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跑江湖”，大多数人会想到古代武侠小说中江湖儿女驰骋风云、快意恩仇、惩恶扬善的壮举。其中金庸先生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等多部小说使这种印象更为深入人心；或者想到《庄子》中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中的江河湖海。其实，唐代以后禅宗中也存在着一种“跑江湖”，它指的是僧人们往来于江西和湖南、湖北之间的一种参禅、访学、求道现象，尤其在唐代中后期到南宋初期最为兴盛。它和禅宗在我国的发展阶段一致，反映出南方（尤其是江西和两湖地区）禅宗的发展和宗派内部的交流情况。
从时间上看，禅僧来往于江西和两湖地区，形成系统的“跑江湖”现象，最迟出现于8-9世纪之间，即与禅宗在唐代的发展，特别与以马祖道一（709-788年）为中心的“洪州宗”和以石头希迁（700-790年）为中心的“石头宗”的形成、兴起有密切关系。在中唐以前，北宗、荷泽宗（以长安、洛阳为代表）、牛头宗（集中在牛头山和茅山周围地区，位于现在的浙江、江苏省内）发展较盛，传法中心不在江西和湖南、湖北。到贞元（785-805）、元和（806-821）年间，南宗禅一枝独秀，尤其以在江西发展的“洪州宗”和在湖南发展的“石头宗”最负盛名。唐末五代时期，这两宗又分化出沩仰宗、临济宗、云门宗、曹洞宗和法眼宗。宋代禅宗沿着这“五宗”的脉络发展、演变。自唐中后期到宋代，江西和湖南、湖北成为禅宗重要的传法中心。结合禅宗中兴起的参禅“行脚”风气，营造出独特的“跑江湖”氛围，并且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
一、在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生活的时代，形成以两位禅师居所为中心的江西、湖南交流。具体又可分为：
第一，两位禅师之间直接搭建的“跑江湖”。其中又有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为更好地教化禅僧，两位禅师相互推荐，使禅僧往来于江、湖之间。在《祖堂集》等早期的禅宗资料中记载了不少这样的事例。如因“烧佛”而名噪一时的丹霞天然（739-824年），最初参拜马祖道一，经马祖道一指示去石头希迁处学习，经过石头希迁的印可，“师（指天然）受戒已，而大寂（指马祖）耀摩尼于江西，师乃下岳（指石头希迁所居住的南岳），再诣彼礼谒大寂”（《祖堂集》卷四）。《景德传灯录》和《五灯会元》的记载多类于此。但《宋高僧传》的记载正好相反，说他先参见石头希迁，后到江西马祖道一处。无论其参拜顺序如何，都说明了当时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关系颇为密切，根据僧人的根性推荐最适合的导师。著名的石头宗禅师药山惟俨（751-834年）及其弟子云岩昙晟（781-841年）都有同时在江西与湖南学习的经历，去往另一处也多是遵从授业禅师的指示。从后世编订的禅宗宗谱上看，他们虽属于石头系禅师，但在其学禅经历和禅学思想中刻印着洪州系的影子。
