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的修道精神

欧洲中世纪(5—15世纪)是一个宗教信仰对社会和文化具有巨大影响的时代。在基督教会的引导之下,人们形成这样一种观念:精神生活比世俗生活、灵魂比肉体更有价值;专注于精神生活要比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例如打仗的骑士、耕种的农民、做手工的手艺人乃至统治国家的国王,都更值得尊敬。

修道士的生活方式

修道士们正是这样一群人。2—3世纪他们以基督和使徒为榜样开始隐修的生活。他们相信,唯有远离尘世、让灵魂沉浸在内在的孤寂之中,才能获知宗教的奥秘。寂寞的冥想祈祷与炽热的宗教情感交织在一起,修道生活是一首“冰与火之歌”。6世纪时,圣本笃(Saint Benedict of Nursia,480年—547年)为修道士树立起服从、守贞和贫穷的准则,要求他们最低限度地满足生理上的需求与欲望。中世纪盛期(11—13世纪)把圣洁与自我克制等同起来,修道士被奉为精英和英雄,彼得·达米安和克莱沃的贝尔纳在教会中拥有仅次于教宗的崇高地位。人们还用修道士的标准去称颂虔诚的国王。据说一位11世纪的英格兰国王具有修道士一样的品质。他定期进行宗教礼拜,尽管已婚却有守贞的习惯,人们称他为“忏悔者爱德华”。

虽然修道生活被视作一种理想的生活,但它还是把大部分人拒之门外。首先,想要保持婚姻状态的人们没有资格立修道之誓;即使是单身的人们,通常要么有良好出身、要么足够富裕来提供一笔捐款,才有可能被修道院接纳。大部分修道士们都是贵族出身,尽管他们不像主教和神父那样直接为信徒们主持各种典礼,但还是对普通信徒的生活拥有一定影响力。像克吕尼这种大修道院的院长们,他们有资格向欧洲的最高统治者们(教宗、皇帝和国王们)直接谏言。普通修道院的院长们和王国内的贵族、主教们一样,是国王登基加冕、颁布法律等重要时刻不可或缺的见证人。修道士们为虔诚的贵族男女们做精神指导,充当人向神倾诉和祈祷的中介。而且许多修道院同时是大土地所有者,他们可以在地产上的村庄里建立教堂,影响佃户们的宗教生活;也可以建立济贫院和医院,帮助穷人、照顾病人和关怀垂死的人们。除了祈祷和冥思之外,修道士们最重要的活动是在图书馆内抄写经书、写作历史。中世纪最好的教育也是由修道院学校提供的,目的是为教会或贵族府邸培养专门的人才。修道士们还是中世纪圣徒崇拜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为那个时代的精神楷模树碑立传,传播基督教的价值观念。

中世纪的人们钦慕修道士们献身宗教生活的决心,也期待他们的祈祷能够对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有所裨益。于是,修道院吸引大量来自国王、贵族甚至是普通人和穷人的捐赠。修道士们没有个人财产也没有子女,不会因后代继承而分散这些财富,因此他们往往能够以集体的名义积聚巨大的财富和土地。随之而来的是,历史悠久的修道院建起宏伟精美的建筑,院长们过着气派豪华的生活、公然出入国王们的朝堂,修士们花费大量的时间经营地产、不再从事体力劳动,等级制度森严、纪律却趋于涣散,这些都违背了他们离群索处、摒弃财产、兄弟友爱和专注灵修的初衷。

改革的尝试

鉴于这种现象,修道院里出现了改革的需求和行动。每隔一段时期就会有修道士主动离开他们的母修道院。他们想要回归简单朴素的生活,提出更严格的修道准则,甚至发展出完全弃绝一切财物、以乞食为特征的托钵修会。

精神生活的萎靡不振并不只是修道院里独有的现象,基督教会内部还时常出现买卖圣职、教士同居等腐败问题。为此中世纪盛期的教宗们多次开展改革运动,整顿教士的操行和品德,确保他们有能力做普通信徒精神上的父亲、有资格享用神圣的权威。例如,英诺森三世在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1215年)预定召开的两年半以前就发出邀请,请参会者“勤勉地调查所有需要纠正和改革的事务,如实地把它们写下,以便把它们呈送给神圣教会仔细研究”,并安排“谨慎之人在每个教省调查需要警惕和纠正的陋习”。

