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陈寅恪推崇宋代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他赞叹道，“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宋代文化开启了中国近世文化的主流，其对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伦理价值观念的影响更是至大至深，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精神风貌的形成，具有无论如何估价均不为过的重大影响。
理为天道 宋学神韵
宋代理学，使传统儒学具有了更强的穿透力和说服力，传统儒学所提供的原则才得以提升为全民族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成为一种非常牢固坚实的价值信仰，深深植根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坐标上占有醒目的位置。
就精神气质而言，犹如唐君毅所论：“中国民族之精神，由魏晋而超越纯化，由隋唐而才情汗漫，精神充沛。至宋明则由汗漫之才情，归于收敛，充沛外凸之精神，归于平顺而向内敛抑。心智日以清，而事理日以明。”这种相对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对后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门类的渗透是相当深刻的，以理学为代表的宋型文化是近世中国的神韵所在。
理学最讲究“理”。它既是一切存在的内在法则，也是普遍、永恒的主宰者。理学则是从最高范畴（天）的角度，阐述了儒家的纲常伦理原则（理）。理学的特点是一种道德理性主义。它将儒家的伦理规范看作是永恒的绝对的最高原则，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提升道德觉悟便可以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并为此寻求途径。清代学者全祖望指出：南宋“乾（道）、淳（熙）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熹）学也，吕（祖谦）学也，陆（九渊）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也就是说，从南宋中期开始，主要活动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理学三大家构建了完整、系统的思想体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共同发展了儒家学说，尽管思想各有侧重，坚守儒家思想文化的价值则是一致的。
朱熹：理一分殊 格物穷理
朱熹像与武夷山朱熹书院
朱熹（1130年-1200年），是理学之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体现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特点。朱熹在思想史上的成就，首先在于他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严密的、系统的理学思想体系。理学所以称“理”学，其原因就在于宋儒重视对儒家经典的义理阐发，并建构了一个以“理”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天理”是其中的一个核心范畴，也是这个体系的逻辑起点。
在理论上，朱熹的理论贡献一是“理一分殊”。他认为天地之间只是一个理，而这个理又体现在万事万物之差殊之中，“理只是一个，道理则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说明理表现在伦理关系上面，不同的对象构成不同的关系，万物也是如此。他认为统合万物而言，其根本只是一个太极，也即是一个理;而从根本推演到细节，则太极这一个理被万物分为一个个实体，从而万物之中各有一个太极。就像天上只有一个月亮，但是在天下所有的河流、池塘里都会显现月亮的影子，无论有多少月亮的影子，实际上的月亮只有一个。这表明，儒家的伦理学说是绝对的和实在的。
二是“心统性情”。朱熹认为，人的本性、本心就同孟子所设定的那样，本来应当是善良的，但是，现实世界给人的印象是坏人坏事不少。这是因为，人的心本来是善的，然而人的情感往往诱导人去为恶，心在没有实际表露时是性，已经表露出来则为情，心必须经过涵养之工夫，而使情顺乎性、发而中节（符合中庸之道）。
三是“格物穷理”。朱熹认为“格，至也”，格物即是穷尽事物之理，经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穷至事物之理的过程，最终会有“豁然贯通”之处。朱熹坚持认为知识的完备是认识儒家真理的起点和先行条件，不具备知识，真理不可能被认知。
四是“知先行后”。尽管“知”在秩序上应在“行”之前，但知行关系中应以“行”为重，因为只有“行”才是学习目的和学习过程的完成：“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朱熹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行”也可以用来检验“知”，所以，行是重要的：“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熹显然是将知行关系看成一种相关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相信只有保持这种联系，才能促进“知”的深化，也才能促进“行”的精进：“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其知行学说更臻细密。