另一种情况是，在交通不甚发达的古代，弟子往来于江、湖之间，扮演着传递信息（含有相互勘验成分）的角色。如曾在马祖道一门下学禅的邓隐峰禅师辞别马祖，“师（指马祖）云：‘什么处去？’对云：‘石头去。’师云：‘石头路滑。’对云：‘竿木随身，逢场作戏。’便去。才到石头，即绕禅床一匝振锡一声，问：‘是何宗旨？’石头云；‘苍天苍天。’隐峰无语。却回举似于师。师云：‘汝更去，见他道苍天，汝便嘘嘘。’隐峰又去石头，一依前问，‘是何宗旨？’石头乃嘘嘘。隐峰又无语，归来。师云：‘向汝道石头路滑。’”（《景德传灯录》卷六）邓隐峰禅师在此俨然成为交通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禅法的“传话者”，在他的一来一往中加强了江、湖间洪州系和石头系的交流。
第二，禅僧们在“行脚”时参拜著名禅师而自然形成了“跑江湖”。
随着南宗禅的兴起，自菩提达摩到道信、弘忍时期形成的，共同尊重某一位禅师为“正统”传承者的现象被打破，在南北方各个地区形成了多个传法中心。在这多个传法中心中，江西的马祖道一和湖南的石头希迁为中心的禅法体系影响较大，因而在唐代中后期，禅僧们参禅悟道多奔向这两个区域。
在禅宗史上，天皇道悟（748-807年）因门下出雪峰义存（822-908年），而雪峰门下出创立云门宗的云门文偃（864-949年）和创立法眼宗的法眼文益（885-958年），在宋代“灯录”中对于其所属宗派极具争议，也多来往于江、湖之间。尽管在《祖堂集》、《宋高僧传》并未提到道悟参拜马祖道一之事，但在《景德传灯录》和《五灯会元》中在肯定其石头系传承者的身份后，又说明了他的学禅经历：即初参径山国一，次参马祖道一，最后参石头希迁，有了跟从马祖道一学禅的经历。而在《全唐文》中摘录的唐代丘玄素的《天王道悟禅师碑》中，天王寺道悟先去参拜石头希迁，随后拜访南阳慧忠，最后在马祖道一处悟道。虽然从北宋一直到清代，有关道悟禅师的法系问题争论不休，但却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在唐中后期，洪州宗和石头宗的传法中心江西、湖南，是当时的禅僧参拜名师的集聚地，禅僧在悟道前多往行脚参请，请求指示；在悟道后，也多往江、湖间寻求勘验，甚至常住某地弘扬禅法。天皇道悟无异是这其中之一，与江西、湖南两地皆有联系。随着他在荆州的安居，湖北成为新的行脚之地，江西和湖南、湖北的交流进一步增强。
从禅宗史实上看，为了获取著名禅师的认可，在江西、湖南之间往来者的确不乏其人。如潭州慧朗禅师曾参拜马祖，“祖问：‘汝来何求？’曰：‘求佛知见。’祖曰：‘佛无知见，知见乃魔耳。汝自何来？’曰：‘南岳来。’曰：‘汝从南岳来，未识曹溪心要，汝速归彼，不宜他往。’”（《马祖道一禅师广录》）由此可见，湖南的慧朗禅师明显前往江西马祖处是为了获取进一步的指示和认可，然而马祖指出他对禅学修行的误区。因求指示和认可的弟子众多，到唐代后期，对于前来拜谒的僧人禅师首先便问“何处来”，这也成为当时和后世禅林中禅师验证行脚僧的“口头语”。
二、唐后期到五代十国，“洪州系”和“石头系”弟子传法时期，江西、湖南仍是禅宗重要的传法中心。
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门下的弟子众多，撑起了唐后期禅宗发展的“半壁江山”，甚至一度控制了禅宗的整体发展走向。在众多的弟子中，又形成了新的传法中心，如福建、浙江、四川、山西等地都有不少名噪一时的禅师。但江西、湖南仍旧相对重要，并且在禅师选择的传法区域上来看，继续延续着“跑江湖”的传统。如沩仰宗的创始人，沩山灵佑（771-853年）曾在湖南潭州的大沩山传法，当时僧众达到1500人左右。而其得意门生仰山慧寂（840-916年）则在学成后转到袁州的仰山（今江西宜春县南）一带继续宣扬其师宗风，成为传承江、湖两地禅学风气的两大尊宿。无独有偶，曹洞宗的两位创始人洞山良价（807-869年）和曹山本寂（840-901年）的传法范围也多在今湖南和江西两地。洞山良价曾问法于沩山灵佑禅师，又在潭州的云岩山师从云岩昙晟并得到印可，最终来到宜丰洞山（今江西宜春）宣传禅法。其弟子本寂也长期在抚州（今江西临川）、曹山（今江西宜黄境内）等地弘扬禅法。
