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何以能成为晚清名臣

当我们翻开历史,晚清名臣张之洞的为官之道以及他彪炳千秋的功业,穿越历史的时空,仍然激励着后人。

一、为官之首要:忠正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出身于官宦之家。他由科举步入仕途,历任学政、巡抚、总督、大学士、军机大臣,是晚清政坛上活跃了半个世纪的风云人物。

张之洞的一生,始终保持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他勤于政事,一身正气,用权不结党,用人不谋私,始终做到心正、言正、行正、身正。

“公在晋三年,劳顿过度,心忡气喘,须发多白。”“勤于政务,无片刻暇,诗文皆辍笔。”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忠诚勤勉的本色始终没有改变。

中国作为饱受欺凌的弱国,19世纪中叶以来,对外强硬还是妥协、退让已经成为不少中国人心目中的道德分界线。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坚决主战是张之洞出自内心的选择,而义和团事件中,他坚决抵制慈禧的倒行逆施。

不管别人怎样议论,张之洞以国家为重,确实做到了“不分畛域,统筹全局”,因而得到慈禧“张之洞办事向来实心”的赞赏。中日战争中,张之洞对过鄂境北上御敌各军,无不助械,耗资数十万两。山东威海危机,他主动送去快枪一千支,子弹一百万发。山东巡抚李秉衡电谢曰:“我公统筹全局,谋国之忠,与人之厚,诸深钦佩!”

1907年,张之洞重病时,读白居易诗“以心感人人心归”句,悲从中来,作《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诚感人心心乃归,君民未世自乖离。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谕诗。”诗言志,张之洞此时以诗表达对朝廷政策没有顺人心的痛心,对皇亲国戚胡作非为、倒行逆施、排挤汉人终于导致“君臣乖离”的愤懑。

张之洞强忍病痛折磨,写好遗折,做最后一次进谏:“当此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百废待兴,朝廷方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其赤诚之心,日月可鉴。

二、为官之胸怀:担当

在张之洞看来,在其位,就要谋其政;身为官,就要有作为。1867年7月,张之洞奉旨充浙江乡试副主考,主持浙江乡试。

自清初以来,科场作弊大案就时有发生。张之洞上任后,一反科场旧习,严格追究敷衍者,不辞辛苦选人才。为防止弊端,他恪尽职守,“最勤于搜遗,得人甚多”。不拘于文字格式,而专以真才实学取人,使不少“不合场规文律”者脱颖而出。

张之洞所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大变革时代,所谓“千古未有之变局”,内忧与外患交加,危机与生机并存。作为传统的官僚士大夫,他不仅是一位国学大师,而且也是一个志气过人、胆气超人、才气高人的改革者。

《清史稿·张之洞列传》说张之洞“莅官所至,必有兴作”,而且“务宏大”。他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寻求一条稳健的改革之路。为广兴实业,增强国力,张之洞可谓绞尽脑汁,不留余力。抓工业,他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和纺织四局,主持、督办修筑芦汉铁路、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抓教育,他开办实业学堂并筹划废除科举制;抓军事,他编练新军,建设一支以铁甲舰船装备起来的新式海军,加速了中国军事工业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进程;抓经济,他发行彩票、开铸银圆;抓国防,他维护民族利益、抵御外侮的爱国主张与振兴中华实业的政绩,在客观上于民族和国家既有利,更有功……

这些都是“当惊世界殊”的大事和开风气之先之新事。张之洞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也顺应了时代的先声,符合中国人民求强求富的抉择。

张之洞所做的这一切,用两个字来形容,就叫作“开放”。在一个人存政兴、人亡政息的年代,张之洞全然以他个人的能量使得地处内地、经济封闭保守的武汉拥有它生平最大的一次飞跃。毛泽东在讲到中国的重工业时,曾特别提到,不能忘记张之洞。

“应省之事必须省,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这是张之洞求真务实的鲜明特点。无论是地方治理,还是大兴洋务,他敢为人先,政绩昭然,口碑在民。“天下艰巨之事,成效则俟之于天,立志则操之在己。志定力坚,自有成效可观。”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千难不惧,万险不辞,无不展示了他超凡的意志、超前的观念、超人的政绩。这正是张之洞思想性格、为官品格中最为光彩的一笔。

三、为官之境界:善任

张之洞一贯主张“任人者治”“凡百政事,竭须得人”。他任用部属的首要标准,是人品、才气、气节。他的聚才之心、容才之量、用才之能、护才之胆,常令幕僚钦佩不已,进而鼎力佐助,这也使他在历次政治风波中有惊无险,在清朝改革进程中声名赫赫。

