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至18世纪在欧洲热销的中国“高定”瓷器长啥样?

17世纪至18世纪中期,大量中国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欧洲,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或私人委托的外销瓷器因在器形和装饰风格等方面特别定制而有别于普通外销瓷。

17世纪早期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购买的瓷器主要是克拉克瓷(Kraak porcelain)。克拉克瓷这一称谓源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运载中国瓷器的葡萄牙船只的名称(caracca或kraak),荷兰人将这类瓷器称作为克拉克瓷。

这类瓷器因具有白底青花的精美装饰和轻薄坚固的质地而深受欧洲人的喜爱。荷兰东印度公司因此大量进口中国外销瓷,在1604至1657年间,有不少于三百万件中国瓷器经荷兰东印度公司而销往欧洲各国。中国瓷器的大量运抵,使得原本神秘的、仅能由王公贵族收藏的珍奇昂贵异国瓷器进入寻常百姓家,形成了“瓷器热”。

荷兰17世纪30年代的一幅主题为接待访客的风俗画(图1)就生动展示了一个荷兰普通中产阶级家庭室内摆放着大量的克拉克瓷器,这充分表明了当时中国青花瓷在荷兰的普及程度。

图1 接待访客的室内场景,1630-35年,日内瓦艺术与历史博物馆藏

瓷器已不再是极为奢侈的物品,这也就意味着利润降低,因此以利润为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需要另辟蹊径。这也意味着普通的中国外销瓷不再是奢侈的收藏品,荷兰东印度公司为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并获得更多利润,就需要另辟蹊径。

异国情调的中国题材

根据文献记载,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30-40年期间多次在瓷器的材质、釉色、器形、装饰和色彩等方面对景德镇所生产的外销瓷提出定制要求。

163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巴达维亚的总督雅克雅戈斯·斯皮克(Jacques Specx)写给在台湾的官员汉斯·普特曼斯(Hans Putmans)的信中就要求进口高品质的瓷器:“精美的瓷器在荷兰很畅销而且有持续的需求……在自由贸易情况下,您应当获得一些稀有瓷器,例如像荷兰锡制餐具一样有着平沿的盘子,水罐、杯子以及镂雕瓷器(玲珑瓷器),所有这些瓷器应精心描绘着中国人物……(这样的瓷器)是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有益并有利可图的。”

显然,荷兰东印度公司敏锐地意识到中国传统题材尤其是那些会引起欧洲人无限遐想和好奇心的人物题材的装饰以及符合欧洲人使用习惯的器形更能够满足欧洲市场需求,因而提出具体的定制要求。

图2中的水罐就是一件极为忠实模仿德国韦斯特沃德(Westerwald)粗陶的中国外销瓷。德国韦斯特沃德盐釉粗陶具有坚固耐用的特点,从中世纪起就广泛销往欧洲各地,成为人们日常使用的主要器皿。

图2 水罐,1625-30年,镀金镶嵌在荷兰制作,美国塞勒姆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藏

这类粗陶在17世纪的荷兰市场也极为常见,例如在约翰尼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1632-75)的《老鸨》和扬·斯蒂恩的《第十二夜盛宴》画中都出现了韦斯特沃德的细颈水罐。

第二年7月,巴达维亚写给台湾方面的信中,再次清楚地表明希望定制的瓷器带有中国装饰图案,因为此类图案在荷兰市场被认为具有异国情调:“你们可以每年送来六百件或更多的碗,要向中国商人强调瓷器的圆润和精细,另外大的杯子、水壶、罐、瓶子、长颈瓶、钟形杯等器皿都应当巧妙地描绘令人好奇的图案,中国人站立或骑在马上,有河流、风景、令人愉悦的房子、他们的船只、鸟兽,这些都是欧洲喜爱的题材。像现在通过舢板船运到巴达维亚的长颈瓶上装饰着的荷兰画、花卉或叶饰应该全部免去,(这些)并不能卖到一半的价钱,因为装饰着荷兰绘画的瓷器并不会让人感到新奇或稀有。”

图3所显示仿欧洲银质或锡鑞酒杯的外销瓷就是这一时期销往荷兰的瓷器。

图3 大酒杯,1620-40年,美国塞勒姆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藏

杯身中间描绘着一人身着官服手持笏板,立在山水之间,迎面有两个托盘小童,盘上放有冠帽和爵杯,寓意“加官进爵”,这一图案很有可能来自于明清版画,反映了当时的文人意趣。但对荷兰市场而言,中国山水和人物的题材所蕴含的图像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表现了一种异国情调,满足欧洲人对中国的想象。

显然,定制的外销瓷更符合荷兰市场的需求并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带来更丰厚的利润。在1638年4月,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送往巴达维亚的备忘录上就特意注明要定制在荷兰市场上受欢迎的瓷器:“要订购10000件装饰着中国绘画的十边形餐盘,要像此前已经运抵的克拉克瓷器和瓶子那样精心制作和描绘。”

然而,由于中国此后经历了明清改朝换代的战争动乱,荷兰进口的中国外销瓷大幅缩减。这种情况直至17世纪末18世纪初才有所改善。

描绘欧洲传统题材的中国外销瓷

在18世纪初,当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建立商行可以与中国进行更为直接的贸易时,中国外销瓷的定制要求发生了新的变化。此时中国外销瓷在荷兰市场上已经变得非常普遍,活跃在巴达维亚以及其他亚洲贸易据点的荷兰商人和官员、在广东的主管、货物管理员,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米德尔堡、恩克赫伊森、代尔夫特、荷恩、鹿特丹六处的办公室的主管和办事员对定制的中国外销瓷开始有着不同的兴趣和需求。