结合沩仰宗和曹洞宗在唐五代时期的地位，可以说江西、湖南是当时相对重要的传法中心。唐末五代时期的五宗，除临济宗的传法中心位于河北一带，其他四宗皆处于长江以南。法眼宗出现较晚，在唐五代时期影响并不是很大。而从早期的禅宗资料上看，关于当时云门宗的记载相对较少，出现时代仅仅早于法眼宗。可以说，当时五宗中在南方占据主要地位的是沩仰宗和曹洞宗，而他们的传法区域又多在湖南和江西，因而可以说在宋代之前，江西、湖南仍是许多著名禅师的集聚地，由此导致的禅师和禅僧们的“跑江湖”现象仍然十分盛行。
三、两宋时期，湖北在“跑江湖”中凸显，形成江西、两湖的格局。在当时的多个禅宗中心中，它们的地位仍然重要。
北宋时期，随着政治权力中心在北方的确立，出现了南方的法眼宗和云门宗禅师到北方普法的现象。经过政权的支持，在北方的河南省的开封、洛阳，山西、河北等地出现了新的传法中心，江西、湖南的重心地位有所下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两宋时期，江西、湖南仍是当时禅僧参禅悟道的“圣地”，仍不乏有“跑江湖”者，同时，湖北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跑江湖”的区域由宋代以前主要在江西、湖南两地扩展到江西、湖南、湖北（两湖）地区，在这些区域中又形成了区域内的小集中地。“跑江湖”也出现了新的形式。
两宋时期是禅宗的兴盛期，禅宗取代其他义学成为佛教的主流，基于此，一大批“灯录”、“语录”出现，宗派传承的法脉整理越来越受到重视，门户之争愈燃愈烈。但是考究宋代禅宗史料，在不同时代占据禅学大宗的云门宗、临济宗和曹洞宗的僧人中，由于一贯流行的“行脚”传统，各宗派间的交流仍然十分频繁，至少在江西和两湖地区出现相互交流，在远离政权中心的地域，门户之争并不十分明显，而是展现出多宗派间的和平共处。
在北宋初期到宋徽宗以前，云门宗的势力较盛，尤其对推动当时的京城禅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在江西、湖南、湖北等地也有不少著名的禅师，他们或一生以江西、湖南、湖北的某一传法中心为主，弘扬当地的禅法，如与苏轼交好的佛印了元（1032-1098年），40多年间历任江西大寺住持。更多的禅师在悟道前后，来往于江西、两湖地区。如不遗余力地北上京师，请求著作入藏经的佛日契嵩（1007-1072年），在19岁后各地游方，历游湖南南岳衡山一带，后到江西袁州、筠州之间参拜云门宗禅师洞山晓聪，后又转到湖南潭州拜谒临济宗首山省念弟子洪湮禅师。在宋代禅宗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云门宗禅师雪窦重显（980-1052年）将传法区域扩大到湖北境内，他在悟道前曾往庐山栖贤寺拜谒法眼宗澄諟禅师，其后往返于湖北境内，在郢州（今湖北钟祥）大阳山任知客，后参拜黄梅五祖山云门宗师戒禅师，还曾去往襄州（今湖北襄樊）拜谒临济宗首山省念弟子蕴聪禅师，终在复州（今湖北天门市）北塔崇胜院智门光祚指示下顿悟；而在悟道后再次拜谒过庐山罗汉寺法眼宗行林禅师，在江西与湖北间建立起云门宗的“跑江湖”。
