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总纲:《计篇》说略

《计篇》作为《孙子兵法》十三篇的首篇,在全书中起着提纲挈领、总揽全局的关键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孙子兵学思想的高度浓缩和精辟概括。

一 战争的筹划理论

用兵打仗先要算计,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一类是占卜算卦、装神弄鬼的巫觋祝史,他们的算法最原始,但却最神秘,即通过灼烧乌龟壳或者排列蓍草的方法,预测战争的吉凶,揣度胜负的归属。《史记·龟策列传》称它是“灼龟观兆,变化不穷”,“卜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此外,星占、五行占、梦占、六壬、遁甲、太乙等等,也是这一类算法中的节杈旁枝,支派衍流。这种算法通常叫作“卜筮”,主要流行于夏、商、西周时期,显然是古代宗教迷信观念在军事预测领域的反映。先秦时期这类算法曾风靡千百年,秦汉之后虽然风头不如以前强劲,但是在打仗的指挥官那里还是很有市场的,只要看看“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的“兵阴阳家”俨然成为兵学四大宗派之一;《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亦人亦神;《水浒传》中的公孙胜撒豆为兵,以及李淳风、袁天罡、刘伯温等人的神奇莫测,便可知用“卜筮”方法算计战争前景对于古人们说,有如“芝麻开门”的魔咒一样,始终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儒家有关战争成败的算法最富道德正义感,但同时也最为天真滑稽。在文圣人孔子和他的接班人“亚圣”孟子看来,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道义,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归之。以天下之所归,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之”。而道义的核心,是民心向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惜的是,儒家算计战争的方法属于一厢情愿,历史上没有用空洞的道德仁义打赢战争的事例。那位憨态可掬的宋襄公曾经想这么玩上一把,结果没有玩成倒先把性命赔上了。

法家的算法同儒家正好相反,最注重力量、最迷信暴力。它关于战争胜负的计算公式是,谁农业搞得好,谁就能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有了强大的军队,加上用严刑峻法约束将士,用钱财官爵鼓励将士,那么就没有打不败的敌人,没有攻不下的城池,没有征服不了的国家。法家算法的致命伤在于它太单纯迷信军事实力了,而忽略了制约战争的其他要素,如民心背向、政治教化等等。所以也许能暂时得逞于天下,“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李白《古风》其三),但往往因其后患过多而无法长久维系,免不了“一夫作难而七庙坠,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贾谊《过秦论》)。从根本的战略利益衡量,法家有关战争胜负的算法同样存在着问题。

孙子的算法与上面所说的各家算法都有不同。作为兵家的真正创始人和代表者(姜太公虽被后人尊奉为兵家“本谋”,但他有实践而无理论体系传世,只能算作是兵家之先驱),孙子的思想最能体现中国人文传统中的理性精神:不懂兵道,不会打仗,那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家就会杀上门来欺负你,生命财产难以保全,政权社稷危若累卵。但是,打仗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既不轻松,也不愉快,它意味着鲜血的滚滚流淌、财富的灰飞烟灭,所以孙子要提出一个既能正视战争现实、又能减轻战争灾难的战略预测方案,它不同于巫史神祝的热衷猜谜,也不同于法家之流的迷信暴力,更不同于老子、孔子的空谈道德。有的只是最普通、最平凡却又最实用、最高明的计算公式。

这个计算公式就是所谓的“五事七计”。具体地讲,就是从五个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着眼,通过七个方面的具体比较,对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优劣做出正确的评估,在此基础上对战争的可能性结果做出比较合乎实际的预测,并据此制定好自己这一方的战略决策,这叫作“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要素,孙子概括为道、天、地、将、法。“道”是政治条件,就是国内政治清明,上下和谐。“天”与“地”,都是讲战争的自然环境,要拥有有利的天时、地理条件,把握住战场的主动权。“将”,讲的是军队的统帅,正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置将不慎,一败涂地”。至于“法”,同样十分重要,合理的编制,得当的协调,有力的保障,适宜的赏罚,是任何军队从事军事活动过程中须臾不可缺少的环节。在这个意义上,三国时期大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才这么说:“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诸葛亮集·兵要》,中华书局,1960)

