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开始，流行两个俗语：一是“上说天堂，下说苏杭”，作为江南典型象征的苏州、杭州，已经成为可与天堂媲美的温柔之乡；二是“天下九福，吴越口福”，江南物产的丰美，更是可以使老饕们大饱口福。
晚明江南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大抵可以“风物闲美”四字加以概括：说其“风”，是指江南形成“时尚”之风，出现时尚人物，并进而引领着全国的时尚潮流；说其“物”，是指江南人性益巧，物产益多，工艺日精，并且出现了“物带人号”的现象，很多物品以时尚人物命名；说其“闲”，是指基于生活富足的前提之下，无论是江南的士大夫，还是一般的庶民百姓，无不带有一份闲情逸致的心境，追求生活的娱乐化，甚至出现了职业的“帮闲”与“女帮闲”；说其“美”，是指江南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存在着一种追求艺术化的倾向。
风：“时尚”之风
晚明的江南，形成了一股“时尚”之风。时尚的形成，通常“唱自一人”，而其影响力则是“群起而随之”，形成一股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冲击波。可见，所谓的时尚，大多体现在“衣帽”、“字语”、“器物”等领域。在晚明，江南儇薄子的衣帽样式，无不更改古制，谓之“时样”。那么，什么是当时的“时样”服饰？我们不妨举一些例子说明：一是浅面矮跟鞋，是当时的时尚穿戴之物。二是笔管水袜，应该说也是当时的时兴货色。
所谓俗语，就是一些市语，包括民谣、谚语、口号以及江湖隐语。晚明的江南，市语已经相当风行。曲中行语，大多轻佻，但当时南京的市语，却大多本于曲中行语，试举多例如下：肉麻——意思是说可羞，令人肉麻；摭——读为“者”，意思是说作态；水——意思是说虚奖太过；括——意思是说目挑心招。这些原本出自曲中的时尚流行语，在渐渐延及普通民众的过程中，最后更是“衣冠渐染”，亦开始被文人士大夫所接受。
无论是衣帽、字语，还是器物，其时尚的形成，通常倡自一人，于是在晚明的江南又出现了许多时尚人物。在晚明，文化人如果想成为一个时尚人物，则只能依靠他们的著作与行为。如果他们是首倡者，并引发一种群起仿效的效果，最后形成一种“时尚”，那么这些人就堪称时尚人物。在晚明，真正称得上时尚人物者，应该说只有李贽（以“卓吾”先生著称）、陈继儒（以“眉公”著称）、王稚登（以“百谷”闻名）、袁黄（以“了凡”先生闻名）、袾宏（以“莲池大师”著称）五人。除了李贽不属于江南人，其他四人均属江南人。
起于晚明江南的时尚之风，苏州、杭州应该说是当时最为时尚前卫的城市，为此形成了传播一时且又为大众耳熟能详的“苏样”“苏意”“杭州风”等专有称呼。
所谓“苏州样”，在晚明尚有一个相关的新名词，就是“苏意”。这个名词背后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苏州已经成为领导当时天下时尚之都。当时的苏州人善于操持海内上下进退之权，凡是苏州人以为雅的东西，很快就会被四方之人所模仿；反之，苏州人以为俗的东西，四方之人也就鄙之不行。当时流行两个名词，这就是“苏样”与“苏意”。凡服装式样，新鲜、离奇，一概称之为“苏样”；见到别的稀奇鲜见的事物，也径称为“苏意”。所谓的苏意，应该包括以下两层含义：一是服饰时尚；二是“做人透骨时样”。改用今天的时髦话，就是走在时代前列，永远是时尚的弄潮儿。
