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向的人和横向的人生——重读《红与黑》

至少对我来说,还没有哪一部书像《红与黑》这样一言难尽,提笔良久仍徘徊踟蹰,仿佛回看沧桑人生,窥视恢弘历史;不要说盖棺论定,就是从一个点、一个角度出发,也难以把握、诉尽,无怪乎《圣经》里说“审判在主”,人既没有权柄,也没有能力来审判。在中国,《红与黑》往往被称为“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但事实上,司汤达在书中并没有过多的评判,他只是在尽力呈现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并思考那个时代的问题及其根由。若说在《战争与和平》《复活》《罪与罚》等书中,作者还试图提出某些解决问题的出路,而司汤达似乎连这个都放弃了。

《圣经》他已经背得滚瓜烂熟,想起其中的文字,心里却平静不了……“但是,三位一体的神啊,给教士糟蹋滥用之后,我们怎么还能相信天主这个伟大的称谓?孤独地活着!怎样的苦痛啊。我变得疯狂而无理性了。”于连拍打着自己的额头,想到。

那是一个波诡云谲的时代。《红与黑》起初的标题为《于连》,1830年定名为《红与黑》,并有副标题“1830年纪事”。在1830年前后,法国发生一系列革命性的影响欧洲、影响人类的历史事件。为什么是法国?十九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发现,并不是哪里压迫最重、反抗越强烈,恰恰相反,革命往往是在相对的宽松和缓中爆发。经历启蒙运动的冲击释放,相较而言,法国并非欧洲最封建、黑暗、浓重的地方。启蒙运动的斗争对象和宗教改革一致,都在对着天主教派及其结盟的贵族势力,意在给尚处在黑暗中的人们带来光明与希望。

1789年7月14日巴黎起义,法国大革命爆发。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在各种力量的冲突和抗衡中,先是君主立宪派制定了《1791年宪法》,召开立法会议,维护君主立宪制,接着是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的相继“坐庄”,雅各宾派过激和恐怖的政策,又使它走向分裂和内讧。1794年7月雅各宾派中被罗伯斯庇尔镇压的右派势力发动“热月政变”,成立了新的革命政府──督政府。督政府中又一个新的政治明星拿破仑出来“发光”,发动“雾月政变”夺得政权,并和欧洲反法同盟对决。拿破仑几起几落,后在1815年滑铁卢之战惨败。波旁王朝复辟,但好景不长,查理十世在1830年7月革命中被推翻。

《红与黑》中主要写了主人公于连从十八岁做家庭教师,到二十三岁上断头台这段时间的故事。这些年对于连来说是血气方刚,青春动荡;那个时代则是加倍的复杂和激荡,那是王朝复辟时期,保守势力拼命反扑,天主教会东山再起,试图控制思想和政治。各种社会矛盾纠结对抗:外省小城维里埃尔势力错综纠缠,新贵与教会又勾结又斗争,自由党和保王党徒又对抗又博弈。连贝藏松神学院内部的教派之争也很是激烈,首都巴黎更是矛盾重重、动荡不安。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的年轻人怎么看待自己,怎么来寻求人生的发展呢?

何况这个年轻人来自社会的底层,一个木匠的儿子,既无任何地位,也极其贫穷。当时的法国等级明显,天主教教士是第一等级,王权贵族为第二等级,这两类都是社会的特权阶级。随着科技和企业而赚钱发达起来的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平民组成第三等级,起来闹革命的是第三等级。其中资产新贵凭借其经济实力、政治才能和文化知识处于领导地位,农民和平民处于多少带些着盲目的跟随地位。于连这个天资非凡、理性、坚定的年轻人,一方面理想上神学院,争取做到主教;一方面身处思想启蒙运动的纵深影响中,并不真正敬畏和依靠上帝。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旧制度乃是向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性”过渡的转型阶段,是两种体制的复合体。在这种复合体中,法国人的普遍精神特征是身受旧制度种种弊端之苦,但又看不到医治具体社会病的药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而于连在这种普遍的精神特征中,更多想到的是反抗、证明、报复和战斗。一开始他就错了吧,他将报复的对象设定在女人,而这个女人是他毕生最爱的女人。

