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
唐代是中华文化发展历史上的高峰。也是各民族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大发展的时代。在盛唐文化的宏阔气象中，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承载着中西交流使命的丝绸之路，包括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也包括通往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和通往朝鲜半岛、日本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都实现了空前的畅通，空前的辉煌，空前的显现出灿烂多姿的风采。
在历史上发展起来的与西域联系的基础上，唐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加强了对西域的经略。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唐朝都在西域取得了比前代更大的成就，从而为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中西交通的干道丝绸之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通畅繁荣，中西贸易大为发展，人员往来也更为频繁。除了唐朝派往西域行使行政权的官吏和戍边的军队外，还有不少中原汉人移居西域。西域各国与西域诸国的交往也日益频繁，各国纷纷遣使来朝，与唐朝关系相当密切，如史籍所载：“伊吾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西域诸国也有大批移民侨居内地，他们在带来中亚文化的同时，也深受中国文物、典章制度的熏染，因而多数成了华化的“蕃胡”的一部分。这些人员的往来杂居，促进了汉族和各族人民的融合，同时也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
从中国经南海到印度洋的海上航路，在秦汉之际已经贯通。随着航海技术进步、造船技术提高和东西方航海活动的增多，海上贸易大为发展，宗教传播、文化交流也随之频繁，形成了南海交通发展和繁荣的局面。
唐代也是中国僧人“留学印度”最热烈的时期。唐代西行求法的高僧，最著名的和最有成就的是玄奘和义净。玄奘是从长安出发，走的是陆上的丝绸之路，到西域折向南进入印度，然后又从原路返回；义净是从广州出发，走的是海上丝绸之路，经室利佛逝到印度，然后再从海路经室利佛逝返回。我们说，丝绸之路不仅是物质交流之路，也是宗教、艺术、思想和文化交流之路，是文明的相遇与对话之路，而玄奘和义净，唐代两位最伟大的西行求法者，分别体现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佛教之路”和“文化之路”的精神意义。
历史选择了玄奘
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玄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中国佛教史上功垂千古的伟大人物。
玄奘俗名陈祎，他的父亲陈惠精通儒家经学，时人比作东汉名儒郭林宗。陈祎的二兄长捷在东都洛阳净土寺出家，所讲解的佛经义理，与当时的名僧并驾齐驱，是当时的一代高僧。
陈祎13岁那一年，隋炀帝下诏准许甄选僧人剃度，陈祎尚未到剃度的年龄，因其谈吐不凡，被特例入选，出家为僧，法名“玄奘”。玄奘初随二哥长捷法师住在净土寺。在玄奘出家后的10年当中，遍访名师益友，质疑问难，精读了不少佛教典籍。玄奘发现既有经论之义或隐或显，时或不免有所出入，令人莫知所从。于是，他欣慕法显的壮举，慨然决志西行求法，以释众疑。贞观元年(627)，玄奘给政府上书，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批准。当时的政府明令不许人民私自出国，各主要道路关隘的稽查很严。但玄奘西行求法的决心已定。贞观三年(629)，玄奘28岁这一年，他从长安出发，“冒越宪章，私往天竺”，昼伏夜行，从凉州出玉门关，终得偷出国门。
玄奘孤身涉险，一路上历尽了艰辛。他以超人的意志，忍饥挨饿，越沙漠，翻雪岭，顶风雪，斗盗贼，九死一生，命若悬丝。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去伪经，存真经，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
贞观四年(630)正月，玄奘到达高昌王城，受到高昌王曲文泰的礼遇，并结为兄弟。在高昌王的帮助下，经龟兹、凌山、素叶城、迦毕试国、赤建国、飒秣建国、葱岭、铁门，到达货罗国故地，南下经缚喝国、揭职国、大雪山、梵衍那国、犍陀罗国、乌伏那国，到达迦湿弥罗国。
玄奘到达印度后，游历各地，巡礼佛教胜迹，广泛学习大小乘佛教。当时的印度小国林立，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部分，史称“五印度”或“五天竺”。玄奘先到北印度，在那里拜望高僧，巡礼佛教圣地，跋涉数千里，经历十余国。唐贞观五年(631)，玄奘进入恒河流域的中印度。当时印度东北的摩竭陀国、西南的摩腊婆国两国最重学术，而以摩竭陀国的那烂陀寺为当时最大的佛教大学，居印度千万所寺院之首，约两万多人，聚集了精通各项学术的精英，还收藏着佛教大、小乘经典、婆罗门教经典及医药、天文、地理、技术等书籍。玄奘在那烂陀寺历时5年，备受优遇，并被选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即精通50部经书的10名高僧之一)。前后听那烂陀寺高僧戒贤讲佛学以及因明、声明等学，同时又兼学各种婆罗门书。