近代普鲁士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其不朽著作《战争论》中,曾把“决定战斗的运用的战略要素”,区分为“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德]克劳塞维茨著、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8,185-186页)。孙子的“五事”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克氏所列举的战略诸要素,进入了宏观的大战略思维层次,树立了全局意识,这一点足以说明他的战前预测和运筹是高于一般军事家的。美国著名战略学家柯林斯说,大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如果单凭武力那将是十分愚蠢的。只有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外交、社会全方位配合起来,才能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孙子的“五事”衡量法,说到底就是一门正确运用“国家力量”的艺术和科学,立足于军事,又不局限于军事,而是讲道、天、地、将、法等综合因素,是综合能力的一种凝聚和归纳。这作为真正的高明算法,印证了一条普遍的战略原则:“不足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因为全局能决定局部的成功与得失,而局部的成败或得失有时并不能对全局起决定性影响。孙子“五事”的奥秘正在于用全局观来参与战争的残酷游戏。

如果说“五事”的重心在于战前全面了解敌我双方的基本战略要素,那么,孙子讲“七计”的宗旨则在于对这些战略要素的优劣进行仔细周密的考察比较,“较之以计而索其情”。看一看究竟哪一方君主政治清明?哪一方将帅素质更优秀、更有才能?哪一方拥有天时地利条件?哪一方法令能够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装备坚利精良?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骁勇善战?哪一方赏罚令行禁止、公正严明?正确估量敌我双方的态势,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判断,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

二 战略决策的战例

从历史上的战争实践来看,孙子“五事七计”——预见胜负的战略运筹思想,的确是定谋决策、用兵打仗的客观基础,就像唐代杜牧所说:“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几千载,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无差跌。”(杜牧《注孙子·序》)乃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军事规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思想体系。这可以举出无数个具体战略决策的例子来说明问题。

1.韩信的“汉中对”。

楚汉战争爆发前夕,僻处汉中、巴蜀一隅的刘邦处于战略上的劣势地位,韩信给他送来著名的“汉中对”。在“汉中对”中,韩信为刘邦全面算计了军事斗争的得失前景,透彻分析了楚汉双方的战略态势。韩信指出,项羽虽然“勇悍仁强”,但他的“勇”乃是只知道冲冲杀杀的匹夫之勇,他的“仁”乃是婆婆妈妈的“妇人之仁”,他的“强”乃是没有根基、单凭暴力的“强”,即所谓“百姓不附,特劫于威,强服也”。总而言之,项羽的强大只不过是表面上的现象,骨子里其实虚弱得很,迟早要走向反面。反观刘邦,只要能反项羽之道而行之,任用天下的英雄豪杰,厚待重赏功臣宿将,利用麾下汉军将士渴望东归故土的心理,并凭借政治上“除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得到广大民众拥戴的优势,就可以平定关中地区,占据战略重地,进而逐鹿中原,得志于天下。韩信的计算和建议非常正确,刘邦遂采纳韩信之策,“部署众将之所击”,“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举攻占关中,并经过前后数年的征战,转弱为强,最终大破楚军于垓下,迫使项羽自刎于乌江之畔,夺取了楚汉战争的胜利。由此可见,孙子“多算胜,少算不胜”的论断,确实是至理名言。

2.曹操抗击袁绍的官渡之战的战略决策。

东汉末年,在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逐渐形成了袁绍、曹操两大军事集团。两雄不能并立,双方的决战宛如箭在弦上,势所必行。到了汉献帝建安四年(199)左右,袁绍已经基本占据了黄河以北的全部地区,拥兵数十万,麾下谋士成群,猛将如云,处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战略地位。他踌躇满志,集结起冀、并、幽、青诸州十万精兵,计划实施南下进攻曹操大本营——许昌的方案,以实现其吞并中原的目的。这一消息传到许昌,曹操不敢怠慢,马上召集部将商议。曹操一针见血指出袁绍一方的致命弱点:袁绍志大而缺乏智谋,色厉而胆略不足,猜忌而没有威望,兵多而不善指挥,将骄而各存私心。谋士荀彧也指出:袁绍兵员虽多但不整治,谋士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武将审配专而无谋,逢纪刚而自用,这些人势不相容,必生内变。大将颜良、文丑,匹夫之勇,可以一战而擒杀。

