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皇帝的18年,被低估的明朝高光时刻

明朝中期,朝政紊乱,佞臣当道,大明帝国已渐呈颓势。弘治帝朱佑樘即位后整饬朝纲、力除积秽,其在位18年内,百姓安居、边防稳固、经济繁荣、文风昌盛——弘治,或许是一个被历史所遗忘的时代,却又最符合我们对于治世的所有评判标准。

朱佑樘画像

明朝中期,政局黑暗,弊政渐生。面对日益衰败的王朝,弘治帝朱佑樘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登基后,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政治改革,在他治理下的大明,出现了18年短暂而辉煌的“治世”,史称“弘治中兴”。

对于弘治帝,明臣朱国桢曾评价道:“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朱佑樘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成化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更定律制,兴修水利,惠利民生,数次减免受灾地区的税粮科差,“制下举朝欢悦”;整顿禁卫、巩固边防,为国内发展提供了较为和平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他宽厚仁慈的政治品行,也使弘治时期形成了君子众多、君臣融洽的新生气象,出现了“文治蔚兴”的大好局面,后世津津乐道的“吴中四才子”也在这时大放异彩……

斥奸佞相,任用贤能弘治帝涤荡前朝积秽

弘治帝朱佑樘的童年非常坎坷不幸。生母纪氏怀孕时,宠冠后宫的万贵妃得知消息,命一宫女为其堕胎。宫人不忍下手,谎称纪氏是肚内长了瘤子,万贵妃仍不放心,便下令将其贬居冷宫。纪氏在冷宫中偷偷生下朱祐樘,万贵妃得知后又派门监张敏去溺死新皇子,但张敏却冒着性命危险,帮助纪氏将婴儿秘密藏起来,每日用米粉哺养。直到朱祐樘6岁,其父成化帝朱见深恰值中年,偶然为子嗣忧心时,才第一次见到自已那胎发尚未剪去、拖至地面的瘦弱儿子。第二年,朱祐樘被册立为太子,接着纪氏在宫中暴亡,门监张敏也吞金自杀。可以说,童年时期的朱佑樘看尽了前朝的政治黑暗及宫廷的复杂局势,因此,他继位后就即刻着手改革成化朝的弊政。

即位之初,弘治帝面对的是一大堆“烂摊子”:当时无论皇室、贵戚还是宦官都想尽办法侵占土地,再辟成宜于耕种的庄田,转手出租给佃户,从而导致大量土地被兼并,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百姓背负沉重的徭役赋税,大量农民离家出走,农民起义屡屡爆发;朝廷为了镇压这些声势浩大的起义,财政支出日益增加,国库储蓄逐渐减少;内忧同时,尤有外患,北部鞑靼屡犯边境,去而复来,迄无宁岁。

面对如此局面,朱佑樘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整饬朝纲,对阿谀逢迎、朋比为奸的官吏,或杀、或贬、或逐出京师:前朝作威作福的大太监梁芳,在朱佑樘即位后的第六天,便被谪居南京;也是在这一天,曾大权在握的奸佞李孜省被谪罚戍边。至于“纸糊三阁老”之一的万安,朱佑樘当太子时已“稔闻其恶”,即位后又在宫中发现一箧奏疏,内容都是讲房中术的,末尾署名都是“臣安进”。紧接着,朱佑樘便派人拿着这些奏疏到内阁找万安,指责道:“是大臣所为乎?”万安羞愧万分、辩无可辩,弘治帝遂下令罢免其官职。在种种秋风扫落叶般的整饬措施后,弘治帝还诏令朝中不可崇信佛道,“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尽”,一改前朝因崇信佛道而荒废朝政的混乱局面,整个朝廷焕然一新。

与罢斥奸佞相并而行的是任用贤能,《明史纪事本末》称这一时期:“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劈倖之门。”此外,朱佑樘还完善了明朝的官吏考察制度:为熟悉官员的情况,他曾命吏部和兵部把两京文武大臣、地方上知府,以及守备以上官员的姓名贴在文华殿上,以便随时查看、了解情况。这一系列“任贤臣、严考察”的行政方针,使弘治年间“众正盈朝,职业修理,号为极盛”,出现了王恕、马文升、刘大夏、李东阳等名臣。

兴修水利,节俭惠民能人志士各显其才

大明中期,最严峻的社会问题是黄河水患。明代漕运自永乐年间疏通后,一直是明朝南粮北运的依靠,黄河水患无疑阻断了南北运输的生命线。对此,朱佑樘下令百官推荐治水人选,吏部尚书王恕等人便推荐了浙江左布政使刘大夏,弘治帝随即命他为右副都御史,前往治理黄河。

