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翻开历史，晚清名臣张之洞的为官之道以及他彪炳千秋的功业，穿越历史的时空，仍然激励着后人。
一、为官之首要：忠正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出身于官宦之家。他由科举步入仕途，历任学政、巡抚、总督、大学士、军机大臣，是晚清政坛上活跃了半个世纪的风云人物。
张之洞的一生，始终保持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他勤于政事，一身正气，用权不结党，用人不谋私，始终做到心正、言正、行正、身正。
“公在晋三年，劳顿过度，心忡气喘，须发多白。”“勤于政务，无片刻暇，诗文皆辍笔。”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忠诚勤勉的本色始终没有改变。
中国作为饱受欺凌的弱国，19世纪中叶以来，对外强硬还是妥协、退让已经成为不少中国人心目中的道德分界线。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坚决主战是张之洞出自内心的选择，而义和团事件中，他坚决抵制慈禧的倒行逆施。
不管别人怎样议论，张之洞以国家为重，确实做到了“不分畛域，统筹全局”，因而得到慈禧“张之洞办事向来实心”的赞赏。中日战争中，张之洞对过鄂境北上御敌各军，无不助械，耗资数十万两。山东威海危机，他主动送去快枪一千支，子弹一百万发。山东巡抚李秉衡电谢曰：“我公统筹全局，谋国之忠，与人之厚，诸深钦佩！”
1907年，张之洞重病时，读白居易诗“以心感人人心归”句，悲从中来，作《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诚感人心心乃归，君民未世自乖离。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谕诗。”诗言志，张之洞此时以诗表达对朝廷政策没有顺人心的痛心，对皇亲国戚胡作非为、倒行逆施、排挤汉人终于导致“君臣乖离”的愤懑。
张之洞强忍病痛折磨，写好遗折，做最后一次进谏：“当此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百废待兴，朝廷方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其赤诚之心，日月可鉴。
二、为官之胸怀：担当
在张之洞看来，在其位，就要谋其政；身为官，就要有作为。1867年7月，张之洞奉旨充浙江乡试副主考，主持浙江乡试。
自清初以来，科场作弊大案就时有发生。张之洞上任后，一反科场旧习，严格追究敷衍者，不辞辛苦选人才。为防止弊端，他恪尽职守，“最勤于搜遗，得人甚多”。不拘于文字格式，而专以真才实学取人，使不少“不合场规文律”者脱颖而出。
张之洞所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大变革时代，所谓“千古未有之变局”，内忧与外患交加，危机与生机并存。作为传统的官僚士大夫，他不仅是一位国学大师，而且也是一个志气过人、胆气超人、才气高人的改革者。
《清史稿·张之洞列传》说张之洞“莅官所至，必有兴作”，而且“务宏大”。他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寻求一条稳健的改革之路。为广兴实业，增强国力，张之洞可谓绞尽脑汁，不留余力。抓工业，他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和纺织四局，主持、督办修筑芦汉铁路、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抓教育，他开办实业学堂并筹划废除科举制；抓军事，他编练新军，建设一支以铁甲舰船装备起来的新式海军，加速了中国军事工业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进程；抓经济，他发行彩票、开铸银圆；抓国防，他维护民族利益、抵御外侮的爱国主张与振兴中华实业的政绩，在客观上于民族和国家既有利，更有功……
这些都是“当惊世界殊”的大事和开风气之先之新事。张之洞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也顺应了时代的先声，符合中国人民求强求富的抉择。
张之洞所做的这一切，用两个字来形容，就叫作“开放”。在一个人存政兴、人亡政息的年代，张之洞全然以他个人的能量使得地处内地、经济封闭保守的武汉拥有它生平最大的一次飞跃。毛泽东在讲到中国的重工业时，曾特别提到，不能忘记张之洞。
“应省之事必须省，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这是张之洞求真务实的鲜明特点。无论是地方治理，还是大兴洋务，他敢为人先，政绩昭然，口碑在民。“天下艰巨之事，成效则俟之于天，立志则操之在己。志定力坚，自有成效可观。”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千难不惧，万险不辞，无不展示了他超凡的意志、超前的观念、超人的政绩。这正是张之洞思想性格、为官品格中最为光彩的一笔。
三、为官之境界：善任
张之洞一贯主张“任人者治”“凡百政事，竭须得人”。他任用部属的首要标准，是人品、才气、气节。他的聚才之心、容才之量、用才之能、护才之胆，常令幕僚钦佩不已，进而鼎力佐助，这也使他在历次政治风波中有惊无险，在清朝改革进程中声名赫赫。
