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无成见,对事有是非

我们常说的一些为人处世原则,乍一听来容易做到,但其实很难。或者说,不少原则对君子可能有效,对常人则几乎无用。比如那句常挂在嘴边的“对事不对人”。

对事不对人这话有其特殊的语境。如果是夸赞一个人,就会找各种事情来证明,这时人和事是一致的,就算事说得不准确也无伤大雅。如果是批评一个人,那么为了不引起无谓的争论,一方就会提前声明,我这是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然而,事情总是人做出来的,你在批评一件事的时候,即使是出于公心,做这个事的人心里也很难完全平静,甚至觉得你有意针对他,毕竟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嘛。也就是说,人和事很多时候难以割裂开来。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对事不对人是个伪命题?当然不是。准确来讲,对事不对人,就是要把焦点放在事情上,分析事情的是非对错,不去怀疑别人做事的动机,更不能因为一件事否定别人的人格。因为一旦涉及动机和人格,就容易转移视线,本来是说事的,最后变成了人身攻击。所以,政治家雷震曾说“对人无成见,对事有是非”。

雷震的话可以说把对事不对人做了一个很好的说明,但做到这点非常不容易。一方面,人都有爱恨好恶,要让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毫无成见,那是很难的。且不说彼此有没有利益纠葛,就是陌生人,我们也常讲要有眼缘,因为有的人从第一眼看见就不喜欢,可以说还没有正式打交道就有了成见。另一方面,是非对错的标准难以划清,时常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古人说“善未易明,理未易察”。

正因为不易做到,所以但凡有这方面的事情就容易传为佳话。王安石变法是北宋年间的一件大事。当时,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执拗推动经济改革,引发广大官僚的不满。不少同僚在批评王安石时就难以做到对事不对人,说他“大奸似忠,大佞似信”“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司马光则不同,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但只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具体政策,并不否定其为人,还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还建议朝廷厚加赠恤。

苏轼也与王安石政见不一,但王安石处于人生低谷时,他没有落井下石,还给予高度评价,说王安石“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后来,苏轼因乌台诗案落难,早已隐退的王安石听说后,连夜写信给神宗皇帝,信中就一句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十分重视王安石的意见,下旨把苏轼放了。在云波诡谲的政治朝局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都展现出了他们人格高尚的一面,殊为不易。

近现代,这样的事情也不少。胡适和徐复观在对待中国文化上的观点是不同的,但听闻胡适去世后,徐复观写了悼念胡适的文章并前去吊唁。他说:“人情、学问、是非,我必须分别得清清楚楚。在文化上,我承认他提倡白话文的功劳,但我不因此而认为他在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有何成就。在现实上,我拥护他争取自由民主,但反对他打倒中国文化。我不因为他对文化的态度不对,而不哀悼他的逝世;也不因为哀悼他的逝世,而便承认他对文化的态度。”

从这样的一些事情来看,要想做到对事不对人,自身是需要很好的修养的,起码需要一点宽容心,否则即使最初是着眼于事,也可能为了争口舌之利,把焦点转移到人身上。如果双方都有好的修养,那么就更加容易做到了。简单来说就是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可惜从现实来看,有些人并没有接受批评的雅量,你针对的是事,但在他看来就是针对人。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些人虽然把对事不对人挂在嘴上,以证明自己的客观理性,但其实,他在对事情提出自己意见的时候,主要因为做这个事情的人;如果换个人,可能就没有这种意见。也就是说,有些事看起来是对事不对人,其实是对人不对事,怎么听都是若有所指。这个时候,对事不对人反而成了挡箭牌。

这样综合来看,要做到对事不对人确实不易。但不易并不代表可以不去做。其实,要想做到对事不对人,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双方都要讲道理,如果不讲理,那么再怎么看,都是对人不满,最后只能不欢而散了。

来源:《检察风云》2018年11期    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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