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影印宋版线装书《宋麻沙本老子道德经》
宋代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朝代，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和匠人对笔墨的改良，都推动了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当时全国各地书肆林立，形成了京、浙、蜀、闽四大中心。印刷品除了一般的书，还包括时兴字画、导游图、报纸、纸币、茶盐钞引甚至广告。交易的繁荣促进了大型书籍市场的形成。北宋首都开封相国寺“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每月五次开放，百姓交易”。可以说，宋代出版业的繁荣，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全面发展的产物。于是，盗版书应运而生了。
北宋有一位大儒叫李觏，是盱江书院的创始人，一生著述不少。在他编写的《皇续稿序》中，这位读书人不无郁闷地留下这么一段记载：“庆历癸未秋，录所著文曰《退居类稿》十二卷，后三年复出百余篇，不知阿谁盗去，刻印既甚差谬，且题《外集》，尤不韪。”翻译成白话文很简单：“我的书不知被谁给盗版了。”
盗版书这事儿听起来是个现代词汇，其实古已有之。宋代的出版印刷业十分兴旺，商品经济深入人心，盗版事业自然也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别说李觏，就连苏轼这样的文坛超级偶像，也要为这种事头疼。
庆历年间杭州曾经出过一个案子，有一个当地官员把宋代的刑法全书《刑统律疏》偷偷改了个名，叫《金科正义》，然后偷偷刻版往外卖。
陆游曾经写过一个段子：有位教官给学生出了道《易经》题：“乾为金，坤又为金，何邪？”学生们大惑不解，拿来正版一对照，原来原文是“乾为金，坤为釜”。再一问，原来老师拿的是盗版书——“麻沙本”。
所谓“麻沙本”，指的是福建建阳的麻沙。这个地方特产红梨木，木质松软易于刻字，所以当地刻书业非常发达，和崇化、建瓯并称“闽刻”。这些建阳书商头脑灵活，胆子大，走的是一条低端量产路线：价格尽量低，印数尽量大，谁家书火就翻刻谁家的。所以麻沙书在宋代流传甚广，普通学子都买得起，但其书错讹百出，成为劣书的代名词。
有盗版，便有反盗版。宋代出版人进行维权的第一步是在“牌记”上印上版权声明。当时书籍的卷首常有刊语，说明发行地点、时间或价格等，刊语外周以墨线围绕装饰，称为“牌记”。如程舍人的《东都事略》，其牌记上便有一句“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这样的文字在现在看来几乎只是对盗版商的一句空话，但这种尝试在当时还是非常可贵的。
在声明无效的情况下，出版人往往就会诉诸法律。比如朱熹，他在淳熙四年写完《四书或问》，因无暇订正，并不想出版示人。然而在书稿都没给人看过的情况下，书市上居然就已经正大光明地卖盗版了。朱熹想破脑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好“亟请于县官追索其板”，于是将书商手中的雕版进行销毁。
除了出版人，宋朝政府也会采取措施打击盗版。比如祝穆《方舆胜览》的前集、后集、续集、拾遗四部，其自序里提到了当时的盗版方式：“今来雕板所费浩瀚，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纪胜》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劳心力，枉费本钱，委实切害。”然后发出了严正声明：“右令出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版施行……福建路转运司状，乞给榜约束所属，不得翻开上件书版，并同前式，更不再录白。”
这一公文，其实就是宋朝政府版权保护的法律条文。祝穆将其奉若尚方宝剑，乃至于20多年后，这四部书上仍刊有版权保护的官方文告。南宋咸淳二年（1266），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官府更是在榜文里说，《方舆胜览》是作者“一坐灯窗辛勤所就，非其他剽窃编类者比”，已经“两浙转运使、浙东提举司给榜禁戟翻刊”。如有盗版，保留作者“陈告、追人、断罪施刑”的权利。这样的版权保护力度，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
