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中的“赋、比、兴”

 

“赋、比、兴”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源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作为创作手法,“赋、比、兴”被广泛地运用于文学创作和诗学理论中。探究它的当代演变,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把它阐述得透彻,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赋”是叙事,把事情讲述明白。当代文学作品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都离不开“赋”。“赋”在现代写作中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是写作的主体方法,没有“赋”,便没有了叙事,没法将故事讲下去。

“赋”作为叙事方式,从开始到现在,几千年里经历了许多变化。中西文学区别很大,比如中国的京剧,角色登场首先是自我介绍,哪里人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直接陈述。而西方戏剧是通过人物对话和剧情发展,把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表现出来。中国古典小说中的雅文学传统是淡薄的,除了《红楼梦》等少数作品,基本上属于通俗文学,叙事方式类似于京剧的自报家门,常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或“且听下回分解”等,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故事发展,都由人物或作者直接讲出来,较少通过故事的发展、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自然而然地展开。

当代中国小说受外国文学影响很大,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西方一些范本塑造出来的。因为中国的传统小说大都源自话本、演义或鼓书等说唱艺术,是曲艺的范畴。我们缺少雅文学的小说传统可以直接继承,所以基本上走了西化之路。就连清代中晚期《红楼梦》的出现也并非偶然,那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已非常频繁,像康熙皇帝的御用画师郎世宁就是意大利人。这是一部现代小说,它是否从文本上借鉴了西方文学还没有记载,但当时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有可能多多少少影响到中国的叙事艺术。它不写武侠,不写神仙鬼怪这些传统故事,而是取材贵族生活的日常,有大量丰满的细部,情节密度很高,而且语言讲究,与故事情节融为一体,无法剥离。这都是雅文学的显著特征。

与以往的那些通俗小说不同,《红楼梦》只可以阅读,做评书讲述即会成色大减。因为其中的人物对话、心理活动、环境描写等文学元素精微而细腻,词汇和细节调度绵密而独特,诗性含蕴丰厚,一旦转述就会失去魅力。比如宝、黛、钗之间的情感纠葛,从“比通灵金莺微露意,探宝钗黛玉半含酸”,到“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再至“西厢记妙词通戏语”“诉肺腑心迷活宝玉”等,其中的微妙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雅文学的特质是语言与故事等紧紧扭合一起,不可须臾剥离,一旦分开了,个中滋味便消失殆尽。所以《红楼梦》等作品逐字逐句阅读才好,这是雅文学“赋”之特征,也是魅力所在。

武侠演义类的通俗小说可以快速阅读,走马观花地翻过也可以,因为只要连上大的情节就可以了。可见在“赋”的层面上,雅文学和通俗文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

其实中国的现代小说之路,除了受西方影响,本土雅文学传统仍然是非常深厚的,如大量的诗词散文,特别是《史记》这样的作品,都应该在现代小说这种体裁中得到转化。这条道路的开阔性,既表现于优秀传统的继承,又体现在世界主义的广泛吸纳中。

“赋”作为叙述方式,在西方现代主义写作中的表现可称为“乱花渐欲迷人眼”,如意识流、结构主义、超验主义、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等。被称为欧洲艺术之都的法国似乎走得更远,频繁的艺术实验走到今天,好像已经走到尽头。阅读现代小说,有时很难搞明白它的叙事头绪,绕来绕去像进入迷宫,要花很大功夫才能厘清基本的故事脉络。当然,在这种艰深晦涩的“赋”中,也可以感受现代小说的魅力。

有人认为主观性太强便破坏了“赋”的传统,其实不然,起码从源头上看不是这样。现代主义运动之初,在海明威那一代看来,作者最好不要过多干涉读者的想象,而要把主观意念压缩到最小,藏到一个角落里。议论是犯大忌的,叙事作品要“呈现”而不要“表现”,不能过于突显写作者的主观意念。我们不太习惯那些主观性特别强的作品,主要是难以忍受里面的议论。但是到了21世纪,法国的米兰·昆德拉等小说家的作品里却有许多议论,而且风靡一时。

还有一本奥地利小说,作者为穆齐尔,国内译为《没有个性的人》,很难读。但是读完之后,又觉得收获很大,仿佛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小说原来可以有各种写法。前几年有一部法国小说,名字忘了,出版后就像没有装订,一页页装在一个纸盒子里,每页都写了一个小故事。它就像一副扑克牌,随便从里面抽取,经过重新洗牌,就变成了另一个大故事,人物的结局也都改变了。在行家眼中这不过是一种雕虫小技,但从中也可以反映出“赋”演变到今天,已经变得各式各样,越来越没有定式、没有规矩了。

现在,可以说叙述方式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但勿庸讳言,那些只求形式出新的大胆尝试,往往是失败多于成功。从过去到现在,一部作品无论在形式上如何变化,其内在品质都有决定的意义。求变求新并不能挽救创造力的枯竭,也不能让糟糕的写作峰回路转。心灵的结晶必要耗费心血,需要交付生命的能量。

“比”即“以彼物比此物”,即现在说的“比喻”。“比喻”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手法,有时候不运用比喻,有些事情就讲不清楚,特别是讲不出趣味。小说、散文、诗歌的写作离不开比喻,因此当代文学写作中的比喻越来越多,有人简直以擅用比喻为能事。妙喻层出不穷,明喻、借喻、隐喻,比比皆是。许多现代诗人和散文家的比喻灵动绝妙,令人过目难忘。

