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伟大领袖曾号召全民学哲学。我也装模作样地学了一番，结果也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以然。
但前一段时间，读英国人阿兰·德波顿的《哲学的慰藉》，却对哲学有了一番新的认识。
人生在世，生老病死时刻觊觎着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旅途上我们还得时刻面对别人的误解或者猜忌，还得面对金钱的窘迫，还得面对一个又一个挫折。
此时我们该怎么办？说真话，面对这些真的没有什么金玉良方。可是，我们至少可以找一些东西来慰藉自己吧？
阿兰·德波顿给我们的“药方”是哲学。
就我们的一般认识而言，讨论哲学的应当是一些睿智的老者，然而阿兰·德波顿却是一个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年轻人。
他为我们列举了哲学史上五位有名的哲学家，这五位哲学家分别是：苏格拉底、伊壁鸠鲁、塞内加、叔本华和尼采。
公元前469年出生的苏格拉底，现在成为了古希腊哲学的旗帜。然而这个旗帜，却是这位睿智的老人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苏格拉底试图帮助人们知道，很多看似对的东西未必是对的，他号召人们开始过有思想的生活。他勇敢地发问：“是否存在在战场上后退的勇士？是否存在坚守阵地而并不勇敢的人？”他说：“一种坏思想以权威的方式提出来，往往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具备好思想的分量，尽管没有证据说明它是如何产生的。”他认为，一种思想或行动是否有价值，不在于它是否广受赞同还是备受攻击，而在于它是否合乎逻辑规则，并绝决地说：“无知既罪恶。”同时大声疾呼：“做痛苦的人，不做快乐的猪。”他声称：“我的母亲是一位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我是精神上的助产婆，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
他的这些似乎是离经叛道的举止，让当时的正统思想及规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样，他就几乎得罪了全希腊。更要命的是，那时没有人能够证明这位睿智的老人是错的。于是，当时的希腊人用了到现在也不失民主的方法——用全体表决来证明苏格拉底是错的。而表决的结果是：承认自己有罪，并收回自己的哲学主张，接受三十米金的罚款。这个罚款在当时是一笔很小的数目，是一种象征意义的东西，否则他就得饮鸩而死。当时，他的学生还为他设计了相当缜密的逃跑计划。然而，他不愿意违反法律。“他认为法律一旦制定，不管合理与否，作为一国之公民就必须遵守”。
面对着生和死的抉择，老人毅然决然的选择了死。这让我想起中国明代的方孝孺和晚清的谭嗣同，尽管方孝孺和谭嗣同并不是为了哲学观点，但是为了一个信念，他们和苏格拉底是一样的。
据柏拉图记载：行刑那天，他高高兴兴地将毒鸩一饮而尽。此时，他的学生们都忍不住悲痛而哭泣。苏格拉底斥责他们说，我之所以不让女人来，就是怕他们来这一手。你们难道不能让我平静地走吗？在这个伟大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最后一刻，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克里斯，我还欠阿斯克勒庇斯一只公鸡，你能记着替我还清这笔债务吗？”
这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话，竟成了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的临终遗言。
就这样苏格拉底走了，然而他留给希腊哲学这种无畏的思辨却留下了。而就是这种无畏的思辨，到如今还在慰藉着我们。
我们现在常听说“伊壁鸠鲁学说”，那么什么又是“伊壁鸠鲁学说”？简而言之就是，“快乐是幸福生活的起点和终点”。而什么又是快乐呢？我们常听见有人很自信地说“跟着感觉走”。而伊壁鸠鲁却告诉我们，“立即出现的答案往往是错的”。为此，他还为快乐开具了一个清单：一是友谊，二是自由，三是思想。
我相信，这个清单对于当下肯定是不合时宜的。当下的快乐，多是房子、车子、票子。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人们对伊壁鸠鲁都有很深的误解。《牛津词典》在“伊壁鸠鲁”条上，解释为：爱享乐的：享乐主义者，并举例说：In his youth he was an extravagant epicurean.（他年轻时是一个花花公子。）而事实上，他不喝酒，每顿饭只要有面包蔬菜和橄榄就行。“他经过理性的分析之后，语出惊人，指出怎样才真正能实现快乐人生——对缺少钱财的人说来很幸运，构成快乐的要素虽然难以捉摸，却似乎不大昂贵”。
在人生中，升官发财确实不大容易。可是，如果我们能静下心来去追求友谊，去追求无害于人的自由，去对一些人和一些事思考些什么，这还是能做到的。这就要看我们能不能放下一些东西，能不能把一些东西看轻一些。说实话，能做到很难。
人生中挫折总是无法避免的，面对挫折我们又该怎么办？
在希腊哲学史上，塞内加是和苏格拉底等量齐观的哲学家。他自己一生就是命途多舛，他无端被卷入宫廷政变中。当罗马皇帝尼禄让他自裁时，他选择了和苏格拉底一样地从容离去，只是他比苏格拉底还要惨。因为他年老的原因，他自杀时血流得不畅，尽管他连自己脚腕和膝盖后面的血管都割破了。于是，他求医生给他一杯毒药。可是，神差鬼使的毒药竟不起作用，最后他要求把自己独自关在蒸汽室里，让蒸汽把自己活活窒息而死。