“杭州风”一词，显然也是晚明各地相当流行的新名词。晚明的杭州俗尚浮诞，轻誉而苟毁，道听途说，无复裁量。如某地有稀奇之物，某家有古怪之事，某人有丑恶之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当面质疑，信誓旦旦，犹如亲眼目睹，其实如风一般，起无头，过无影，寻无踪迹。外地人抓住这一点，毫不客气，嗤之为“杭州风”，加以嘲弄。谚云：“杭州风，会撮空，好和歹，立一宗。”又杭州人喜欢掺假，如酒掺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注水，织作刷油粉，外面漂漂亮亮，里头却是空心甚至腐败，所以谚又云：“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在“杭州风”这一名词之下，事实上反映了晚明江南城市风尚最重要的两个特征：一是讹言、谣传传播速度之快，这是民间舆论空间扩大的证据；二是城市风尚的虚伪，甚至作假。
物：“物带人号”与“物妖”
晚明江南物产，可用“丰美”二字概括。说其丰，是指江南物产丰富，品类繁多；说其美，是指江南物产，随四时节候的变化而构成一幅幅美丽的图景。
在这些江南著名物产中，有些属于天然物产，而有些则属于经过人为加工或养殖之物。就天然物产来说，最为著名的当数萧山湘湖莼菜、松江鲈鱼。在晚明，所谓的西湖莼菜，大多来自萧山，尤以湘湖所产为天下第一，并与杨梅、樱桃，合称“三绝”。鲈鱼也是淡水产品中的至味。过去将莼菜与鲈鱼合在一起，称“莼鲈之思”，已经成为江南的象征。鲈鱼以产于松江的四腮鲈最为出名。明人诗句中有“门柳旧五树，江鲈新四腮”之说，即可为证。就人为加工或养殖的物产来说，最为著名的当数嘉定鸡、金坛鹅、上海顾氏露香园顾绣。嘉定鸡为三黄鸡，出嘉定南翔、罗店，尤以嘴、足、皮毛均为黄色者为上品，重数斤，能治疾。金坛鹅更是擅江南之美，饲养有专门的方法，色白而肥。至于顾绣，更是海内驰名，不但翎毛、花卉巧若生成，而且山水人物，也无不逼肖活现。顾绣在当时一直价格昂贵，尺幅之素，精妙者即值几两银子。
江南之物产，尚可与四时物候交相辉映，形成一道道美丽的风景。如华亭人顾清曾经列出了“江南二十八景”，分别为梨花满放、梅萼盛敷、茶笋初肥、桃柳相媚、枇杷摘金、杨梅献紫、牡丹斗色、芍药繁粧、海棠晓睡、蔷薇昼香、芰荷新发、菱芡初尝、莼鲈正美、秫酒始酿、稻花成云、麦风如浪、鲥鱼薦鲜、紫蟹满膏、橙黄橘绿、蒲长苇茂、菊圃千名、杏园一色、松花成饼、桂子为浆、兰蕙列庭、水仙置席、莺啼春树、鹭映秋波。陆平泉在此基础上，再添菜花如缛、稻米如玉二景，正好构成江南30幅美丽的图景。
江南之物, 其中最为引人瞩目者是“物带人号”现象的出现。所谓物带人号, 是指一器一物, 倡自一个时尚人物, 并进而借助他的名头而成为一种时尚物品。若举其例, 陈眉公堪称典型。从诸多史料记载可知, 陈眉公每件事都喜欢创制新花样, 人们纷纷效法, 犹如宋人之号“东坡巾也”。譬如, 眉公所坐之椅称“眉公椅”, 所制之衣称“眉公布”, 所喜之饼称“眉公饼”。至眉公所交之娼妓称“眉公女客”, 已是可笑之至, 但更有令人捧腹者, 眉公曾制成一种便溺之器, 器物底空, 以便野坐, 又被称为“眉公马桶”。