对应日益增多的定制外销瓷需求,自1730年起,很多画师的作坊搬到了广州,在这里他们在由景德镇运来的空白瓷器上根据委托的具体要求进行描绘,然后在低温烘炉中再烧制。这样的生产方式极大地便利了定制订单的送达和瓷器的运输。从装饰图案的角度而言,通过私人贸易而进行的定制外销瓷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来自于以版画或素描为来源的欧洲题材,包括宗教、神话和寓言、历史事件、风景、海景等,另一类是占定制外销瓷订单份额较大的纹章瓷。

图4所示的瓷盘中间表现了一个欧洲题材的场景。

 

图4 描绘一对欧洲情侣的中国外销瓷盘,1740-50年,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画面前景是一对身处岸边正在斟酒的情侣,他们身着欧洲样式的服饰,身前有一个手持火炬的小天使。背景右边是茂盛的树木,而左侧宽阔的水面上有帆船驶过。这一题材实际上来源于活跃在荷兰的法国版画家伯纳德·皮卡(Bernard Picart,1673-1733)在1708年所创作的一幅版画(图5)。

 

图5 伯纳德·皮卡《到塞西拉岛的朝圣》,1708年版画

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风景画也是此类定制外销瓷中常借鉴的题材。图6所示的中国外销瓷盘上描绘着几位身着欧洲服饰的人漫步在开阔的草地上,远方平坦的地平线上依稀可以看到教堂和风车。

 

图6 装饰着荷兰风景画的瓷盘,1700-25年,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来自中国的纹章瓷

另一类以欧洲题材为装饰的定制外销瓷是纹章瓷。早在16世纪中期,葡萄牙的王公贵族和教会等机构就已经开始向中国定制带有家族徽章或教会纹章的瓷器了。

在欧洲注重家族传承、身份象征和贵族形象的传统文化语境下,纹章在彰显社交网络中的身份这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银质或锡制器皿、家具以及织物上添加家族、城市、行会、教会等机构徽章,并将之展示在室内或公共空间以彰显身份或地位的做法在欧洲已成为悠久传统。所以当17世纪大量的中国外销瓷涌入荷兰市场并成为中产阶级餐桌上的新宠之后,在这些瓷器上添加家族或机构的纹章也成为新的市场需求。

在荷兰,定制此类瓷器的委托人多为贵族阶层或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有联系的高级官员而非普通的中产阶级。图7中这一套珐琅攒盘是第一套由荷兰委托人定制的带有纹章装饰的外销瓷。

 

图7 约翰内斯·坎普斯的纹章瓷,1700年,美国塞勒姆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藏

这套攒盘由中间一个大的星状碟和八个配套的小碟组成,画师在胎体还没有上釉时画上三色(绿色、紫红色和黄色)珐琅装饰以及曾任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巴达维亚总督的约翰内斯·坎普斯(Johannes Camphuijs,1634-95)的家族徽章。他的徽章主要由一只盾牌、一只持铁锤并带有护甲的手臂、以及一个头盔及同样的手臂组成。这样的设计或许暗示了约翰内斯最开始在哈勒姆的职业是银器匠。1654年他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巴达维亚总部从低级职员开始做起,在之后的三十多年里逐渐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直至做到巴达维亚的总督。这套纹章瓷很有可能是为纪念他辉煌的职业发展而定制。17世纪加入荷兰东印度公司并赴远东寻求发展机会的很多荷兰人都有着类似的经历。

图8所示的是海峡群岛的多布里(Dobree)家族定制一件带有纹章装饰的瓷盘。

图8 盘,1760年,美国塞勒姆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藏

在这一瓷盘的左侧最上方的绿色装饰带中标注着英文“red”;下方紫色的两条饰带里也有英文“green”的字样。这几处英文词语的标注很有可能是委托人为了确保纹章在中国瓷器上的准确再现,在送往中国的图纸上用英文写出不同部分应当涂上的色彩。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委托人所强调的颜色并没有正确体现出来,而中国画师所做的是将标注颜色的英文文字原封不动地抄在家族徽章图案的不同部分。

这样的误解表明在最初有着难以跨越的交流障碍语境下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画师完全不明白欧洲委托人的标注内容和意图是什么,他所能做的仅仅是像模仿图像一样模仿这些文字。

除了家庭徽章的纹章瓷,还有一些纹章瓷也因为纪念重要的政治或历史事件而定制。例如图9中的盘子中间有一个十字架装饰的王冠,王冠之下有四个徽章,其中左侧上方三只金狮象征英格兰,下方竖琴象征北爱尔兰,右上方的郁金香代表荷兰,右下方的百合纹章(fleur de lis)代表法国,下面配有题字“Engelandt”,两边有花鸟环绕。

图9 盘,1710-20年,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这一纹章瓷很有可能是荷兰委托人为纪念1717年荷兰、法国和英国为抵抗西班牙而成立的三国联盟而定制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瓷盘的盘沿有12个菱花形开光,其中6个为不同样式的盆景,另有3个开光表现一个红衣仕女在庭院里或扑蝶、或赏花、或休憩,还有3个开光表现坐在山水之间的隐士。开光里的山水、人物、庭院以及盆景都是中国传统的绘画题材。

相比于描绘得有些怪异的百合花和郁金香等西方纹饰,中国陶匠对表现本土题材更为得心应手,而且将东西方不同题材融合在一起也为该瓷盘增添奇异色彩。这样绘制精美纹章瓷在运往荷兰之后多被放入展示柜中用于纪念和装饰,而非日常使用。

(原文有删减)

(原标题:十七至十八世纪荷兰定制外销瓷装饰风格探析)

来源:《世界美术》2020年第02期     孙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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