刘大夏到任之后,根据实际情况并结合水利专家的建议,在黄陵冈(今河南兰考县一带)疏通淮水支流贾鲁河,又疏通孙家渡(今河南郑州一带)和四府营(今河南开封祥符区)上游,以分水势;再从胙城经东明、长垣到徐州修筑起长堤,共180千米长。经这次治理后,黄河不再沿东北方向流入渤海,而是向东南,经徐州,由洪泽湖北汇入淮河,再经淮河河道入黄海,有效解决了南粮北调的运输问题,缓解了黄河两岸的水患。同时,由于在筑堤过程中,先后动用的民工多达60万人,起到了“以工代赈”的作用,解决了流民、灾民的救济问题。

除了治理漕运和水患,朱佑樘听从群臣谏言,减免赋税,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尤其表现在减免灾区的赋税征收上:弘治二年(1489年)二月十日,“免河南被灾秋粮”;同月十二日,户部请免南畿、湖广税粮,朱佑樘全部批准;弘治四年(1491年),“以水灾,停苏州、浙江今年织造”;弘治六年(1493年),“山东饥甚,巡抚王霁先后请发帑金五十余万,米二百余万石,选廉能吏计口给之,凡活饥民二百六十余万”。朱佑樘本人也力求节俭,减少皇宫的开支,仅太监、宫女等人员,比成化时期减少了一大半,宫廷开支最俭约的时候,仅前朝的六成。

瓷器为明弘治白釉青花加绿彩云龙纹盘。因弘治帝“恭俭有制”,这一时期的官窑留存较少,民窑产出较多,瓷器外观素雅简朴,多承前朝样式,故有“成、弘不分”之说

虽然弘治年间自然灾害频发,但在朱佑樘及群臣的努力之下,大明依然呈现繁荣态势。这一时期的税收呈上升趋势,与赋税相辅的是人户的增加,人口数由弘治元年(1488年)的五千万余,增至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六千万余,足以说明民生之安定。

内忧得以解决,但外患仍然烦恼着朱佑樘。在他即位之初,时任兵部尚书的余子俊便上“建言七事”,率先提出应重视武备边防事宜,在北边建立三路防御体系;马文升继任兵部尚书后,又将相关制度及措施加以完善。在弘治君臣共同努力下,边备空虚的状态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据明史书《明孝宗实录》记载,弘治时期蒙古人犯边多达199次,但未造成较大损失。这时的大明不仅没有重演正统年间的“土木堡”惨败,反而屡退鞑靼小王子和鞑靼部长火筛的入侵。此外,明军先后三次收复哈密,其中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武力收复:弘治十年(1497年),马文升前往平抚,汇同河西诸卫及诸部落数千人,逼退哈密国大将牙兰;同年十一月,朱佑樘起用左都御史王越,总制甘、凉等处边务,经略哈密。自此,西域开始忌惮大明。

爱诗成风,文治蔚兴才子辈出,百花齐放

安定的社会环境,必然会催生出璀璨的文化硕果。弘治进士康海云:“我明文章之盛,莫极于弘治时。”同时代的文学家顾璘也云:“弘治丙辰间,朝廷上下无事,文治蔚兴。”《明史》也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这一时期文风大炽,上至帝王大臣,下至民间士人,都纷纷加入到古文辞创作队伍之中,文学社团众多,操觚染翰、赠答酬唱成为时尚。

弘治帝一生勤俭节制、清心寡欲,竟也不顾谏官多次劝阻,难舍文艺之好,《明史·艺文志》中便记载他写过五卷《诗集》,可惜已失传。除了在诗歌方面的兴趣,弘治皇帝对于绘画、弹琴也很喜爱,他擅长绘画,宫中也有许多画师。有一次,他赐给画师吴伟几匹彩缎,但害怕大臣们知道后没完地议论,便对吴伟说:赶紧拿去,别让那些酸腐的书生们知道。弘治帝的文艺之好带动了朝臣们的诗文倡和风气,馆阁大臣们经常举办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宴饮酬唱活动,切磋诗艺、以文会友。

弘治时期,政治昌明,才子辈出,诗歌、书法、绘画等文艺领域优秀作品层出不穷。图为唐寅《事茗图》局部

诗文领域,有丘濬、程敏政、李东阳等作家为代表的“台阁体”;也有以唐伯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为代表的“江南四大才子”,“言情重性,灵动自然”的吴中诗文。绘画领域,有于画中寓规谏意的宫廷画师吕纪,也有“吴门四家”中钟爱着笔山水的沈周、唐伯虎、文徵明。此外,时文、戏曲、传奇、小说,各类文艺作品竞相争艳,名家、名作层出不穷……

弘治年间,百姓安居、边防稳固、经济繁荣、文风昌盛,这或许是一个被历史所遗忘的时代,但却是属于明朝的高光时刻。

 图为沈周绘画作品《仿大痴山水图》局部和唐寅书法作品《落花诗册》局部

来源:《环球人文地理》2020年第23期     弘治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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