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修身用人之道

唐朝贞观年间大乱初定,百业待兴,国家需要休养生息。唐太宗李世民省身克己,励精图治,广纳天下贤良之才,朝廷上下合力共为,一举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昌盛局面,其为君之道至今仍为世人称道。

自正其身,严以律己

唐太宗秉持严以修身、严以律己的精神,崇尚黄老之道,内以修身,外以治天下。他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所谓“正其身”,就是要严格要求自己,克制自己欲望,并进行自我激励。唐太宗认为国家祸患的来源正是国君的贪欲,所以他提倡节约,反对奢侈,避免由于自己的贪欲而产生的灾祸,希望能够做到无为而治。唐太宗说:“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

唐太宗虽然君临天下,却始终心存百姓,严以律己,践行与民同利的思想。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他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注重爱惜民力,轻徭役减赋税,使得百姓可以休养生息,这也是从根本上巩固国家。唐太宗作为一代君王,手握天下人的生杀大权,却能做到这般谦逊、宽厚,爱民如子,实在是难能可贵。

唐太宗十分关心百姓疾苦,他自正其身,严以律己,正是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我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只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快速发展生产,逐渐变得强盛。国家强大了,自然又为百姓安居乐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条件。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因果相连的循环。唐太宗身为一代帝王,能够如此深谋远虑,居安思危,彰显了他高超的领导智慧。

虚怀若谷,从谏如流

独木不成林,量小难为君。一个人的心胸、气量决定一个人的成就空间;有多大的胸怀,就能成就多大的事业。唐太宗作为一国之君,始终保持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思想自觉,近君子而远小人。他曾问魏征明君和昏君分别是什么样的人,魏征认为贤明的国君会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昏庸的国君则偏听偏信。唐太宗听取了魏征的建议,所以广开言路,广泛地听取大臣们不同的意见,这有利于他做出合理的决策,更好地治理国家。

帝王身边全是吹捧的声音,而没有逆耳的声响,就难以保持清醒。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墨子也说过:“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议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长生保国。”正是由于深知此理,唐太宗虚怀若谷,从谏如流,才使得他“左右羽翼者皆良”,“助之视听者众”,越来越多有才能、一心为国效力的谏臣谋士敢于直言国家的弊端。“多见者博,多闻者知,据谏者塞,专己者孤。”唐太宗开明地接受忠臣的谏言,不断革除国家的弊端,久而久之,国家的弊端自然是越来越少,国家由此而变得强盛。

唐朝敢于直言进谏的大臣以魏征最为著名。唐太宗和魏征虽有君臣之别,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却是相辅相成的。魏征之所以能够直言进谏,以至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生共进谏两百多次,正是由于唐太宗对魏征的谏言能够听而行之。魏征的直言进谏,受到了唐太宗的赏识,也为朝中其他官员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唐太宗在魏征离世后悲痛地感叹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不分亲疏,用人所长

墨子说,“入国不存其士,亡国也。”选贤任能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唐太宗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正是由于唐太宗对人才的作用有着如此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不仅要求朝廷大臣“大开耳目,求访贤哲”,而且自己也处处留心,多方搜求,一旦发现,便破格任用。贞观三年,唐太宗命令百官上书,议论朝政得失。大臣常何向太宗提出了20多条意见和建议,条条切中时弊。常何本是一介武夫,不涉经史,怎么会有如此高明的见解呢?太宗不解,便问常何,常何告诉他这都是马周出的主意。太宗立即召见马周进宫,由于相见心切,在马周未到之前,曾一连四次遣使催促。见面一谈,发现马周确有真知灼见,当即决定留在门下省任职,不久任为监察御史,接着又提拔他担任中书舍人、中书令。马周见事敏捷,机智雄辩,谨慎周到,处事公允,太宗交办的每一件事,不管难易,他都能圆满完成,深得太宗信赖和同僚们的好评。

唐太宗用人,一向主张不忌私仇,不分亲疏故旧。“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虽雠不弃,魏征等是也”,“朕任官必以才,不者,虽亲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虽仇若魏征,不弃也”。这里提到的襄邑王李神符,是唐太宗的叔父,在创建唐王朝的过程中出过力,但他不会管理节制下属,而且腿脚有毛病,故太宗一直未予重用。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主要谋土,曾多次劝说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他成了李世民的阶下囚。当时,很多人猜想魏征必死无疑。当唐太宗追问他为什么离间他们兄弟时,魏征毫无惧色地说:人各有其主,可惜李建成不听我的劝告,否则不会有今日之祸。唐太宗见魏征刚正不阿,有胆有识,便摒弃前嫌,以礼相待,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以后又升任秘书监、侍中等要职,直接参与朝政。魏征任职期间,为了唐朝大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经常与太宗据理力争,直言进谏,对促成贞观之治做出了巨大贡献。除魏征外,原李建成集团的知名人物王珪等,也都分别得到重用,充分表现出唐太宗不记私仇、豁达大度、善用人杰的政治家风度。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水平有高低,且个性各异,究竟怎样具体使用人才,唐太宗有他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并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特别是在他晚年写的《帝范》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精辟论述:“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才,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唐太宗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大臣萧瑀,性格清高孤,不能与其它大臣很好合作共事,看问题有时也很偏激,曾多次在唐太宗面前发表过错误意见。但太宗认为他“忠直居多”,人品还好,一直予以重用。其它大臣如房玄龄长于出谋划策,杜如晦长于当机立断,戴胄长于执法严明,唐太宗都各用所长,使他们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来源:《群众》2019年02期     王玉堂;刘广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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