贞观十年(636)，玄奘离开那烂陀寺，游访考察东南西印度，先后到伊烂钵伐多国、萨罗国、安达罗国、驮那羯碟迦国、达罗毗荼国、狼揭罗国、钵伐多国，访师参学。
贞观十一年(637)，玄奘应戒贤法师之邀，重返那烂陀寺。此时，戒贤嘱玄奘为那烂陀寺僧众开讲佛学理论。东印度迦摩缕波国国王拘摩罗王慕名遣使来请玄奘前去讲学。玄奘到达该国时，国王率领群臣迎拜赞叹。贞观十二年(638)，北印度羯若鞠阇国(即曷利沙帝国)国王戒日王(590-647)为扩大大乘派教义的影响，也闻名来请。拘摩罗王便偕同玄奘来到曲女城。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戒日王召集各国僧侣在曲女城召开佛教史上著名的“曲女城辩论大会”。五印度18国国王全都列席，3000多名大小乘高僧、2000多位婆罗门等教徒，以及1000多位的那烂陀寺寺僧，全都参与盛会。
玄奘受请为论主，登上宝座，称扬大乘佛教，他说：“如果我所说的有一字无理，谁能发论折服的话，我愿斩首谢罪。”连续18天，从早到晚，他高坐宝位，对答如流，言之有据，使与会者群情悦服，无一人能发异论者。于是玄奘的声誉，传遍五印度。各派圣贤争相赐予他“大乘天”和“解脱天”的美誉。这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事。依照印度的通例，凡是辩论胜利，便乘象出巡，以示荣耀。于是，戒日王礼请玄奘乘象出巡，并遣人执旗前导巡行。
隔了两年，玄奘又应邀前往钵罗耶伽参加戒日王帝国5年一度的佛教无遮大会。这是印度佛教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历时75天，盛况空前，与会者中包括王公、贵族、僧人和学者，先后达5万人之多。
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
玄奘学成以后，向那烂陀寺的僧众表示回国之意时，那烂陀的一些大法师劝他留在印度。曲女城大会以后，戒日王和鸠摩罗王都坚决挽留他。玄奘为了故土的众生能够得到无上佛法的甘露滋润，都坚决谢绝。无遮大会后，玄奘正式辞王东归。
但是，在回国途中，玄奘对自己当年私自出国能否被赦免深有顾虑，同时也对政府能否支持他的译经事业非常忧虑。在回国途中行至于阗的时候，他委派一位高昌人随商队前往长安，代他向唐太宗呈上表文。唐太宗阅过玄奘表文，十分兴奋，下令迎接。玄奘自贞观三年(629)私往天竺，至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结束了历时17年、跋涉5万余里、周游参学100余国的艰难历程，时年44岁。
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二十四日，玄奘大师回到长安，受到了文武百官及数十万僧俗百姓的夹道欢迎，长安百姓散花烧香，隆重而热烈。史载当时“道俗奔迎，倾都罢市”。他带回如来舍利150多粒，金檀佛像7躯，梵本经论657部。玄奘安置好经、像之后，便动身前往洛阳谒见太宗。二月一日，唐太宗在仪鸾殿接见玄奘，迎慰甚厚。并下令在长安朱雀街陈列大师从天竺带来的经典、佛像等圣物。唐太宗非常赏识大师的学问、气质和才华，表达了要他还俗辅政的意愿，玄奘婉拒了唐太宗的要求，唯请准许在环境清幽的嵩山少林寺翻译所取经本。唐太宗答应支持玄奘的译经事业，令宰相房玄龄选取高僧20余人，分任证义、缀文、正字、证梵等职，组织宏大的译场，协助玄奘翻译佛经。这是中国佛学史上一次著名的译经活动。
太宗认为玄奘游学天竺17年的经历超过张骞通西域，责成他写下来。他回长安后，口述游历，由弟子辩机笔录为《大唐西域记》一书。《大唐西域记》记载他亲身经历和传闻得知的138个国家和地区、城邦，包括今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地的情况，分12卷，共10余万字。《大唐西域记》以其丰富的知识，大大扩展了中国人对西域和印度等地的认识，丰富了中国关于西域和印度的知识系统，进一步开阔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眼界，为当时大唐中央政府经营西域提供了确切的资料。同时，也成为后世研究古代南亚次大陆和中亚诸国历史、地理的经典性著述，更成为各国学者研究古代中亚各国和7世纪前印度历史的重要依据。《大唐西域记》在佛教史学及古代西域、印度、中亚、南亚之史地、文化上，乃至于中西交流史料上，均富有极高价值。
玄奘赴印度，主要的使命是取经求法。他在回国时，从印度携带回来的佛教经典，为唐代的译经事业的辉煌成就提供了梵本基础。
在唐代译经事业的高潮中，玄奘是一个最突出的高峰。由玄奘主持的译经班子，译场设于长安弘福寺，是唐代最具规模的国立译场。这个国立译场组织庞大、译人众多，分工及其流程合理完善，从译主玄奘到校勘，其间分工很细，职责明确，已形成流水化作业。这个译场还设有官方的监护，唐朝名相房玄龄即曾担任此职。其时，皇太子李治为纪念其亡母文德圣皇后，专门营造大慈恩寺，同时另造翻经院，令玄奘移居专门从事译经。永徽三年(652)，高宗钦令在长安慈恩寺西院，仿照印度佛塔模式，共建5层，专门用作收藏玄奘从印度带回国内的佛教经典和佛像，命名为“大雁塔”。
玄奘自从返回长安后，直至他圆寂前的一个月，在这近20年的岁月中，他把全部心血和智慧，都不遗余力地献给了佛教典籍的翻译事业。玄奘在佛经汉译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被后人尊为一代伟大的翻译家。他把译经和讲法结合起来，培养了大批弟子，创立了自己的佛教学说，成为唯识宗创始人。
玄奘从天竺带回来的梵本佛典有520箧，共657部。尽管他夜以继日地辛苦耕耘，还是未能将所有从天竺取回的经典全部译完，他先后译出的经论典籍共有75部，共1335卷，计有1335万字，虽然仅是他从天竺取回的经典总数的1/10，却占整个唐代译经总量的一半以上。玄奘的译经事业规模宏大，成就显著，为中国佛教经典宝库增添了极为珍贵的文献珍藏，也为中华文化典籍的丰富做出了巨大贡献。
来源：《侨园》2019年05期 武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