古玩、古董, 是历代常见之词, 人们崇尚古玩, 甚至将其当作清雅之物, 并不足怪。在晚明的江南, 同样兴起一股收藏古董之风。嘉靖末年, 士大夫在建造园亭、教唱歌舞之隙, 兴趣间及古玩。如常州嵇应科、松江朱大韶、嘉兴项锡山等, 不吝重赀收购, 名播江南。此外, 南京则有姚汝循、胡汝嘉, 亦以“好事”著称。此风间及太仓王世贞、王世懋兄弟, 进而流播吴越之间, 一些浮慕之人, 亦纷纷收藏古董, 自称“大赏鉴”。在这股收藏古董之风中, 尽管董其昌最晚出, 但名头最为响亮, 藏家甚至以“法眼”称之, 家中箧笥之藏, 更是为时所艳。
按照一般的常理, 玩好之物, 理应以古为贵。但晚明出现的“时玩”这一新名词, 倒是颇令人瞩目, 而且吸引了众多收藏家的注意。诸如永乐之剔红, 宣德之铜器, 成化之窑器, 虽说都是出于明代的时玩, 但其价格已经可以与古玩相匹敌。这股好时玩之风, 始于一二雅人的赏识摩挲, 滥觞于江南的好事缙绅, 最后经徽州那些巨商大贾的推波助澜, 在全社会形成了一时的风气。于是, 沈周、唐寅之画, 文征明、祝允明之书法, 无不成为人们收藏的抢手货。
闲：闲情逸致的心境
自明代中期以后，基于生活的富足、安逸，“偷闲”观念开始在社会上风行起来。晚明江南的城市化、商业化相当明显，理应是社会各阶层无不忙于逐利，缺少一定的闲暇时间。事实并非如此，亦即晚明江南人的生活已如“舞蝶游蜂”一般，是“忙中之闲，闲中之忙”，由此确立了忙与闲的互动之势，进而形成江南人以闲情逸致为基调的生活模式。
闲情逸致的生活方式，归根结蒂还是要找到一种逗闷的乐子。这些逗闷的乐子，举其大者，包括谈禅说佛、蒲博之风、狎妓听曲、旅游消闲四个部分。喜禅悦是晚明江南士大夫的风尚。当时的士林名流如焦竑、冯梦祯、陈继儒辈，都好佛喜禅，有些甚至对佛学还有比较独到的研究，有著作传世。晚明江南的缙绅士大夫，同样视赌博为风流之举，并将赌博作为一种娱乐，成为他们闲适生活的一部分。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苏州、常州一带，士大夫的赌风大盛。一些士大夫致仕归家以后，开设赌坊，赌徒藉此躲避朝廷的禁令。到了万历末年，更是出现了进士“以不工赌为耻”的奇怪现象。至于赌博的方式，尤其是马吊牌兴起于江南之后，自南而北，很快风行全国各地。狎妓听曲，也是江南士大夫风流雅致生活之一。在晚明，士大夫挟妓饮宴较为盛行。至明末，一些轻薄文人甚至用科举名次来标榜妓女，称为“花榜”。所谓花榜，又称“花案”，其实就是选妓征歌。以南京为例，所评之榜或案，其说有“金陵十二钗”、“秦淮四美人”、“秦淮八艳”等。江南的文人雅士对戏曲也有特别的嗜好，家中蓄有声伎，养着一些家乐班子。如张岱家的声伎，始于万历年间其祖父张汝霖，经过祖孙三代的经营，组建了很多戏班，有“可餐班”、“武陵班”、“梯仙班”、“吴郡班”、“苏小小班”。明人好游，尤以江南人为甚。人在自然界活动，与自然融为一体，形成独特的旅游人文风俗、景观。晚明江南人文风景最著名者，张岱认为有扬州清明、西湖春、秦淮夏、虎丘秋，无不按照四时节序的变迁，形成了一些全国闻名的人文风景。
与民间闲适生活相应，在当时的江南出现了一种职业闲人群体，此即清客、帮闲。其最为典型的例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清客店的出现；二是明代的帮闲，有男女之别，亦即除了男帮闲之外，尚有女帮闲。尽管清客、帮闲遍布全国，但还是以苏州、松江二府最为集中。根据《豆棚闲话》记载，苏州唱曲之人，分为“小唱”与“清客”两类：凡出名挂招牌的，称“小唱”。不出名荡来荡去的，则称“清客”。