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躺着挨枪”的名人

“名震天下”“久闻大名”从来都是让人心驰神往的词语,不过,凡事有利必有弊,名人也不例外——因为有名,难免为名所累,“躺着中枪”的频率跟程度,往往跟名气成正比。

明代作家冯梦龙的《古今笑史》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相国袁太冲同两个缙绅在宾馆中闲谈。其中一官宦不无向往地说:“想那司马相如天天拥着文君缠绵,好不快活!”另一个官宦却不以为然,驳斥道:“快活什么?后来被宫刑那是自讨苦吃呢!”袁相国听后摇摇头,幽默地道:“温公吃一吓!”原是那个官宦把“司马迁受宫刑”之事误加到司马相如头上,袁相国故意说,“温公”(即司马光)地下有知,也会吓一大跳——因为他也姓司马。

不要以为这样的事古代才有,我们不妨来尝脔一鼎。

“唐俟”替“唐弢”挨骂

唐弢原名端毅,常用笔名晦庵,6岁进宁波畈里塘村古唐小学求学,10岁去镇海培玉小学读高小。1926年到上海华童公学,因交不起学费,只读到相当于初二就辍学了。16岁时,他被上海邮政局录取,靠自学先是做报刊作者,最后成为一代学者。

在回忆文章《琐忆》中,唐弢讲了这么一件事:1933年至1934年之间,他当时初学写作,不时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投稿。他平日十分喜欢鲁迅的杂文,最爱看鲁迅的《二心集》,于是也尝试着用笔抨击种种弊端和不平。编辑黎烈文给了他很高的评价,经常让其作品见诸报端。但“唐弢”的名字对于文艺界来说是陌生的,由于产量不多,《自由谈》以外又不常见,那些“专靠嗅觉”看文章的人就妄加揣测起来,以为这又是鲁迅的化名。他们把唐弢写的文章全都记在鲁迅的名下,并且指桑骂槐,向鲁迅先生“呜呜不已”。

自己做的事情怎么能让别人去承担责任呢?唐弢觉得十分内疚,很想当面致歉,但又怕鲁迅会加以责备,颇有点惴惴不安。

正当想见而又不敢见的时候,机缘来了。1934年1月,黎烈文在上海的古益轩请客,约副刊的作者们欢聚,唐弢和鲁迅均在被邀之列。宴会上,唐弢和鲁迅第一次见面,互通姓名后,鲁迅突然说:“唐先生写文章,我可是在替你挨骂呢!”唐弢一听,心里不由得着急,说话也变得结结巴巴起来。鲁迅见他如此窘迫,连忙转换话题问:“你真个姓唐吗?”唐弢答:“真个姓唐。”“哦,哦。”鲁迅脸上的表情变得轻松起来,“我可是也姓过一回唐的。我曾经使用过‘唐俟’的笔名。”说完呵呵地笑起来。此时唐弢心头的担忧一扫而光,他发现鲁迅绝非传说的那样“脾气大”。

鲁迅之所以说“替你挨骂”,皆因1933年11月唐弢在《自由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新脸谱》,细味文字,不难发现从遣词造句到标题命意,的确都有那么一股“鲁迅味儿”——事实上,很多人都认为唐弢模仿鲁迅作文,几乎到了可以乱真的地步,此篇就是例证。不久后,《时事新报·青光》上刊发了一篇署名“陈代”的《略论放暗箭》:“前日读了鲁迅先生的《伪自由书》的《前记》与《后记》,略论了告密的,现在读了唐弢先生的《新脸谱》,止不住又要来略论放暗箭……”这位作者的确是将《新脸谱》的作者看作鲁迅了。鲁迅对此也心知肚明,后提及此文时,有这样的表示:“(此文)恐怕只有他自己懂。我只懂得一点:他这回嗅得不对,误以唐弢先生为就是我了。”