于连二十三岁短暂的人生,似乎成功了,他已跻身于他仇恨又鄙视的权贵阶级,却又是那样的戏剧性,当他朝自己所爱的女人连发两枪,一切都结束了,他选择了死,并拒不忏悔。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十八、九岁的于连,长得文弱清秀,两只又大又黑的眼睛,“在宁静时,眼中射出火一般的光辉,又像是熟思和探寻的样子,但一瞬间,又流露出可怕的仇恨”。他母亲早逝,因整天抱着书本,不愿做力气活,而经常被父亲和两个哥哥猛打。他小时崇拜拿破仑,后来他又想当神甫,因“如今我们眼见四十岁左右的神父能拿到十万法郎的薪俸”。于连仗着惊人的好记性将拉丁文《圣经》全背下来,这事轰动了全城。由此进入市长德·瑞那先生家给他儿子做家庭教师。

夏天,市长一家乘凉时,于连无意间触到了德·瑞那夫人的手,她一下子缩回去了,于连以为夫人看不起他,便决心必须握住这只手……他深夜闯进了她的房里。开始她慌乱而生气,马上跪下来向天主祷告,求主让她不要遇见试探。但当她看到“他两眼充满眼泪”时,她抱住了他……一座小城盛不下两人越来越甜蜜、丰沛的爱情。街谈巷议越来越不利,各种错综的关系都想在这不伦的关系上“做文章”,得知情况的西朗神甫要他到省城贝桑松神学院进修。告别后的第三天夜里,于连又冒险赶回维里埃尔与德·瑞那夫人见面,此时的她因思念而憔悴不堪。但她顾念于连的前程,年轻人应该有大的作为,让于连回神学院,并相当长时间不给他写信。

于连在神学院的各科学习成绩都是第一,彼拉德院长让他当课程的辅导教师,但神学院里也多有伪善、争夺、倾轧,于连深感苦闷忧郁。厚待他的彼拉德院长受到排挤,离开神学院去到巴黎,并介绍于连做莫拉尔侯爵的秘书。侯爵是保皇党人,大革命时逃亡国外,王朝复辟后在朝中取得了显赫的地位。于连每天的工作就是为他抄写稿件和公文,侯爵对于连十分满意,派他去管理自己两个省的田庄,又让他负责自己与贝尚松代理主教福力列之间的诉讼通讯,后又派他到伦敦去搞外交,赠给他一枚十字勋章,这使于连大有成功感。

于连在这种环境中很快学会了巴黎上流社会的“各种艺术”,击剑、决斗、跳舞,社交等。在侯爵的宝贝女儿马蒂尔德小姐眼中,他已脱了外省青年的土气。马蒂尔德年轻、任性、骄傲,读过许多书,尤其被三世纪前一段家史所激动:她的祖先莫拉尔是皇后玛嘉瑞特的情夫,被国王处死后,皇后向刽子手买下了他的头,在深夜里亲自把它埋葬在蒙马特山脚下。马蒂尔德十分崇拜皇后的这种爱的精神,她的名字就是皇后的爱称。她主动要于连在明亮的月光下用梯子爬到她的房间去,当晚她就委身于他了,过后马蒂尔德很快就后悔了,边哭边对于连说:“我恨我委身于第一个来到的人。”于连极端的痛苦和羞辱,摘下挂在墙上的一把古剑要杀她,马蒂尔德反而认为于连爱她已经爱到要杀了她的程度,便又与他好起来。夜里于连再次爬进她的房间,她请求于连做她的“主人”。可是,只要于连表露出亲近,她又转为愤怒,毫不掩饰的侮辱他,并公开宣布不再爱他。

于连把自己的爱情苦恼讲给情场老手俄国柯哈莎夫亲王听,他建议于连假装去追求另一个女性,以达到降伏马蒂尔德的目的。于连说我写不出情书,亲王说“谁叫您造句了?我提箱里有六本情书手稿,可用来写给各种性情的女人,包括对最贤淑的女子”。于连转而追求德·杜布瓦夫人,那个拥有巨资的袜商的女儿,夫人受了感动,给于连回信……马蒂尔德再也忍耐不住了,跪倒在于连的脚下,于连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不久,马蒂尔德怀孕了,她要求父亲成全他们的婚事。侯爵在爱女执拗下一再让步,同意马蒂尔德解除以前和公爵的婚约。并给了他们一份田产,又给于连寄去骠骑兵中尉的委任状,授予于连“贵族”称号。