松江有一则“十清诳”的谚语，已将清客形象刻画得颇为生动，诸如：足蹬荡口鞋，身穿绵绸直裰，却衣身很长，甚至可以盖到脚面上，直裰的袖中带着时兴的汗巾；平常手头所拿，则是圆头折扇；日常使用的饮食器皿，亦颇讲究，用的是回青的碟子、宜兴的茶壶；他们识得一些骨董，学了几句魏良辅所倡的昆曲；见了“小官”，匆忙递上自己的名帖，甚至“老兄”、“小弟”的胡乱称谓。尽管无论从穿着打扮、技艺、社交等生活样式上刻意追求时尚，以示自己之“清”，但“不出夜钱沿门跄”这一句，显然已经道出他们仍然是游手好闲之人，甚至是百姓之大蠹，难逃其“诳”的面相。
美：生活的艺术化
在追求物欲与享受之后，晚明江南的生活风尚又开始趋于艺术化。生活风尚的艺术化，在居室的美化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那么，如何美化居室，提高自己生活的品位，无非是藏画、藏书、养金鱼、放置瓶花之类。
在晚明的江南士大夫家中，通常挂一些描绘香奁士女故事的装饰画，“以资玩好”。还有一些好古之家，凭借自己雄厚的财力，买上数十幅画册，藏于家中。等到客人上门，就悬挂于中堂，“夸以为观美”。尤其是在书画的悬挂方面，更是有了诸多的美学要求。根据文震孟的描述，堂与斋因空间不同，而有不同的挂画方式。堂尊严庄重，较为气派大度，宜挂大幅横批；斋较为小巧精致，则宜挂小景花鸟之画。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一般人家无书，有一些书，也不过是用作应付科举考试的书籍。然在晚明的江南，图书收藏已经成为一种时风。在晚明，一般有钱人家出现一种以藏书为风雅的习俗，尽管不免附庸风雅之嫌，但还是一种生活风尚上追求艺术化的反映。
在江南杭州，士大夫家中几乎家家都养观赏鱼作为装饰。所养之鱼为红鲫鱼，俗称“火鱼”。其品不一，如鹤顶破玉、红颊白喙、牛鬣素尾、阳背阴腹之类，都可以算是观赏鱼中的奇品，一尾就值千钱。养鱼之盆、盂，或为金，或为玉。将这些鱼盎放在客厅的几案上，有客人到来，“出相夸示，以为娱”。松江府嘉定县的游闲子弟，也开始畜养“朱鱼”用来观赏，品类奇绝，一尾可值银一两。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文人士大夫居室的案头，总是布置一些与四季相配的瓶花，也即在胆瓶中插时花，藉此引类连情，境趣相合。以插花为例，必须按照居家的时宜及各类花种的性情，以独具的慧心，作巧妙的安排。在生活日趋富裕、闲暇日多以后，其中的幽人开始优游玩弄，仿照古代的名笔，修剪花木，点缀盆池，弄一些盆景，作为家里的摆设。盆景将自然与艺术之美带入屋舍之中。不过一个盆景的培养，常常需要花费十多年。在生活时尚上已是如此精致，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晚明江南优游、闲雅的生活，至甲申、乙酉之际，戛然而止。明清两朝鼎革，打破了江南人尤其是江南士大夫富足、宁静的生活，使他们顿时陷入困顿、动荡的境地。南京秦淮河与杭州西湖的盛衰，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感伤题材。往日的河山已经远去，往事不堪回首，怎能不让人悲痛，不让人感伤。江南旧景、旧人、旧事，不过存在于梦中，仅堪“梦寻”“梦忆”。
来源：《博览群书》2012年04期 陈宝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