这些改革的确是维护宗教信仰的一种方式。可惜的是,无论在修道院内外,它们的成效往往都只能维持短暂的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它们完全没有尝试消弭,而是竭力强调修道士们与普通信徒拥有截然不同的身份、权利和义务。

与修道本意和社会期待的巨大偏差

承担不同的责任是否意味着应该拥有不同的德行、可以享受不同的权利?中世纪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中世纪的修道士们享有一些普通信徒们不能企及的特权。他们可以远离赋税徭役,在原则上可以自主选举自己的院长、处理修道院内部的事务,即使犯下重罪,也只需接受手段比较仁慈的教会法律的裁决。教会法庭审判的目的主要是道德教化和悔过补赎,因此基本不涉及流血,没有死刑和对身体的损害。通常犯罪的修道士们会被囚禁在主教的监狱或托管给一个严格的修道院忏悔苦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世纪普通信徒如若犯罪,必须接受以效率为先的世俗惩罚——切手断脚、阉割、挖眼或行绞刑等残忍的、类型多样的身体处罚。同在一个社会中生活的人们,因身份不同、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和职业,便要接受两套司法系统的审判,这很容易滋生不满和对立的情绪。而当人们过高地期待修道士们拥有道德的圣洁、品级的尊严和理智的高度,渴望他们的祈祷能够引领整个共同体远离邪恶、走向美德和救赎,一旦意识到修道士们无法完美地效仿基督和使徒,甚至可能颇为迂腐堕落,甜蜜的期待就有可能转变为苦涩的失望、尖刻的讽刺乃至愤怒的抨击。

在13、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修道士已经经常成为文学家们讽刺的对象。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里这样描绘一位朝圣路上的修道士:“他一切的娱乐都寄托在骑、猎两件大事上,也不怕为此挥霍。我看他那衣袖口所镶的细软黑皮是国内最讲究的货色,一颗金铸的饰针扣住兜颈,宽的一端还有一个情人结……鞋靴是细软的,他的马也有十足的傲态……他绝不是一个苍白的瘦鬼,一切肉食中他最爱的是红烧肥天鹅。”

16—17世纪的民众接受甚至欢迎以路德为代表的宗教改革,并不完全是因为当时宗教精神萎靡不振、教会腐败无能,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不断提升的对宗教的期待与渴望无法在当时的教会结构与体制中获得足够的回应与满足,于是人们愿意尝试用一种非中世纪的方式来解决中世纪的问题。在这种趋势之下,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甚至敢于关闭大批修道院、没收它们庞大的地产来填补政府的财政空缺。到18世纪下半叶法国大革命前夕,启蒙思想对包括修道院在内的许多中世纪现象进行无情的批判。西耶斯连续发表四本小册子抨击教士和贵族两个特权阶级,宣传政治制度改革。“所有特权都是不公正的,令人憎恶的,与整个政治社会的最高目的背道而驰……由于特权阶级的目的不是保卫普遍利益,而是保卫特殊利益,所以他们的原则和目的和国民是格格不入的。”至此,本意与世隔绝、专注于精神生活的修道士们,也不得不卷入时代洪流,一度成为被革命的对象。

修道精神的回响和传扬

修道院是一份极具中世纪时代特色的历史遗产。尽管经历了革命时代的低谷,不过到19世纪西方文明向全世界积极扩张的时候,修道士们再次凭借他们的坚韧与勇气形成一股奇特的力量。至今人们依然尊重修道的精神,修道士们也还在用他们的方式关怀和影响世界。历史学家们越来越意识到,“理性”的光环容易形成对历史的偏见。欧洲中世纪的宗教信仰确实长期主导人们的生活,但它并不是一个极端迷信、道德堕落和神权统治的黑暗时代。当时的人们——例如修道士们,他们对传统与真理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也曾用自己的方式履行自由与崇高的价值观念。追求纯粹的精神生活是人类无法抑制的一种永久的向往,而且往往由少部分成员较多地承担这部分责任。人们需要心怀警惕的是:某些不恰当的方式方法可能会损害精神生活的纯粹性,甚至让自己沦落为旧体制中最僵硬、最落后的一部分。

来源:《学习时报》2016-07-18    周诗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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