正前途大好时,莫拉尔侯爵收到德·瑞那夫人的“揭发信”。恼羞成怒的于连立即跳上去维里埃尔的马车,并买了一支手枪赶到教堂,向正在祷告的德·瑞那夫人连发两枪,于连被捕。入狱后,于连冷静下来,对自己深感悔恨和耻辱。德·瑞那夫人受了枪伤并没有死,稍愈后,她买通狱吏,免得于连受虐待,于连知道后痛哭流涕。原来德·瑞那夫人给侯爵的那封信是由听她忏悔的神甫起草并强迫她写的;马蒂尔德也从巴黎赶来,为营救于连四处奔走,于连对此并不感动,公审的时候,于连当众宣称他不祈求赦免,并拒绝上诉,拒绝做临终祷告。

在一个晴和的日子,于连走上了断头台。马蒂尔德按照她敬仰的玛嘉瑞特皇后的方式,将于连的头颅带回埋葬。德·瑞那夫人在于连死后的第三天,抱着她的儿子,也离开了人间。

他跪倒在地,热泪满面。在最后关头,他成了虔诚的信徒。教士和他们的伪善,又有何用?他们岂能有损真理,有损于主的光辉?直到现在,于连才开始忏悔自己的所犯的罪行。这次从巴黎赶到维里埃尔,一路上难过的激愤的情绪和半疯狂状态,到此刻才算平息;而忏悔这一机缘,又使他避免陷入绝望。

与《红与黑》相近时期的名著,《简·爱》中简·爱的父亲是个穷牧师,母亲也是上帝的使女,在贫穷、瘟疫中双双离世,留下简·爱饱受欺凌的辛酸的童年。《悲惨世界》中的女工芳汀陷入凄惨的绝境,女儿珂赛特从小受苦;德纳第却拿着马吕斯给的两万块钱到美洲贩卖黑奴,逍遥法外。《巴黎圣母院》中那自知有罪却从未忏悔的神父,一切罪恶、冤案的始作俑者,被卡西莫多扔了下去……上帝在哪里?于连面对不公的现实,他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拯救,认为上帝是个小气的暴君。

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离开看不见的上帝,怎么谈都是错。就如《红与黑》中交织着各种人性─—自尊、野心、嫉妒、同情、骄傲、冲动、宽恕、虚荣、虚伪……离开看不见的爱和公义,只能是矛盾的集合体、纷纭的战斗场、红与黑的化身─—于连内在的精神世界和他身所处的社会现实,相互投影交错。于连至死没有像《圣经》的诗篇七十三首的作者亚萨那样终于明白,而心肠发酸、肺腑被刺,说自己愚昧无知,如同畜类一般。原来不必埋怨恶人猖狂,必有上帝公义的终极审判。“上帝对人今生最大的审判,就是任凭他的心刚硬”。

于连刚硬的心终于因爱而消化!书中写道:“野心已在他心中死去,灰烬中生出了另一种激情;他称之为谋害了德·瑞那夫人的悔恨。”当他听说德·瑞那夫人没有被打死,他喜极而泣!看上去是爱情的力量,里面何尝没有隐含着看不见的上帝的爱和怜悯。理解这点,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他生命最后的那几个月里,对两个女人的态度天壤之别:马蒂尔德小姐和德·瑞那夫人都为救他费力、奔走,都常来看他、爱他。但于连对马蒂尔德小姐冷淡、敷衍、厌恶;对德·瑞那夫人则是狂热的,占满全部心思和灵魂的爱,对她说,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幸福。

为什么是这样?于连以前不也是爱马蒂尔德的吗?他也爱的。但在那肉眼看不见、甚至难以言明的心灵的海,其实都知道自己和对方在什么层面、多大程度上的爱,这和智力、聪敏无关,即便愚痴、笨拙,仍是对爱有莫名的感知。从这个角度也反证了人是有灵的,人在被造之时就有灵放在了他里面。因为爱是从心而出,心灵像大海,千折百回,有眼睛和许多的经络,会忧郁、沮丧、低落、勃发,会受尽折磨。人,为那看不见的大海而受尽折磨。

对报纸的新闻头版看一遍就过目不忘的于连来说,他恐怕太清楚自己和马蒂尔德之间的游戏:那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并且是不停地换着角色进行的游戏,在征服和反征服之间的斗智斗勇,在追逐和被追逐之间的用尽计谋,在爱和被爱之间的相互撕咬,于连可能确实厌倦了。在看得见的表面,他得到了马蒂尔德,还让她怀了自己的孩子,得到了权贵的地位和财富。在看不见的内心里,于连知道马蒂尔德不是真的爱他,是在爱着自己的激情和理想,爱着在另一个人身上的自己:他俩有着类似的孤傲、野心、思想、疯狂。反过来,于连也从马蒂尔德身上看到自己的一些影子。