临济宗在北宋仁宗朝逐渐兴起，经历代禅师的努力，与曹洞宗形成了南宋时“临天下，曹一角”的格局，并流传至今。在此之前，临济宗的影响虽主要在北方，但也往来于江西、两湖之间，为石霜楚圆（986-1039年）将禅法传到南方提供了准备。如北宋初期临济宗著名的汾阳善昭（947-1024年），曾参拜70余位尊宿，游历于湘江、衡山、庐山之间，到湖北襄州参拜曹洞宗禅师，行脚范围之广，参拜禅师之众令人钦佩。其弟子法华全举，也重视访师参禅，曾在江西瑞州拜谒过临济宗大愚守芝，在庐山栖贤寺参拜法眼宗禅师澄諟，在湖南潭州寻访过同门石霜楚圆，在湖北拜谒荆南云门宗福昌禅师，在蕲州参拜云门宗师戒禅师，并因“饱参”而受到善昭的赞赏。善昭另一弟子石霜楚圆也多在江、湖等地活动。出家后先游历襄、沔（今湖北襄樊至武汉一带），后在江西筠州曹洞宗禅师洞山晓聪下任首座，还曾在袁州仰山南原寺任住持，在湖南潭州神鼎山拜谒过师伯洪湮禅师，后在潭州道吾山兴化禅院和石霜山崇胜禅院任住持，集结了大量学禅、好禅之人。
临济宗门下出了黄龙惠南（1002-1069年）和杨岐方会（992-1049年）后，形成临济宗黄龙派和杨岐派，开创了临济宗在南方的盛传时代，当时两派的著名禅师也多在江、湖往来。如黄龙惠南出家后游历，曾在江西归宗寺自宝禅师学习坐禅，后参拜庐山栖贤寺法眼宗澄諟禅师，在湖南衡山福岩寺在曹洞宗大阳明安下任首座，拜谒过湖北蕲州云门宗禅师三角怀澄；在悟道后，参访过在湖南的同门芭蕉谷泉，湖北的金銮寺禅师，并且历任江西建昌县云居山寺、同安崇胜禅院、庐山归宗寺、高安黄檗山、分宁县黄龙山住持。据说他传法时，“方是时江湖闽粤之人，闻其风而有在于是者，相与交武，皆蹷于道，唯恐其后”（《禅林僧宝传》卷二二），带动了四方禅僧的参访。
杨岐方会则在江西袁州跟从楚圆学禅，后随其师迁到湖南潭州道吾山，后来又回到江西筠州九峰山，继而在袁州杨岐山寺任住持，在1046年应诏住持湖南潭州云盖山兴化海会寺。他们的弟子，如黄龙祖心、觉范慧洪、白云守端、圆悟克勤、大慧宗杲等也不断在江、湖间往来，再度加强了江西、两湖在南方的地位。
曹洞宗在南宋再度“中兴”，其传法范围也由曹洞宗初创阶段以江西为中心，扩展到江西与两湖地区。如宋代曹洞宗“中兴”的推动者投子义青（1032-1083年）和弟子丹霞子淳（1054-1117年）都曾在江、湖地区拜谒云门宗、临济宗等著名禅师，并且在湖北随州西南的大洪山形成了重要的传法中心。
宋代著名的禅师大多数有“跑江湖”的经历，无论是悟道前的拜谒，还是悟道后的传法，都推动了江西、两湖禅宗的发展。他们有很多是自愿选择传法之地，也不乏有被“请”往某地者。在与士大夫的交往过程中，朝廷或士大夫对他们的“跑江湖”起了一定作用，有官方的“诏请”，也有私交请求禅师到某地住持。如杨岐方会从江西的袁州杨岐山寺转到湖南潭州云盖山海会寺即属前者；命运曲折的大慧宗杲在江、湖间的往来则同与之交好官员的任职地点有很大关系。
因江西和湖南、湖北在禅宗传法区域中的重要性和产生的重大影响，至少在南宋时，“跑江湖”已成为禅僧行脚参禅的代名词，如在《嘉泰普灯录》卷二五中有载，“令后学未识旨归，但望风而言参请，更有十年二十年向江湖上走，自号饱参”。虽带有明显的批判意味，却也揭示出长久以来的“跑江湖”现象。
禅宗中“跑江湖”的兴起与发展阶段与禅宗本身在我国古代的盛衰大体一致，主要集中在唐宋时期。南宋后，禅宗日益衰微，“跑江湖”者不乏其人，但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改变、禅宗内在推动力的减弱、禅宗高僧大德的减少、新的传法中心的形成等多重因素，“跑江湖”的势头渐衰。
来源：《华夏文化》2012年03期 赵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