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是《论语》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的本来含义并不是“学好了就可以当官”。它的含义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官职崇拜”逐渐形成。
“学”与“优”
如今“学”与“习”往往联用，为一合成词：学习。在古汉语中，学与习虽有关联，但有很大的不同。“学”，本来含义是“效”，即效法前人，是由不知到知而模仿的过程。习，本义为小鸟反复地试飞，是知而反复模仿练习的过程。
孔子很重视“学”，也很重视“习”，这从《论语》一书的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就可以见出。但比起“习”来，孔子更强调“学”的重要性。“习”字在《论语》只出现了3次，而“学”字在《论语》中则出现了65次。“学”在《论语》中不仅出现频繁，并且有着较为特定的含义，主要是指学做人的道理、学做人的规范。孔子说他自己15岁的时候立下了学的志向。孔子立想要学什么？就是学“礼”，就是学做人的道理，学做人的规范。“学而优则仕”之“学”，与“学而时习之”之“学”，为同一含义，也是学做人之学，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学习之“学”。
“学而优则仕”之“优”，在《论语》一书中并不多见，仅出现3次。“优”本义为充裕。后人将“学而优”之“优”，当成与劣相对的优秀之“优”，实在是一种误解。先秦时代的主要文献，包括十三经、《老子》、《庄子》、《韩非子》、《孙子兵法》，以及《国语》、《战国策》等，“优”一字共有68见，没有一处是优秀之“优”。在先秦文献中，“优”只有两义：一是充裕，二是演戏的优人。优秀之“优”出现较晚，是秦以后的事。
与“学而优则仕”这句话对应的还有一句话：“仕而优则学”。原话是这样说的：“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句话的解释是，大都没有将“优”解释为优秀，而是解释为“行有余力”，这种解释是符合原意的。
在孔子的时代，做官的多为世袭贵族，没有学好就出来做官的非常普遍。所以，才有“仕而优则学”的话。“仕而优则学”者，为劝进之辞。劝勉未学而仕者应当多学习先王典训。“仕而优则学”为世族弟子而设，为未学而仕者设；“学而优则仕”为平民而设，为未仕而学者设。“学”，就是学修身、学立德。这种“学”，也就是儒家所谓的“内圣之学”。《大学》一书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内圣之学”的细目。儒家所谓“大学”，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之学。“内圣外王”之道，在儒家是浑然贯通的。由“内圣”自然引发出来的就是所谓“外王之道”。“外王之道”的细目，就是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对现实社会一直抱有深情的关怀。儒家认为个人应该积极地参与社会事务，应当干预政事。孔子周游列国，不辞辛劳，历时14载，其意就在于推行王道政治。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必须落实在“外王之道”上，“内圣之学”必须于“外王之道”上见出。“学而优则仕”所体现的，正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学”者，“内圣之学”也；“仕”者，“外王之道”也。
“学而优则仕”与科举的流行
“学而优则仕”，在孔子时代，只是儒家的一个政治口号，或曰政治号召，它所代表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信念和政治追求。而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的官方思想，特别是随着隋、唐之后科举制度的实行，这一政治号召的具体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由此而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春秋以至战国时代，士人是有着相对独立性的，他们可以自由地迁徙。由此，士人对于本国政治可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孔子可以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学说；荀子为赵国人，游学于齐国而三为齐国稷下学宫祭酒；李斯为楚国人，而位居秦国丞相。在当时，当政者对士人也尊敬有加。他国士人投靠、来居，甚至成为衡量本国政治良好与否的尺度。虽然周代已有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这种大一统，主要是政治意义上的，而非思想意义上的。
随着君主专制的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形成，以及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不断强化，春秋战国时代士人所具有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超越性已经不复存在。士人对于精神自由的追求也随之而成为难得，甚至于不可能。士人既不复有自由评论政治的权力，其参与政治的机会只剩下投靠当权者这样一种途径。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士人更进一步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性，其政治角色也变得更为尴尬。