相较之下,德·瑞那夫人的爱却是完全的、纯净的,让人安然和放心的,像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圣徒在天主的脚前。尽管于连最初是主动策划的,怀着偏邪的心去引诱德·瑞那夫人,但在德·瑞那夫人的纯洁、慷慨、良善和温存里,他很快真正地爱上了她。他也清晰地感到德·瑞那夫人爱他,像爱上帝一样尊敬他,献给他,顺从他。在这样的爱中,他对她美貌的陶醉,占有的骄傲,农民对贵族不平等的仇恨和报复都消失了。他们的爱在超越所有的局限,年龄、地位的差距,环境、伦理的困扰……不断升华而进到更崇高的境地。对不愿相信基督的于连来说,这份爱或就是上帝怜悯、慈爱的肉身显现和对他今生的安慰了。

 

陪审官先生们:“你们在我身上所看见的,是一个反抗自己卑贱命运的农民。我不向你们祈求任何宽恕,我不抱任何幻想,等待着我的是死亡。而死亡对我是公正的。我居然企图谋害一个最值得尊敬、值得钦佩的女人。德·瑞那夫人曾经像慈母一般地对待我。我的罪行是残暴的,而且是蓄谋的。我是应该被判处死刑的。但是,即使我的罪行不是那么严重,我看到有些人也不会因为我年轻值得怜悯而就此止步,他们仍想通过我来惩罚一个阶级的年轻人,永远地让一个阶级的年轻人灰心丧气。因为他们虽然出身卑贱,受到贫穷的压迫,却有幸受到良好的教育,敢于跻身在骄傲的有钱人所谓的上流社会之中。这就是我的罪过……”

有这样一份美丽的融化的爱情,于连为什么还是选择了死?在看得见的世界,他并非没有活下去的机会。但在看不见的世界,于连知道,死对自己来说,未尝不是最好的归宿。冷静下来的于连恐怕对真实的自己感到害怕:“我已经迷失到何种地步,不义到怎样的程度!”本来他一切的行动,在自己看来都为激于社会种种不义而起,却发现自己反成不义。

书中对此写得不多,但于连一定去思考过。什么是公义?这个词语在应用中至少有三种概念:一、公平正义,即正当的秩序和关系,包含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分配公平,以及相应的社会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等。二、社会正义,柏拉图主张一个理想的国家必须柱立在四个基础上:智慧、勇气、节制以及正义。社会正义在不同的社会中也会有着不同的意义与实践,常被人拿来作为所得重新分配的依据。三、按照神的标准公平公正。不仅在人和人关系上公正公平,人神关系也正确,在合宜的位分上。

于连英雄而悲剧的人生追求的是前面两种看得见的义,却忽视了从不正确的人神关系上就埋下的伏笔。所以尽管他聪慧、勇敢,像一个战士一样向社会发出年轻的抗议和冲击,却是以一己之力入现实的恶,反被更大的恶制伏。让人爱而无语,叹而无言。难道不应当反抗,冲破等级的壁垒,寻求人生的发展,实现自我的价值吗?应当的!社会如果不能提供一个正常的发展机制和公义秩序,必然有一代一代的年轻人充当这类炮灰,以血肉之躯去博得熹微的机会。从这个角度,于连至死不认为自己有错,他在法庭上爆发性的慷慨陈词……

更有一种不义在煎熬着他:不管他怎么与德·瑞那夫人相爱,难以更改的事实,德·瑞那夫人是他人之妻。熟背《圣经》的于连不可能不知道摩西十诫和上帝的律法,何况德·瑞那夫人信仰极其虔诚。当她的孩子生病,她都认为是上帝对她的不伦之爱的惩罚,为此深深悔恨,痛苦不堪。在这种爱的关系中,爱有多深,痛苦就有多深。《圣经》上说“罪的工价就是死”,神学院高材生的于连懂得这话,德·瑞那夫人也懂的。死,对他们的爱来说,或是一个光辉的顶点,再也没有偷情、担心、懊恼,以及罪责、刑罚。

无论是崇拜拿破仑,还是想成为主教或显贵;无论是和马蒂尔德“可以攫取”的婚姻,还是和德·瑞那夫人刻骨铭心的爱恋,于连都以自己的肉身献为祭了。然而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个人的献祭是上帝悦纳的、有功效的,那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了”。因基督作为神的羔羊,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不论何时,罪人代替不了罪人,在不义的世界,道路还能有别的吗?红的路、黑的路,不止一个于连在不撞南墙不回头,他们全然忘了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籍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来源:《书屋》2018年10期     康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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