佛教的去除贪欲、破除执著、慈悲助人、智慧人生等,都成为君子文化的丰富内涵。

在中国传统的君子文化中,儒、道两家的君子文化最具代表性。儒家的“君子”是现实社会伦常关系中有道德的人,是在上通下达中为普通人树立的一个有血有肉的榜样人物,道家则强调“君子”应是超越世俗、顺自然之化的得道行道者。用庄子的话来说,道家的君子是“天之君子”,儒家的君子是“人之君子”。儒道两家君子文化中所展现的思想智慧,相异而互补,以其特殊的文化样式在历史上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中国儒、佛、道文化共同铸就的中国文化中的君子人格,曾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发挥过巨大的积极作用,并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君子文化丰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伦理道德学说,促进了中华民族道德水准的提高,引领了社会风尚,推动了社会进步,促进了中华礼义之邦的形成。

君子文化的历史价值,也突显了它的现代意义。我们今天要继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君子文化,并将之发扬光大。

当然,传统的君子文化,并不能简单地搬来使用,因为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例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曾造就了一大批谋道不谋食的仁人君子,但它也容易产生重道德、轻生产的倾向。这需要我们顺应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克服传统君子文化中的不足,不断丰富充实现代内涵,使之成为涵养现代文明的源泉活水,使之在引领社会风尚、构建新时代社会道德文明和人类精神家园中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就其现实意义而言,我认为,提倡每一个人做“君子”,相比无私奉献的高大上的理想人格而言,在当下社会中也许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

来源:《华夏文化》2018年03期     洪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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