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败于滑铁卢
从古至今，无论中西，战争总是伴随着贫穷、饥荒、死亡……其中，疾病更是贯穿其始终，关系错综复杂。
传染性疾病与战争
在早期人类生活中，人群密度小，生活区域不固定，过着狩猎和迁移的生活。虽然当时人类的寿命比较短，但是很少有传染病暴发。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数量激增，人群密度增大。由于生存需求，生活区域逐渐趋于稳定状态，从而微生物病原就找到了宿主，不断地繁殖和传染。由于水源的污染，温暖的水洞导致蚊子大量繁殖引起了疟疾的爆发；剩余食物和生活垃圾的堆砌，引来大量老鼠繁殖，老鼠自身所带的鼠疫杆菌在老鼠死后就会寄居人体，从而引起鼠疫；食物的不洁净和个人卫生问题会引起痢疾和霍乱的暴发等等。而由于战争生活条件简陋、卫生条件差、人群密度高、战争的消耗导致人体抵抗力下降、因战争死亡的尸体得不到妥善处理……各种因素综合下，传染性疾病是战争中的高发病。古语有云：大战之后必有大疫。
1495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亲征意大利，在不勒斯爆发了梅毒。军队损失惨重。梅毒是动荡迁徙时代的大疫，主要透过国际战争和难民移动传播。由于这次战争需要大量佣兵，其中不乏西班牙军人，考古材料也证实了梅毒是新成立的西班牙从美洲大陆所带来的，由人口迁移而传播。
1812年，法军入侵俄罗斯，同年九月，拿破仑与俄军队在莫斯科正式发生战争。但在接下来的五个星期，斑疹伤寒重创了法国军队，57万大军只有一小部分存活，而斑疹伤寒的罪魁元首便是肮脏的军营和不洁的军人。
在中国古代战役中，传染性疾病多称为疫症，其影响也是相当巨大的。《汉书·王莽传》记载：“新王莽天奉三年，丙子年，二月大疫，冯茂在句町，士卒死于疾疫者十有六七。”《隋书·卷十·列传第十》记载：“十八年，起辽东之役，以谅为行军元帅，率众至辽水，遇疾疫，不利而还。六月，丙寅，下诏黜高丽王元官爵。汉王谅军出临渝关，值水潦，馈运不继，军中乏食，复遇疾疫。”开兴元年壬辰（1232年）三月汴京受围，人民在围城中不免受到饥饿、恐慌与战乱的威胁，病死者百万。李杲目睹此病，以为内伤脾胃之病因，属饮食劳役，依《黄帝八十一难经》四十九难“饮食劳倦则伤脾胃”作《内外伤辨惑论》和《脾胃论》二书。李东垣《脉诀指掌病式图说》曾详细描述此次大疫的情况：“予目击壬辰首乱已来，民中燥热者，多发热，痰结咳嗽……肌肉干枯而死者。多矣。”从症状观之，李东垣所见之病多属腺鼠疫、肺鼠疫中的消化系统与神经系统症状。
德军前进道路上抛锚的装甲车
环境突变性疾病与战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类长期定居在某个区域，就会对该区域的气候、饮食、地理环境产生依赖，一旦环境突变，人体就会产生不适。如从平原到高原，由于空气稀薄，气压下降而出现高原反应等。《三国志·吴志·周瑜传》：“不习水土，必生疾病”，而战争具有不定向性和迁移性，往往要背井离乡远征他乡。由于舟车劳顿，抵抗力低下，同时在陌生环境战斗，常常一方会出现水土不服。或者由于战线太长，时间跨度大，季节更替导致天气的变化，也是造成水土不服的重要原因。
二战的莫斯科保卫战就是天气突变影响战争的典型例子。1941年-1942年，苏德战争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地区。德国扬言3个月灭亡苏联，但是由于战线拉得太长，完全超出了德国的预期。在冬季来临前，德国并没有消灭苏联。1941-1942年的冬天是苏联气象史上罕见的低温，德国军队由于难以克服低温，身体严重出现不适，作战能力急剧下降，从而导致战争失败。
在西方医学的病因理论上，曾一度认为疾病感染是由“瘴气”引起的，而“瘴气”来自土壤与其他非人类源头。这个病因论虽然相当局限，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环境是疾病产生的重要因素。这个理论和中医的“瘴气”致病理论有相类似的地方，但中医所讲的“瘴气”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特指南方山林中湿热蕴蒸能致人疾病的毒气。而“瘴气”作为特殊区域的环境问题，造成战争中士兵患病的例子并不少见。据古志载，岭南“上雾下潦，飞鸯坠水”，瘴雾弥漫，加上暑热蒸人，汉代马援率部南征交趾时，将士水土不服，严重影响作战效率。后来军队发现服用薏仁可以治疗水土不服所带来的疾病，从而解决了疾病问题，最终凯旋。据《后汉书·马援传》载：“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宋人苏轼曾赋诗叹曰：“伏波饭薏苡，御瘴传神良。能除五溪毒，不救谗言伤。”薏仁具有清热、祛湿、健脾的作用，主要治疗由于湿邪导致的脾胃不适。由此可知，马援所代表的北方人进入岭南地区，由于湿热的环境气候引起了水土不服。
林德用新鲜蔬果救治船员
外伤感染性疾病与战争
希波克拉底曾说：“想当外科医师的人，应该到战场去。”由此可知，战争是外伤感染性疾病的多发地。战争中不可避免会大批量运用兵器，兵器伤害到人体不仅使伤口处周围组织破坏，而且将衣服碎片、泥土等污物带入伤口，使伤口发生感染。加之战时难以即时施行外科处理，故容易发生严重感染。其实，在中国古代就已经明白外伤感染性疾病在战争中是多么致命。宋代兵书《武经总要》就有“金汁”作为防守攻击武器在战争中的应用。而所谓的“金汁”就是煮沸的粪便尿液。这种方法不仅可烫杀敌人，且粪便肮脏，伤口多腐烂，难以医治。其实，这也是在战争应用了外伤感染致命的原理。
在西方，由于消毒技术的完善和抗生素的出现，大大降低了战争的死亡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盘尼西林作为抗生素广泛应用到北非战地医院中以治疗盟军伤患，效果十分显著。1867年，李斯特提出感染是微生物造成的，并把他的消毒方法公开。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医采纳了李斯特的消毒技术并广泛用于处理伤口，而法国并没有理会他。结果显示，普鲁士因外伤感染的死亡率低于法国。虽然现在已经能够有效地治疗战争中所产生的外伤感染性疾病，但不可否认，此类疾病曾是战争史上的噩梦。
在战争中不仅仅只有上述三类疾病，其他疾病也广泛存在于战争当中。英帝国靠海军争霸世界，一度却因为水兵坏血病而导致舰队战斗力急剧下降。直到1747年海军军医詹姆士·林德寻找到以柠檬、酸柚汁治疗的方法，才使得英帝国海上霸权得以维系。有时疾病和战争并不存在共时性，相对于战争爆发，疾病具有滞后性。其中核战争所引起的后遗性疾病就是此类。二战后，受到核武器攻击的广岛、长崎至今还笼罩在核影响的疾病下，诸如智力迟钝的痴呆、染色体“畸变”的不育症、癌症、白血病等等。
综上所述，疾病与战争的关系是复杂的，疾病可以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甚者会成为决定性因素。战争也会成为疾病产生和传播的载体。同时，战争也会催生先进的医疗技术。因此，在进行战争和疾病关系的研究时，必须双向多角度去思考分析。但总而言之，应以史为鉴，倡导和平，避免战争。
来源：《中国医学人文》2019年11期 李几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