科举制发端于隋，成形于唐，其基本特点是公开考试，择优授任。比起汉代的察举制、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科举制打破了官吏职务的世袭制，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科举制没有、也不可能废除等级制度，甚至可以说是以等级制度为基础、为基本前提的。科举制只是为士人提供了步入仕途的平等机会。从理论上讲，每一个士人都有可能通过读书进学而步入仕途，由此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及家庭的政治经济地位。进士被解释为“可进而受爵禄者也”，人们视进士及第为“登龙门”。唐代进士放榜后要过堂谒宰相、谢座主、赴期集，并有曲江大会、雁塔题名、杏园宴游等活动。步入仕途前后政治、经济地位的巨大反差，对普通士人带来强烈的精神动力。而步入仕途机会的平等，则使得这一精神动力更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在世袭制条件下，入仕只是极少数人的事情，普通士人因为无望所以也不幻想。而在科举制的条件下，只要努力，一切幻想均有可能。
与科举制度相伴随，“学而优则仕”的含义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学”不再是学做人，不再是为立身而学，而是为“仕”而学，为功名利禄而学。“学”因此而不再具有目的性意义，仅仅成为步入仕宦的门径；“优”也不再是充裕之优，而演化为优秀之优。“学而优则仕”，只要学得好，就可以做官，就可以荣华富贵，就可以光宗耀祖。“学而优则仕”，在孔子时代还是一种政治号召，而科举制度的实行则使其成为统治者对士人所发出的诱惑。这种政治上的诱惑，久而久之，便成为士人自觉的心理追求。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与归宿似乎只有一条，就是投身政治，就是逐于仕途。“学而优则仕”，不仕又何“优”？优与不优的标准就是是否入仕、能否入仕，就是职务的升迁与品位的高下。社会如此看，知识分子本身也如此看。所谓怀才不遇，所谓生不逢时，只不过是仕途不顺、官场失意的代名词。中国古代诗歌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政治失意的抒发。就连李白也不满足于做诗人，而要竭力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奉诏入京，即吟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政治专制与官职崇拜
政治专制使士人成为政治的附庸，此乃秦以降中国社会政治的巨大变化；士人成为政治的附庸进一步强化了政治的专制，秦以降的中国史清晰地描绘了这一历史轨迹，直至清代而演变成普遍的文字狱。清代朴学的流行，并非学人兴趣所然，而是文化专制境遇下一种无奈的选择。
从此，中国有流传已久以至深入人心的对于官职的崇拜，但中国历史上的官职崇拜比世界任何国家都更为严重，这除了与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君主专制社会不无关系以外，但更为直接的则是科举制度。或许，在资本主义社会，有钱就有一切；而在中国人眼里，有权就有一切。所以中国人很强调身份、很看重身份。在中国人眼里，身份的标志就是其所担任的官职，中国人的成就感就是职务上的升迁。与官职崇拜相联系，中国也有悠久而又普遍的对于专业知识的轻视。由此而出现了非常奇妙的姓名组合。人们称嵇康为“嵇中散”，称鲍照为“鲍参军”，称王维为“王右丞”，称杜甫为“杜工部”，甚至连不肯当楚国宰相的庄子，也被人称作“庄漆园”。
对于官职的崇拜以及对于专业知识的轻视，在现代社会仍有很大影响。所谓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就是提拔在专业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成为行政领导。学校、科研单位如此，地方行政部门、党务部门也是如此。还有一些地区、一些部门，标榜重视知识、尊重人才，而其具体政策则是：某某可以享受处级待遇，某某可以享受局级待遇，比如有的省就规定：“院士享受副省级待遇”。这不是重视知识，这不是尊重人才，这仍然是在搞官职崇拜，仍然是“学而优则仕”在作祟。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思想在诸多领域还有很大的影响。官僚主义、官僚作风、官职崇拜，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表面上是在尊重知识，实际上是在尊重权力；表面上在尊重人才，实际上是在浪费人才、埋没人才。为此，应当全力营造有利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人才成长的社会风尚、社会舆论和社会氛围。这一切，要靠政府的政策性引导，也要靠知识分子自身的努力。
（作者：罗安宪 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