追溯起来,鲁迅“唐俟”这一笔名的由来,还和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之兄陈衡恪有关。陈衡恪是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日本弘文学院学习时的同学,民国后与鲁迅同在教育部,任编审处编审员。他曾为鲁迅《域外小说集》书面题签,并为鲁迅篆刻印章多枚。《鲁迅日记》记载,1916年11月30日,“上午陈师曾贻印章一方,文曰‘俟堂’”。许寿裳曾问鲁迅为何要刻“俟堂”的印章,鲁迅回答:“因为陈师曾(衡恪)那时送我一方石章,并问刻作何字,我想了一想,你叫槐堂,我就叫俟堂罢。”许寿裳说:“我听到这里,就明白了这‘俟’字的涵义,那时部里的长官某颇想挤掉鲁迅,他就安静地等着,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也。”

但周作人对此有不一样的解释,他在1953年出版的《鲁迅的故家》中言:“洪宪发作以前,北京空气恶劣,知识阶级多已预感危险,鲁迅那时自号‘俟堂’,本来也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或者要引经传,说出于‘君子居易以俟命’亦无不可,实在却没有那么曲折,只是说‘我等着,任凭什么都请来吧。’后来在《新青年》上发表东西,小说署名‘鲁迅’——诗与杂感则署‘唐俟’,即是‘俟堂’二字的倒置,又照古文上‘功不唐捐’的用例,可作空虚的意思讲,也就是说空等,这也可以表明他那时候的思想的一面。”周作人认为鲁迅起这一笔名,是为了反对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活动。

经过这次“误会”,唐弢和鲁迅的联系渐渐多了起来。一次,唐弢写信给鲁迅,提出让对方给自己推荐几种适合阅读的书。鲁迅见信后,向日本朋友内山要了书目,并嘱咐他画出几种销售量大的书来。内山在书目中圈出了9种,而鲁迅又在这9种中选了4种,言称其他5种可以缓买或者不买。接到鲁迅的回信,唐弢十分意外,一是因为鲁迅的热心尽心,二是鲁迅顾及到了没有多少收入来源的唐弢的经济情况,一下子买不起那么多书,考虑可谓周到。

鲁迅逝世后,唐弢投入了鲁迅遗作的研究整理之中,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调和着许广平和朱安的关系,经常从自己为数不多的工资中寄钱给她们,使得朱安能够安然度日。

鲁迅之于唐弢,首先应该是老师,是引路人,然后才是朋友,这份特殊的交情,让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林徽因”与“林微音”的纠葛

有意思的是,这篇《略论放暗箭》的作者“陈代”,也曾让当时著名的女作家林徽因“躺枪”。

原来这位“陈代”原名林微音,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突出,之所以现在仍被屡屡提起,大多是由于才女林徽因的缘故。而直至今日,在见诸报端、网络的文字中,两人的名字仍常常被人搞混——即使有人知道林微音跟林徽因不是一个人,却想当然地认为林微音也是一个“女作家”——这样的误会和混淆,在当年就给二人带来了烦恼。

林微音,当年在上海是一名银行小职员,也写诗。作家施蛰存曾写过一篇回忆短文《林微音其人》:“1928年,一个酷热的大清早,戴望舒和杜衡登上葛岭顶上的初阳台。在亭子里看见一个青年正在焚烧一堆废纸。不免好奇,上前去搭话。才知道这个青年是上海人,来杭州游西湖,住在昭庆寺。烧掉的是他的许多文稿,因为没有刊物、报纸能用,都是退稿。”施蛰存笔下这个伤心的文学青年,就是后来的海派作家林微音,因为西湖边上的这次偶遇,林微音与戴望舒、杜衡、施蛰存等人成为朋友。1933年,林微音与夏莱蒂、朱维基、芳信等人在上海成立了“绿社”,并在同年11月创办了《诗篇》月刊,大力提倡“为艺术而人生”,这个时期他所创作的作品,也无不体现唯美主义的风格。比如小说集《白蔷薇》《舞》,中篇小说《花厅夫人》及散文集《夜步抄》《阑珊吟》等,其题材及风格与“五四”以来的许多女作家如凌叔华、陈衡哲、冯沅君等十分接近。

林微音还与有文坛“孟尝君”之称的邵洵美关系密切,曾在邵主办的刊物上发表过小说。据邵洵美女儿邵绡红回忆,林微音瘦高,红鼻子,平时喜欢穿长衫。1931年邵洵美出任新月书店经理后忙不过来,就让林来代理一些工作。与此同时,他还试图去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但因才华有限,没取得显著的成就,收入也很少。林微音在新月书店工作,难免要和新月派的一些成员接触,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误会,以为“林微音”就是新月诗人“林徽因”。