曹操和他的部属们从双方主帅、将领、政策、武器装备、士兵素质、组织纪律以至赏罚等各个方面做了详尽的对比分析后,一致预测出这样的结论:整个形势有利于自己一方而不利于对手袁绍。在此基础上,曹操果断做出决定:集中兵力,抗击袁绍来势汹汹的进攻。在战争过程中,曹操根据既定的战略决策,灵活主动地打击敌人,通过乌巢烧粮的奇招,一举掌握作战的主动权。最终,取得胜利,进而统一了北方中原地区。显而易见,曹操在官渡之战中笑到最后,是他遵循孙子“五事七计”战略预测和运筹思想的精神。

3.苻坚发动淝水之战的战略决策。

383年,前秦天王苻坚自恃兵多将广,不顾群臣阻谏反对,亲率百万大军,在东西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水陆并进,声言要“投鞭断流”,企图一举吞并东晋,混同天下,然而却最终在淝水一带(今安徽境内)同东晋军队的决战中全面失败。这一结局的出现,固然有苻坚战役指挥不当的因素,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原因当是苻坚本人在战前筹划中主观武断,一意孤行,算法上出现严重失误,没能用孙子“五事七计”的计算方法来算清和掌握敌我情势和预测战争胜负前景。明明是绝大多数臣下反对贸然进攻东晋,可他却偏偏要执意南伐,做一统天下的美梦;明明是内部不稳,士气低落,“兵众”不强,慕容垂等异族部将怀有“他志”,居心叵测,他却偏偏要锐意轻进,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明明不熟悉南方地区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不知道东晋内部的各种情况,水师力量远不如对手,军队缺乏系统训练,他却偏偏要舍长就短,轻举妄动。这样便深深地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加上具体作战指导上的失误,于是就不可避免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上演丧师灭国、自殒其身的悲惨一幕了。这也恰好从反面证实了孙子“五事七计”运算战争方法的高明卓越,表明对它的违背,必然会受到战争之神的应有惩罚。

三 诡道之术

常言道,良好的开始只是成功的一半,“算计”精明,“算计”正确,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可能性。然而可能性毕竟不等同于现实性,要使它真正转化为现实性,就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一切有用的方法,来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这个方法,就是孙子所说的“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说白了,便是“骗”,孙子把它称作为“诡道”。

“诡道”,顾名思义,便是“诡诈之道”。这里,“诡”指的是手段运用的特色:诡秘神奇,变幻莫测,杀敌于无形之中。至于“诈”,指的是手段运用的性质:骗招迭出,诈敌唬人,用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胜利。

高明的骗术在于能做到变化多端,花样翻新,即《司马法》所说的“无复先术”,否则一旦形成固定的模式,便容易为对手所识破,会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孙子使诈的基本原则:“兵者,诡道也。”所谓的“诡道十二法”是:明明要打你却装出不想打的模样,明明能够打却装出不能打的姿态;要从远处打却装出会从近处打,要从近处动手却装出会从远处下手……不一而足,总之是要实施全方位、多层次的军事欺骗,以假象迷惑对手,从而牢牢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孙子认为用兵打仗所追求的成功就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便是要在敌人没有防备处发动进攻,在敌人意料不到时采取行动。可是要真正理解和掌握其中的精髓奥秘却并不容易,“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在战场上得心应手、出神入化地施展诡道,赢得胜利,就必须自己亲身去实践。