“比”事关“赋”的质地,却常常作用于语言的局部。“比”是为了更好地“赋”。春秋战国时期,淳于髡是齐国的大外交家,史载中的这位滑稽之士特别有趣,说话最愿使用比喻。他曾说:用猪油涂抹棘木车轴,是为了使它润滑,然而如果轴孔是方形的,再滑润也无法转动。以此阐明用人失察后果之严重。他还说:狐狸袍子即使破了,也不能用狗皮去补。仍然在讲用人的原则。他是最会使用“比喻”的人,可尽管如此,史书上记载,还是有人对国王指摘和挑剔这个人,说他的“比喻”用得太多了。

原来,“比喻”即使用得很好、很巧,也还是会有一定的负面效果。看来我们在使用“比喻”时,可能还需要有所克制才好。那位最善于“比喻”的古人淳于髡,最后被认为是“滑稽之士”。

现代写作使用的“比喻”越来越多,不仅是因为离开“比喻”便无法阐明事物,还因为有时须借助它来表达一些不便说的话,更为了含蓄和修辞的功用。比如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这是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一部政治小说,在西方颇负盛名。这部寓言性的作品,整个就是一个大“比喻”,用以讽刺东方集团。

前边说过,“比喻”用得太多,会给人一种油滑感。有话直说是朴素的,也是更可信的。过于追求巧妙生动,会折损语言的庄重与可信度,反而失去了力量。再好的“比喻”也会有代价,尽可能地让代价少一点儿,就需要严格地选择语境。“比喻”在使用时,不得有一丝自我感觉良好的炫耀,而要质朴自然。除非是离开它而不能说明的时刻,才可以使用。现在写作中的“比喻”有些泛滥,这大致是现代人巧嘴滑舌的倾向加重了。

如果给写作中的“比喻”太多的赞扬,这种手法的应用就会更多起来。就像有人请客,客人赞扬主人汤做得好,结果下次请客时,主人满桌都摆上了汤。

“兴”,朱熹解释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言说一件事物,却要说一下与之不相关的东西,即不直接言说主体,而是从“他物”迂回抵达。

现代写作越来越直奔目的,早已没有那么多的“余兴”。

“赋”与“比”可以理解为一种单纯的写作手法,“兴”却有些复杂。当然它也有程式化的因素,是古人惯用的方法,所以被视为“三用”之一,这本无可争议。问题是作为一种“手法”,它的源路和作用值得好好探究。对于它的理解,不宜过于简单。

“兴”显然是一种旁顾,顾左右而言他,由远及近。言说者的状态是不同的,他仿佛不够专注,实际上却是有意为之。也可能是兴致大发,漫无边际,是生命处于特别激活的时刻,于是获得了更大的言说自由。

当代写作中已经很少“兴”了,而是直取目标。这似乎使写作变得更为简洁和集中,避免了芜杂拖沓。然而从另一角度看,也是越来越偏向“实用主义”的结果。当代人是比较冷漠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色彩加重,在文章写法上即表现出务实的和非浪漫的倾向。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这符合现代人的行为方式,即写作中基本没有了“余兴”的位置。

可见“兴”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手法,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生命质地的变化。这里有生命力是否蓬勃旺盛、是否处于激越饱满和联想飞扬的状态,能不能把个人情感投射到自然万物的问题。“兴”是生命力强盛的一种表现,是自由和松弛,是激越,是天真烂漫。

地处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作家,他们“兴”的能力真是令人惊叹。比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托尔斯泰的《复活》、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契诃夫的《草原》等,数不胜数。作者在主体故事之外的激越表达,才情飞扬,成为极为感人的部分。这些描述奔涌着一股强劲的生命激流,强烈地吸引和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这些“兴”的元素融入“赋”的气韵,强化或超越了最直接的表达。这些感性笼罩力是无法言喻的,在它之下,一切叙述、言说、描摹、比喻和象征,都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生命整体。

表面看“兴”与叙述中的主体情节和人物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却在更深层次上统摄了、激活了整个文学气场。这除非大手笔而不能为。可见“兴”是源于生命深处的焕发和感动,是诗人和作家们最了不起的一种能力。它不是依靠数学运算和逻辑推演,不是单凭理性就可以把握的部分。

一位优秀作家能写出精彩的人物和故事,却无法表达出令人蓦然心动的弦外之音,许多时候还要依赖强大的“余兴”。作为一个生命,他与山川河流等自然万物发生强烈共鸣的一刻,将是怎样的情志和心胸。这是一种绝美的诗意,是大地之子无处不在的感激之情,是自然而然的情感流泻。源于生命深处的沉浸和陶醉,表现在歌唱中、叙述中,就是所谓的“兴”。

在物质主义欲望膨胀的时代,一切足以令生命之“兴”窒息。长篇累牍的文字里面甚至没有一抹新绿,没有一声鸟鸣,没有一道波光,没有与自然万物共生共长的喜悦和感动。“兴”是人类原初所具有的一种蓬勃生命力,那时的人类与山川土地上的草木虫鱼朝夕相处、耳鬓厮磨、唇齿相依,就在这种漫长的岁月中,孕育出情同手足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认识“兴”,也是接近源路的方法之一。

当然,“兴”也不是什么一般意义上的景物描写,它远没有这么功利化。比如我们所熟悉的作品中,人物高兴了,即写晴空万里;阴郁了,即写天低云暗。还有什么“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之类的唱词。这些文字与《诗经》中的“兴”、与屠格涅夫、契诃夫笔下的山河景物,是完全不同的。真正的“兴”是没有这种功利关联的。功利主义总是以自己为中心,不惜损伤万物,境界十分狭小。

我们仍然要强调:“兴”是一种自由。

作者:张炜

来源:《芒种》2019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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