塞内加认为，挫折就是“主观愿望与严酷现实之间的冲突”，他主张“生活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们要顺而应之”。他还认为“命运之神的干预，不论是仁慈还是凶恶，都使人命运无常”。然而是不是对于挫折我们就逆来顺受呢？不是的。“如果我们对一切挫折逆来顺受的话，人类伟大的成就不多了”。对待人生中的挫折，我们只能尽人力听天命。“我们就像拴在一辆不可捉摸的车子上的狗。绳子的长度足以让我们有一定的活动余地，但决不允许随意到处乱跑”，因为“死神不是道德裁判员”。而这条狗企图挣脱这条绳索的种种努力，结果就是获得更大的痛苦。面对挫折当然不值得欢呼，但我们要记住塞内加的忠告。“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
同面对和正视挫折一样，我们还要面对和正视缺陷。每个人每一种制度，甚至每个种族都有缺陷。对于缺陷，法国人蒙田认为应当接受不可更改的缺陷，力所能及地改变能改变的缺陷，认为这样的人是聪明人。爱因斯坦也曾说过：“上帝尽管不可捉摸，但并无恶意。”蒙田还告诉我们：“聪明人的聪明，是来自于比他更聪明的人。”“善良而平凡的生活，努力寻求智慧远离愚蠢，有此成就足矣。”
每当我们读到“春花秋月几时了，往事知多少”时，每当我们送走一位挚友亲朋时，每当我们被误解被冤枉时，我们无法不伤心。对伤心的慰藉不但是哲学所面对的，也是我们人生时时刻刻要面对的。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经过痛苦思索后认为，“人的存在是一种错误”。既然如此，伤心当然在所难免。他在对蜜蜂、鼹鼠和蚂蚁等动物观察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世上所有的生命都是同样地献身于无意义的生活。”我们比鼹鼠的优势在于，我们能将“艺术和哲学以其不同方式把痛苦转化为知识”。他要我们在像鼹鼠一样挖洞的同时，“一定要化眼泪为知识”。
追根溯源，为什么叔本华能够提出这样的哲学观点呢？大概还是和他的青少年经历有关。他的父亲是一位富商而母亲又是一个有名的流行的小说家，可是这些并没有为少年的叔本华带来快乐。和很多人不同，他非但没有“恋母弑父”的俄狄浦斯情结，反倒是父亲从小就对他疼爱，而母亲却对他相当冷淡。在他十七岁时，他的父亲坠楼自杀了。而自杀的原因有两种版本，一是说因生意失败而至，另一说是因为叔本华的母亲不贞所致。此后，叔本华虽然得到了丰厚的遗产，却和母亲由路人成为仇人。他和自己母亲彻底决裂了。由此看来，他父亲死因，第二个版本可能性更大些。五年后他离开了魏玛，从此再也没有和自己母亲见面。
有意思的是，现在被奉为叔本华的哲学的标志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本书，在当年发表后非但没有反响，简直就是无人问津。这本书绝大部分，在书店里静静的躺了十六年之久。而他的另一本著作《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奏》的命运也糟糕得很，一共发行了五百本，十年后还剩三百五十本。然而这些更激发了叔本华的高傲。他说：“当一个驴子照镜子，你不可能在镜子里头看到天使。”并嘲笑那些不懂得自己的人说：“当大脑和书碰撞发出空洞的声音时，不能总是归咎于书吧？”
苍天有眼，也许是锲而不舍，直到1851年他写出了《附加与补充》，用以对《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进行补充时，人们才发现原来的丑小鸭竟然是白天鹅，一时间他成为家喻户晓的哲学家，就连伟大的音乐家瓦格纳也把自己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献给他。在他七十岁那年德意志最高的学术团体——柏林皇家科学院决定授予他院士学位，这是学者们梦寐以求的最高学位，而叔本华却拒绝了。后来，也是以孤独著称的哲学家尼采都叹谓：“他孑然一身，没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和一个没有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只有一条叫小叔本华的卷毛狗陪伴着他。
和很多哲学家不同，尼采竟然推崇苦难。尼采在自己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借一个满世界宣告的超人的嘴宣称“上帝死了”，他甚至祝福他的朋友多灾多难。这样一个几乎是不可理喻的人的哲学，却有其合理性。他认为“人的计划的圆满完成看来是与我们某种程度的磨难分不开的”。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困难是绕不开躲不过的。从山脚而登峰的过程是痛苦的，一旦你登上顶峰时，当你欣赏脚下的景物时，你就完成了一次超越。他最欣赏蒙田说的，“生活的艺术在于利用逆境”。他认为“我们感觉好些的不一定对我们好，使我们感到痛苦的并不一定对我不好”。这就是生活中的辩证法，这就是一个哲学家对苦难作用的理解。
在解释什么是生命时，他说到：“生命是一种冲动，一种冲力，一种创造力，是一个不断自我表现，在我创造、自我扩张的活动过程。”而且意志在生命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意志”。他主张在人生中要完善自我，超越自我。
《哲学的慰藉》用轻松的笔调带我们走进哲学家的精神世界，使我们发现人生的悲苦、困顿和欲望引起的烦恼可以在哲学中找到慰藉。这本书的文字简洁优雅又机智含蓄，深得英国古典文学传承，并让我们知道原来哲学可以是这样。
来源：《书屋》2012年10期 郎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