孙子的“诡道十二法”几乎条条都可以找到具体的战例验证。这正是它们之所以为后人所高度推重的军事欺骗方法的缘由所在。汉高祖刘邦当年之所以有平城之围,就是由于匈奴冒顿单于巧妙实施“能而示之不能”策略的结果:冒顿单于面临汉军大举进攻之时,故意派遣一些老弱士兵在前线做无力抵抗,让刘邦误以为匈奴军队实力不过尔尔,遂轻意冒进,不知不觉中进入对方预设的伏击圈中,被重重包围于平城白登山,差一点全军覆没。幸亏陈平想出一条计策,贿赂冒顿单于夫人阏于,才侥幸摆脱围困,狼狈退回长安。三国时期吕蒙之所以能白衣渡江,从蜀汉大将关羽的手中夺回战略要地荆州,也是他高明运用“用而示之不用”之计的产物。原先为抗曹而形成的孙、刘联盟,随着战后利益分割上的矛盾与冲突,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痕,并无可挽回地一步步走向瓦解。这中间的关键,就是荆州的归属。刘备方面是久“借”不还,坚决赖账;东吴方面则是志在必得,寸土不让,冲突斗争的结果只能是彼此翻脸、大打出手。为了夺回荆州,东吴军事统帅吕蒙想出一招:自己称病告退,让年轻将领陆逊替代。陆逊上任后故意写信给关羽,称说自己少不更事,还请前辈多多指教,用卑辞屈己之法麻痹了关羽,使他放心地统率大军去和曹军争夺襄樊,造成荆州防备空虚。此计得逞后,吕蒙即遣发主力迅速开进,攻陷荆州,并趁关羽慌忙回师之际实施伏击,一举尽歼号称“万人敌”的关羽主力。这的确是明明要打却装作不想打的典范战例。

结语

“兵之变化,固非一道”,因敌变化,随机制敌,永远是高明的战争指导者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倘若不懂这一层道理,不遵循这一条原则,那么即便是遍读天下兵书,也终究是纸上谈兵,胶柱鼓瑟,隔靴搔痒,到头来难免夸夸其谈,一事无成。运用孙子“诡道十二法”的奥秘也是一样。战争中离不开军事欺骗的道理也许人人都懂,“兵者诡道”的原则,只要是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否认,然而,有的人成功,有的人失败,问题就在于骗术掌握与运用的高明与否。这种高明属于“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应该是“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而不能用言辞来状摹、来说明,所谓“上骗不言骗”。不过总的精神或许可以着眼于:第一,不能重复,切忌依样画葫芦,所谓“一之为甚,其可再乎”。第二,新奇怪诞,防不胜防,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第三,顺藤摸瓜,请君入瓮,所谓“将欲夺之,必固予之”。第四,逆向思维,反常为常,所谓“出乎意表,合乎其理”。按上述四个思路去设局,去谋策,势必能“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军事欺骗之手段日日翻新,军事欺骗之思维开阖自如。

由于孙子“诡道十二法”的作战指导思想符合战争活动的内在规律,在实战实践中一再获得验证,因此为后世兵家奉为圭臬,备受青睐。他们沿着孙子开辟的道路前进,进而从各方面深化了“诡道十二法”的思想。这中间来历不明的《三十六计》可谓是集“诡道”也即战略欺骗的大成之作。这部民国年间才出现于书摊、但有可能是明末清初成书的兵书,从头到尾谈的就是一个“骗”字。它招招阴损,计计险恶,目的都围绕一个中心,怎样引诱敌人上当受骗,而自己则趁此机会一招制敌。这只要看看它的计策名目便可以一目了然了,什么“瞒天过海”“声东击西”“无中生有”“笑里藏刀”“李代桃僵”;什么“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浑水摸鱼”“偷梁换柱”“假痴不颠”“上屋抽梯”,统统都是欺骗敌人的高招,夺取胜利的窍门。然而,“诡道”毕竟是作为“道德”的对立面出现的,一味推重“诡道”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尤其是将它不分青红皂白推广到非军事领域时,必定会导致君子稀少、小人成堆、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恐怖局面。

来源:《文史知识》2018年04期      黄朴民;赵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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