1932年10月5日,郁达夫因其长兄调任江苏省高等法院上海刑庭庭长,在聚丰园设宴,请鲁迅、柳亚子、林微音等作陪。不料在一年后的1933年,年轻的林微音却与鲁迅发生论战,被鲁迅骂为“讨伐军中最低能的一位”。

林微音曾在文中谈及与“林徽因”名字的纠葛。他在《散文七辑》的书中收录了一篇《微音顿首》的文章,表示:“要是那位小姐诚意地求我放弃我的名字,我一定不迟疑地应允她。”当时林徽因还叫“林徽音”,据说名字是其祖父、前清翰林林孝恂所起。“徽音”一词出自《诗经·大雅·思齐》:“思齐大任,父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以林徽因之性格,对这样的“挑衅”自然不会轻易妥协。怎么办?当然先是让发表自己作品的刊物声明。

1931年10月5日,林徽因在徐志摩主编的《诗刊》第3期发表诗作,徐志摩特地在该期《叙言》中说:“附带声明一件事:本刊的作者林徽音,是一位女士,‘声色’与以前的‘绿’的作者林微音,是一位男士(现在广州新月分店主任),他们二位的名字是太容易相混了,常常有人错认,排印亦常有错误,例如上期林徽音即被刊如‘林薇音’,所以特为声明,免得彼此有掠美或冒牌的嫌疑。”但林徽因似乎还嫌徐志摩这份声明的分量不够,后来干脆将原名“林徽音”改作“林徽因”,以摆脱无谓的误会,并且专门做了说明:“我倒不怕别人把我的作品当成了他的作品,我只怕别人把他的作品当成了我的。”

因为贫穷,林微音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为此,他甚至接受了汪伪汉奸政府特务机关的40元津贴,为侵略者办起了一个名为《南风》的杂志,甘愿为汉奸文化效犬马之劳。当时,他的这种做法受到了很多人的谴责。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的战争打赢了,可林微音的政治逃难却刚刚开始。当月23日《新华日报》刊登的《文化汉奸名录(二)》,开列有周作人、管异贤、陈彬龢、钱懋孙、黎世衡、刘海粟、张资平、林微音、李权时、张我军、潘序祖、陶元德、柳丙生、张若谷、章克标、汪富皋。

此后,人生的种种不如意,更是使得林微音染上了鸦片瘾。施蛰存回忆:“1933年,我住在玉佛寺附近,他住在静安寺。总有七八次,他在夜晚到我家里来,一见面就说明来意,要我借给他两三块钱。最初,使我很吃惊,怎么会穷到如此?后来发觉他吸上了鸦片,瞒着他妻子,急于要进‘燕子窠’(上海的地下烟铺,因屋小人多,众烟客对面直躺,如燕子偃息窠中,故名)。”林微音为赚些稿费度日,起初还写些粗劣的小说投稿,后来竟慢慢销声匿迹不知所终了,施蛰存说:“从1937年以后,直到上海解放,我没有见过他。1951年,又遇见过几次,他没有工作,要我为他介绍一个英语教师的职业,又要我为他介绍翻译工作,我都无法帮助他。后来听说他常常到市委去要工作,最后听说他已被拘押在第一看守所,罪名是‘无理取闹’。这以后,我就不知他的下落。”

生活无着的林微音无奈之下给昔日的朋友、当时的文艺界负责人周扬写了一封信,著名作家兼翻译家胡山源在其回忆录《文坛管窥》中曾提及此事:“有一天,他(林微音)欣然告诉我,他的困难已得到暂时的解决了。周扬给了他一封信,他将信给我看。信上说:已接到他的信;能认识以往的错误,总是好的;可向某出版社去预支稿费三百元云云。”1956年12月6日,上海《新民报晚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孺子牛”的初笔》的短文,作者署名“魏殷”,有人考证此人即是林微音,这条小小的史料说明林当时仍未搁笔。

但此后林微音的下落就不为人知了,据说是故于1982年。

(原文有删节)

来源:《同舟共进》2019年第06期     孙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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