无论在哪个世纪,人才都是最宝贵的。为了广揽人才,发展山西洋务实业,张之洞令人印制了一份题为“延访洋务人才启”的招聘启事,明确提出了他的观点:洋务为当务之急;以商务为体,兵战为用。这则启事发布后,引起了朝野上下广泛关注,各省洋务人才更是闻讯而至。

张之洞在广揽人才的初期,积累了丰富的用人经验,形成了高超的驭人之术。在用人问题上,张之洞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1880年2月,他在《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中指出,“破格勿计年资,勿泥成例,奇杰之才不拘文武,艰巨之任不限疏戚”,“南船北马各用所长”。这些观点,可以说是张之洞用人实践的总结。

古语云:“能领兵者,谓之将也;能将将者,谓之帅也。”张之洞无疑是后者。

为政之道,任人为先;选人之道,打赢为本。1884年5月,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统筹前线军事。危急关头,他力排众谤,大胆起用具有军事奇才的爱国老将冯子材。

此时,冯子材已近古稀之年。以前有人建议李鸿章起用冯赴越作战,李鸿章以其年老力衰未允。可张之洞认为:“冯虽老,闻未衰;旧部多,成军易;由钦往,到越速;在越久,水土习;用土人,补遣便。将才难得,节取用之。”

勇士之风总是在最“吃紧”处担当,英雄本色总是在最“要紧”处彰显。1885年3月24日,冯子材率军在镇南关击败法国侵略者,进而攻克谅山等地,不仅扭转了中法战争的局势,而且还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是19世纪中国对外战争中空前绝后的一次重大胜利。张之洞称“自中国与西洋交涉,数百年以来,未有如此大胜者”,可谓“言不为过,前无先例”。

古人云,荐人于无名之时,助人于落寞之刻。赋闲在家的阎敬铭是位清廉的理财专家。阎敬铭受人冷落的时候,受到张之洞的大力举荐,成为户部尚书,这无疑让他心存感动,也必然会在张之洞做事时予以诸多援助。张之洞在湖北办洋务的时候,得到阎敬铭的大量资金支持,使张之洞成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

张之洞用人不拘一格,不避嫌怨,幕中收纳了一批奇才怪杰。他主张用人宜破格,提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当其时,才能让人才尽心尽力,发挥最大潜能。“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张之洞一生保荐人才300余名,其中不乏在清末民初的政治界、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人士。

张之洞“无台无阁,无湘无淮”,不分派系,不分畛域,唯才是举,力求道合。时至今日,张之洞选人用人的胆识和方略,仍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四、为官之本色:清廉

张之洞是一个有操守的封建士大夫。他以身作则,保持清廉,还要求各级官员不要接受属吏的馈赠。这样,“于陋规少一分沾润,自必于公事少一分通融”,做到公事公办,不徇私情。

在无官不贪、无吏不肥的晚清官场,清正廉洁的张之洞,可谓凤毛麟角。当时,湖广一带流传着一个歇后语:“张之洞当皮箱过年——习以为常。”

更令人敬佩的是,这位封疆大吏以不惜花巨资建学校、工厂和其他设施著称于世,但他绝不利用权势捞钱。张之洞“所到各省,从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馈赠礼物”。张之洞督粤时,时逢五十寿辰,为拒绝生日寿礼,他紧闭辕门,不纳贺客。广东海关依惯例每月送三千两规费给总督,他将此款按月存入善后局,用于修建广雅书院及救济灾民。中华名砚端溪砚停产多年,他支持商人何昆玉开采,收效颇丰。他调任湖北后,商人“寄十方至鄂”,张之洞付“时价每方二十金”。暂署两江总督时,“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张之洞不为所动,反将这名道员“立劾罢之”。他热衷留学教育,经他手派出的公费生无数,但自己的儿子留学,却坚持“自备资斧,不领薪水”。

张之洞一生对上不行贿,对下不摊派。历任两广、湖广总督二十余年,经手的银子数千万,笔笔有交代,款款有着落,自己不取分文,虽然总有人指责和弹劾他“糜费巨款”,但指不出他有“中饱私囊”的任何事实。在即将坍塌的末世王朝,这是极为罕见的。

《清史稿》记载,张之洞“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连他的丧事,也是靠门人幕僚送的“赙仪”办下来的。在汉口传教的英国人杨格非曾写道:“张之洞在中国官吏中是一个少有的人才。他不爱财,在这个帝国中他本可以是个大富翁,但事实上他却是个穷人。财富进了他的衙门,都用在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上。”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一个人只有从内到外散发出高山仰止的迷人风范,才能穿越千古,令人仰慕。张之洞是个好官,做官当如张之洞。

来源:《领导科学》2015年第04期     蔡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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