除了法律，当时的出版业还有相应的制度保障，甚至出现了一系列的印刷品行业标准。清朝时有人在古董店看到一块奇怪的铜雕版：“方二三寸，刻选诗或杜诗韩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有识货的人说：“此名书范，宋太祖初年，颁行天下刻书之式。”也就是官方的刻书模板。
宋朝的出版制度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政权统治，这一点可以从具体实施的侧面看出来。当时政府管得最严的是历书和九部官方的儒家经典。《宋会要辑稿》里收录了一条元丰三年（1080）的诏令：“自今岁降大小历本付川、广、福建、江、浙、荆湖路转运司印卖，不得抑配。其钱岁终市轻赍物附纲送历日所，余路听商人指定路分卖。”政府之所以垄断司天监独家出版日历，是因为历法在封建农业社会里极其重要，能上升到国本的层面。另据罗壁的《识遗》记载：监本的“九经”一经刊印行世即禁止仿刻，想翻刻的话必须向国子监提出申请。其他涉及议论朝政、御书墨宝、宗教天文等的书籍，也往往在打击之列。
如国家禁止印刷关于士兵操练的书籍，以防军事机密泄露到辽金等地。但苏辙去了一趟辽国后就感叹道：“本朝民间开板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当时出版业的利润非常高。以淳熙三年（1176）官方出版的《大易粹言》为例，此书算上雕版、纸张、人工等的成本共计3480文，而售价是8000文，赢利130%。私人刻本的利润更高，如王禹偁的《小畜集》，成本1190文，售价是3850文，赢利高达233%。绍圣年间，在越州任职的慕容彦逢苦于经费不足，就精刻了“三史”拿去卖，结果“迨今（宣和年间）蒙利焉”。刻卖三种书，竟得以补贴州学经费达二十多年。正版利润如此，盗版自不必说。
朱熹曾经写过一本《论孟解》，结果被建阳书商给盗了版，全国卖的十之八九都是麻沙本。朱熹特别郁闷，给朋友写信说：“《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刊行，方此追毁，然闻鬻（卖）书者已持其本四出矣。”好在宋代官府在版权保护方面颇有作为，很快捉住了盗版商，毁掉了盗版，然后下文说只许朱家自己翻印刻版。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代，朱家后代仍可以独享这个专利，算是古代版权保护的一个经典案例。
有趣的是，在苏轼、朱熹等人为了盗版而头疼的时候，有一个人却要对盗版书商感激涕零，那就是南宋著名文学家洪迈。有一次他参加宋孝宗的宴会，孝宗说：“最近看了一部《甚斋随笔》。”两人一聊，洪迈小心翼翼答道：“那好像是臣的《容斋随笔》，写得不怎么样。”孝宗说：“有些议论还是不错的。”洪迈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盗版书商把他的书改名出版了，又被宫里的人买走呈给皇上。他后来在《容斋随笔》的序里谈到这件事，叹道：“书生遭遇，可谓至荣！”——当然，这种等同于中双色球的情况，毕竟太少太少了。
到了明清时代，盗版书的纷争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加猖狂。明清之交的大才子李渔，他写的小说和戏剧太受欢迎了，出一部火一部。他出一部盗版商就盗一部，而且铺货极快。李渔在南京开了个书店，自印自卖，可往往一本推出，马上苏州就有了盗版，再过两天，杭州市面上也出现了。数月之间，全国各地都有了盗版。
盗版如此猖獗，李渔气不过，跑到苏州去告状。结果官府倒是很配合，很快下令禁绝。可盗版商们根本不在乎，你不是怕盗版吗？我们盗名，改印别的书，可署名还是“江上笠翁”“湖上笠翁”什么的，摆明了就是要占李渔的便宜。那时候对名字没有版权保护，李渔只能干瞪眼。
所以到了李渔出《怜香伴》的时候，他知道一出肯定盗版满天飞，就想出一条妙计。他先跑到官府告状，说我从老家运来一批新书，还没上市，就被人劫走了。哪家胆敢出售，哪家就是勾结劫匪！他这么一说，盗版商登时都不敢动了。李渔这才把正版书放出来，市面上自然干净多了。
来源：《人民周刊》2017年16期 马伯庸、吴二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