无论在哪个世纪，人才都是最宝贵的。为了广揽人才，发展山西洋务实业，张之洞令人印制了一份题为“延访洋务人才启”的招聘启事，明确提出了他的观点：洋务为当务之急；以商务为体，兵战为用。这则启事发布后，引起了朝野上下广泛关注，各省洋务人才更是闻讯而至。
张之洞在广揽人才的初期，积累了丰富的用人经验，形成了高超的驭人之术。在用人问题上，张之洞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1880年2月，他在《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中指出，“破格勿计年资，勿泥成例，奇杰之才不拘文武，艰巨之任不限疏戚”，“南船北马各用所长”。这些观点，可以说是张之洞用人实践的总结。
古语云：“能领兵者，谓之将也；能将将者，谓之帅也。”张之洞无疑是后者。
为政之道，任人为先；选人之道，打赢为本。1884年5月，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统筹前线军事。危急关头，他力排众谤，大胆起用具有军事奇才的爱国老将冯子材。
此时，冯子材已近古稀之年。以前有人建议李鸿章起用冯赴越作战，李鸿章以其年老力衰未允。可张之洞认为：“冯虽老，闻未衰；旧部多，成军易；由钦往，到越速；在越久，水土习；用土人，补遣便。将才难得，节取用之。”
勇士之风总是在最“吃紧”处担当，英雄本色总是在最“要紧”处彰显。1885年3月24日，冯子材率军在镇南关击败法国侵略者，进而攻克谅山等地，不仅扭转了中法战争的局势，而且还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是19世纪中国对外战争中空前绝后的一次重大胜利。张之洞称“自中国与西洋交涉，数百年以来，未有如此大胜者”，可谓“言不为过，前无先例”。
古人云，荐人于无名之时，助人于落寞之刻。赋闲在家的阎敬铭是位清廉的理财专家。阎敬铭受人冷落的时候，受到张之洞的大力举荐，成为户部尚书，这无疑让他心存感动，也必然会在张之洞做事时予以诸多援助。张之洞在湖北办洋务的时候，得到阎敬铭的大量资金支持，使张之洞成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
张之洞用人不拘一格，不避嫌怨，幕中收纳了一批奇才怪杰。他主张用人宜破格，提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当其时，才能让人才尽心尽力，发挥最大潜能。“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张之洞一生保荐人才300余名，其中不乏在清末民初的政治界、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人士。
张之洞“无台无阁，无湘无淮”，不分派系，不分畛域，唯才是举，力求道合。时至今日，张之洞选人用人的胆识和方略，仍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四、为官之本色：清廉
张之洞是一个有操守的封建士大夫。他以身作则，保持清廉，还要求各级官员不要接受属吏的馈赠。这样，“于陋规少一分沾润，自必于公事少一分通融”，做到公事公办，不徇私情。
在无官不贪、无吏不肥的晚清官场，清正廉洁的张之洞，可谓凤毛麟角。当时，湖广一带流传着一个歇后语：“张之洞当皮箱过年——习以为常。”
更令人敬佩的是，这位封疆大吏以不惜花巨资建学校、工厂和其他设施著称于世，但他绝不利用权势捞钱。张之洞“所到各省，从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馈赠礼物”。张之洞督粤时，时逢五十寿辰，为拒绝生日寿礼，他紧闭辕门，不纳贺客。广东海关依惯例每月送三千两规费给总督，他将此款按月存入善后局，用于修建广雅书院及救济灾民。中华名砚端溪砚停产多年，他支持商人何昆玉开采，收效颇丰。他调任湖北后，商人“寄十方至鄂”，张之洞付“时价每方二十金”。暂署两江总督时，“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张之洞不为所动，反将这名道员“立劾罢之”。他热衷留学教育，经他手派出的公费生无数，但自己的儿子留学，却坚持“自备资斧，不领薪水”。
张之洞一生对上不行贿，对下不摊派。历任两广、湖广总督二十余年，经手的银子数千万，笔笔有交代，款款有着落，自己不取分文，虽然总有人指责和弹劾他“糜费巨款”，但指不出他有“中饱私囊”的任何事实。在即将坍塌的末世王朝，这是极为罕见的。
《清史稿》记载，张之洞“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连他的丧事，也是靠门人幕僚送的“赙仪”办下来的。在汉口传教的英国人杨格非曾写道：“张之洞在中国官吏中是一个少有的人才。他不爱财，在这个帝国中他本可以是个大富翁，但事实上他却是个穷人。财富进了他的衙门，都用在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上。”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一个人只有从内到外散发出高山仰止的迷人风范，才能穿越千古，令人仰慕。张之洞是个好官，做官当如张之洞。
来源：《领导科学》2015年第04期 蔡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