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它孕育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中华儿女奋进向上的道德风貌，它在铸就中华民族精神、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君子文化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它体现了中华文化重人文教化、强调“学以成人”的重要特点。君子作为现实生活中积极向上、努力向善的正面人格形象，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成人成己的价值认同，是中华文化做人标准的人格化体现，是将内在德性外化为具体表现的现实人物。
“君子”这个概念早在先秦时就已出现，并从最初主要是对有身份有地位的贵族和政治人物的称呼，逐渐发展为与“小人”对应的正面向上的人格形象。特别是孔子儒学，主要从德性的角度来规定“君子”，赋予了“君子”以丰富的道德内涵，从而使君子成为有道德之人的代名词，是传统伦理道德完善的人格化体现。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君子也经常被认为是儒家的理想人格。
这里想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君子”是不是理想人格？第二、中国的君子文化是否仅属于儒家文化？
先谈第一个问题：“君子”是不是理想人格？我认为，从普通的一般意义上，可以这么表达，但从严格意义上而论，两者是有区别的。
“君子”是理想人格，这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君子”，从社会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评判衡量，是人人应该向往、人人应该争当、人人应当成为的一种人格，否则，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小人”，是为社会所贬斥的。但严格意义上的理想人格，却并不应该是人人都当然能够成就的一种人格。理想人格作为一种理想，它是为每一个人树立的道德楷模，人人都有可能实现，但并不等于每个人都能实现，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从儒佛道三教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完人”人格及其历史价值》，在里面对儒佛道三家的理想人格做过一点分析。
（1）儒家的理想人格：圣人。践仁义，行教化。人皆可以为尧舜，途之人皆可以为禹。“内圣外王”是一种理想人格。
（2）道家道教的理想人格：真人、至人、神人或仙人。其效法天道，自然无为，返朴归真。“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得道之人“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
（3）佛教的理想人格：佛、菩萨。佛菩萨智慧无穷，大慈大悲，普度众生，自觉觉他。
我把儒、佛、道的理想人格称之为“完人”人格。圣人、真人、佛菩萨，都是完美无缺的人格。这些完美无缺的人格，是人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对象。儒家讲人皆可以为尧舜，途之人可以为禹。佛教讲人人有佛性，人人能成佛。道教也讲人人能成仙。但这都只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圣人、真人、仙人、佛菩萨，都是人们效法的楷模，学习的榜样。其根本宗旨在于鼓励人不断向善，普通人其实是很难成圣作佛的。
而君子则不同。君子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努力、也应该做到的。历史上就有“自汉以来，天下贤人君子，不可胜数”（姚鼐：《惜抱轩诗文集》）的说法。孔子也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
因此，君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想人格，但他是不断追求、并自觉践行理想人格的优秀人物，是不断趋向于理想人格的现实人格。
这并不是否定君子的价值，而恰恰相反，君子与圣人、真人、佛菩萨这些理想人格相比，更具有普适性和感召力，更具有独特的价值。因为它并不高高在上，并不远离我们每一个芸芸众生，他就在我们身边，而且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在当下最平常的生活中时时做到的。
君子与理想人格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君子其实是自觉地时时以理想人格为楷模和榜样，时时以实现理想人格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不断地趋向于完美。孔子曾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君子应该具有仁、智、勇三德，虽然在子贡看来，这说的就是孔子自己，但孔子自己却谦虚地说自己还做不到，而这正表明他还要在这三方面继续努力。所以孔子又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虽然君子应该有仁、智、勇三德，但君子有时并不一定都能做到，但他会不断地努力。事实上，“好学”这本身就是君子的一大特性。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矣。”（《论语·学而》）
孔子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上达：通达于仁义，通达于善。君子，就是能不断地努力学习，不断地上达以趋向于善。这其实也就是《大学》中说的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周易》中所说的“君子以自强不息”。
在这种意义上，“君子”文化在鼓励每个人努力向上、积极向善的方面，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再来讨论第二个问题：中国的君子文化是否仅属于儒家文化？我不这样认为。“君子”的核心内涵相对稳定，而同时又是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演变的。在这个丰富发展的过程中，儒佛道文化都做出了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的演化中最终形成了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这在君子文化中也有体现。儒、佛、道的理想人格及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不断丰富着中国文化中的君子内涵。
具体地说，儒家的自强不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论语·里仁》）、以天下为己任、善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坚守气节，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道家道教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清静无为、尊道贵德;佛教的去除贪欲、破除执著、慈悲助人、智慧人生等，都成为君子文化的丰富内涵。
在中国传统的君子文化中，儒、道两家的君子文化最具代表性。儒家的“君子”是现实社会伦常关系中有道德的人，是在上通下达中为普通人树立的一个有血有肉的榜样人物，道家则强调“君子”应是超越世俗、顺自然之化的得道行道者。用庄子的话来说，道家的君子是“天之君子”，儒家的君子是“人之君子”。儒道两家君子文化中所展现的思想智慧，相异而互补，以其特殊的文化样式在历史上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中国儒、佛、道文化共同铸就的中国文化中的君子人格，曾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发挥过巨大的积极作用，并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君子文化丰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伦理道德学说，促进了中华民族道德水准的提高，引领了社会风尚，推动了社会进步，促进了中华礼义之邦的形成。
君子文化的历史价值，也突显了它的现代意义。我们今天要继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君子文化，并将之发扬光大。
当然，传统的君子文化，并不能简单地搬来使用，因为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例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曾造就了一大批谋道不谋食的仁人君子，但它也容易产生重道德、轻生产的倾向。这需要我们顺应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克服传统君子文化中的不足，不断丰富充实现代内涵，使之成为涵养现代文明的源泉活水，使之在引领社会风尚、构建新时代社会道德文明和人类精神家园中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就其现实意义而言，我认为，提倡每一个人做“君子”，相比无私奉献的高大上的理想人格而言，在当下社会中也许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
来源：《华夏文化》2018年03期 洪修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