陆九渊：心即是理 发明本心
①荆门知军陆九渊浮雕 ②陆子静像
陆九渊（1139年-1193年），因曾讲学于象山书院（今江西省贵溪县境内），学者尊称“象山先生”。陆九渊是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创始人。“心”是陆九渊思想与象山学派的重要思想范畴，体现出其学术宗旨和学派特征。和朱熹不同的是，陆九渊认为，此“理”不是外在于人身的，“心”与“理”通融为一，道德实践的最后依据也植根于主观内有的心灵世界。
“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每个人的“心”均包含着天理，均能够提供仁义礼智的道德法则。那么，这个“心”，显然不是一种个人的意识，而是指每个人的意识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普遍性的伦理精神。陆九渊的思想命题是“心即理”。并非是某些独特的人才有道德灵明，而是人人都有这个道德灵明，所以就这个意思而言，圣贤与我并没有任何区别，在道德基础上是等同的。心即理，意味着每个人都具有道德良知和将这种良知展现出来的可能。陆九渊肯定“心即理”，在修养论上，就倡导发明本心的工夫，即通过反省内求的方式，发明本心的内在之善，人的本心有时被私欲或偏见所蒙蔽，所以需要一种破除这种蒙蔽的方法，这就是“破除蔽障”。他认为一切私欲和偏见，对于人的本心而言，就像是网罗陷井，“多欲”是“吾心之害”，只要去掉人的种种物质欲望，就能够恢复“本心”的清明，要下一番“剥落”的工夫：“人心有病，须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
乾道八年（1172年），陆九渊的弟子杨简在富阳县担任主薄（县里负责民政事务的小官），陆九渊从临安回江西，恰好路过。偶遇一个卖扇子的百姓因为生意上的事与人龃龉，杨简根据事实经过，迅速断案。当晚，师徒二人把晤富阳县衙内的双明阁，杨简几次向老师咨询何为“本心”，陆九渊回答说，你今天对扇子的断案，事先就认定必有一是一非。依据事实，就能够自然而准确地决定为某是某非，这就是“本心”。杨简听完老师的话，忽然觉得自己的心澄然清明，急忙问：“只是如此吗?”陆九渊厉声答道：“还有什么!”在陆九渊看来，保持心的清明状态，就是道德认识和实践的全部。
吕祖谦：经世致用 知行并重
①吕祖谦像
②宋刻《吕氏家 塾读诗记》书影，国家图书馆藏
③宋刻元明递修《东莱吕太史文集》 书页，国家图书馆馆藏
吕祖谦（1137年-1181年），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其学术与朱熹、陆九渊相鼎足，独辟富有特色的婺学，于南宋学术及思想之发展影响殊深。
在思想上，吕祖谦兼取朱、陆的痕迹相当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的理论兼融，同时将理、心作为其思想的基本范畴，在某种意义上显示出较为浓厚的二元论倾向。作为最高思想范畴的“理”与作为认知功能的“心”究竟是一是二?吕祖谦的回答是“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表现出调和论的特点。吕祖谦的修养工夫论，在本质上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说和陆九渊的“发明本心”说都有内在的一致之处。
重视知识的实用价值，是南宋士大夫的一项传统，吕祖谦在理论上又融合了陈亮、陈傅良、薛季宣诸人的事功思想，讲究“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知识的寻求应以有用为其目的，若虽有知识却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切实地实现其效用，亦即意味着知识寻求本身的无价值。吕祖谦实际上是阐明了“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关系，知识分子能够修身立本，完善道德，固然为善，但若不通国政，不能以天下为己任，就意味着知识的价值未能在更广阔的领域被充分实现出来。
在南宋中后期，理学确立了其思想在政治与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全面进入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使得儒家学说在宋明以来逐渐日常生活化与市民化。儒学不仅是读书人入仕晋升的敲门砖，对社会各阶层道德涵养的提升也有一定的正面作用，这无形地促成了世俗社会的儒家化。理学对中国知识分子品格的塑造是深远的，理学家彰显了孔孟以来儒家思想，重视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感、担当精神和独立气节，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给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带来较正面的影响。
来源：《杭州（周刊）》2017年22期 范立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