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见证近代中国转型:曾是时髦标配

小小的一辆自行车,在近现代中国急剧转型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要深入理解这一点,需要对百余年前中国人日常所用的个人交通工具有所认识。

脚踏车必将盛行

19世纪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清朝派往国外的外交官和留学生最早见到自行车,他们也是最早骑自行车(或自行车前身)的中国人,当然只是个别人尝试这样做。

19世纪80年代晚期及90年代,几个西方冒险家曾骑车穿越中国,这是在中国本土最早出现的自行车。

1896年,上海《点石斋画报》刊发了一幅石印画,内容是描绘骑着自行车的外国士兵遭到一群狗的攻击。数年后,《申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脚踏车将来必盛行说”的文章。这一切都显示,19世纪90年代晚期,中国人对自行车兴趣日浓。而其大背景,则是中国刚刚在甲午战争(1894~1895)中战败,引发了社会和政治的重大改变,固守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体系,骤然让位于能够接受各种新事物的开放意识。

自行车成为时髦的标配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如同此前十年,甚至更早时的西方一样,自行车开始被视作进步和摩登的标志。一辆自行车如同现在时尚人士的高端手机,在老照片上留下倩影。在中国最时尚的大都会上海,出现几个率先接受自行车的中国人群体,这不足为奇。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1905年废除后,上海新式学堂里的师生们,是早期骑自行车的另一群体。1907年,在南通师范学堂的运动会上,几个学生骑车在运动场上环行,每人拿着一块提示下一个比赛项目的标语牌。上海的名媛则是上海又一个较早接受自行车的群体,她们将自己同这种摩登的标志联系在一起。

建于1900年的上海富丰面粉厂,是第一家由中国人经营的现代面粉厂,他们将最畅销的产品冠以英文的“Bicycle”(自行车)的品牌,以凸显它的生产技术最为先进。

溥仪逊位以后,国民政府便将这个小朝廷养在了紫禁城。他娶了婉容后,小舅子郭布罗·润麒把自行车骑到紫禁城中,想和自己的姐夫分享。在这之后,自行车就成了溥仪和婉容的重要交通工具,宫里还每月花100块钱聘请教练,专门教溥仪怎么骑自行车。溥仪学会之后,便开始收藏各式各样的自行车,前前后后买了20多辆,全部陈列在绛雪轩中。

而在这20多辆车中,溥仪最喜欢的就是德国进口的“蓝牌”自行车,婉容最喜欢的就是英国进口的“三枪牌”女士自行车。溥仪的自行车不仅看起来非常精致,而且骑起来也非常轻便,在前轮位置还加了摩擦电灯,方便晚上出行。如今,除了一些遗失的自行车,剩下的都被收藏在博物馆中。

自行车与国运

自行车虽属轻工业,但是在当时,制造工艺颇为复杂和讲究。飞轮和链条必须准确且润滑,钢圈必须圆准且坚硬,这当中淬火尤须经验,连车架设计的角度也很是专业和讲究。此外,牙齿盘、把手、花古筒等等,无一不需要长久的工业积累。事实是,中国自行车长时间依赖外国进口,在器械和技术上落后明显。

20世纪30年代,伴随日占区在中国的扩大,商人小岛和三郎先后在沈阳、天津、上海开立昌和制作所。其位于上海东北角唐山路的工厂是这座城市的第一座自行车工厂。无论是价值还是数量,日本自行车当时在中国进口自行车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大量英国自行车才是中国进口自行车的主要来源。在一些被日本人蹂躏的城市中,大多数自行车车行被迫停业。抗日战争胜利,上海昌和制造所被收归后,更名“上海机器厂”,拥有员工180人,年产“扳手”牌自行车3600辆。不过,工业发展进程中技术、资金和原料三大制约因素长期得不到解决,加之时局动荡,物价飞涨,民族自行车工业整体上呈现出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态势。

直到上海解放后,工厂由解放军代表接管,改名“永久”。1950年,国家划拨13万斤小米,折合成天津自行车厂恢复生产的启动资金。1950年4月,20名工人组成研制团队,天津自行车厂筹备恢复生产。天津的昌和制造所,被改造成“飞鸽”,和永久牌南北呼应,连同上海凤凰,组成国产自行车三大品牌。

1956年,在上海唐山路工厂,新中国第一辆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全公制标定型自行车——“永久”28寸PA型男车制成。充满工业气质的“二八大扛”成了一个时代的图腾。

作为轻工业的重要代表,中国自行车产量的增长,是共和国的工业发展的写照。1962年至1986年,凤凰、飞鸽、永久实行凭票供应。“三转一响”,几乎是1970年代中国普通人家对物质生活的最高追求。“三转”就是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响”是收录机。有了这几样,小伙子娶媳妇的底气都足了。

21世纪,中国开始了一段崭新的单车文化历程,山地车、改装自行车的再度兴起,真正展现了自行车的魅力,“永久”“飞鸽”这些品牌已经有60多年历史,引领了几代国人的单车消费时尚,开始演绎了中国自行车行业最辉煌的篇章。

(原标题:自行车在近代中国)

来源:《新天地》2020年第02期     李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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