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

周恩来在长期的工作生活中，始终践行严于律己的行为规范。他清廉当头，公私分明，从不搞特权。他虽身居高位数十年，然而丝毫不影响他近乎严苛的自律自省。

坚持公私分明

周恩来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坐公车办私事要自交车费。”如果司机忘了记账交费就会受到严厉批评。有一次，周恩来要去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从西花厅乘车，先到北京饭店刮脸。他再三提醒司机要记账交费：“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从北京饭店到人民大会堂才是公事，你不要又笼统搞错了。”周恩来凡是看戏、到公园散步、到饭店理发、到医院看病以及私人访友时用车，都坚持自费。他经常提醒司机：“这段路交费了没有？”到了一定时间，周恩来还要一笔一笔地核查。每月发工资的时候，周恩来必定要检查是否扣除了用车费，看到确实扣除了才放心。

周恩来有时在家里请一些知名人士、演员、运动员或老战友吃饭，从不让公家报销。他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讲，要严格遵守国家制度和各项规定，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不认真执行。每月自家的房租、水电费交了没有，拿回家的自费药交钱没有，他都要过问。

1963年2月，在无锡视察期间，周恩来到蠡园参观。他问陪同的市委负责同志：“买过门票没有？”那位负责人根本没有在意此事，也没有买票。周恩来却十分认真，马上让同去参观的人停下，郑重其事地一一查点人数，当场购票。

1963年2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苏州游园时，亲自清点随同人数并购买公园门票

不论是接待外宾还是送给外宾的礼品，凡是周恩来以个人名义宴请或赠送的，他都坚持自己付钱。

1964年初秋，正是南方蜜橘收获的季节，外交部礼宾司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说要给柬埔寨王后送一些蜜橘。礼宾司建议以周恩来个人的名义签字赠送，这样更亲切些。周恩来说：“这个主意好，就这么办。既然以我个人名义送，一切费用由我本人负担，不能向公家报销。”礼宾司的同志听后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他们认为不管是以国务院总理名义，还是以周恩来个人名义向外宾送东西，都应由公家报销，因此没有考虑费用问题。蜜橘并不贵，但航运费比较贵。周恩来的秘书说：“总理的银行存折上目前只有400元，尽量省着些用吧！”后来，礼宾司的同志想办法，把蜜橘托人顺便带到了柬埔寨。对于此事，礼宾司的同志心里很不平静，他们说：“我们出的这个主意给总理添麻烦了。周总理真是世界上少有的清廉总理，公与私的界限是那样分明！”

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周恩来等作陪。送走外宾后，考虑到几天来随行人员十分辛苦，周恩来就吩咐秘书说：“今天中午，我请大家到楼外楼去吃便饭。”饭后，周恩来叫秘书去结账。省里同志出来阻拦说：“不必总理付了，由我们地方报销吧！”周恩来听了后说：“今天我请大家，当然由我付钱！”楼外楼经理知道周恩来的脾气，若不收钱他会生气的，就收了10元钱。谁知周恩来不同意，说：“这么多菜，10元钱怎么够呢？一定要按牌价收足。”经理和厨师商量了一下，又收了5元钱。不料，周恩来还是不答应，认真地说：“不够的，谁请客吃饭谁付钱。总理请客吃饭，也要和一般顾客一样付钱嘛！”楼外楼经理没办法，只好又收了5元钱。这样共收了20元钱。周恩来走后一个小时，机场给楼外楼经理打来了电话，说周恩来上飞机前留下10元钱，补付中午的饭费。楼外楼经理和职工们商量了一下，只能按周恩来的吩咐去做，当即把当天午餐的饭菜，按照牌价单子细算了一下，总共19.5元，和普通顾客一样结了账，并给周恩来写了份详细报告，附上清单和多余的10.5元，寄给了总理办公室。

1973年9月16日，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左一）游览西湖

从不私收礼物

周恩来从不私收礼物，有关团体、组织、个人送给他的礼物一律退回；不能退的，就付款，然后交有关部门处理。

1961年春节前夕，周恩来家乡淮安县的人民，为了表达对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敬意，分两次给他们送来了一些土特产。第一次，送的是藕粉、莲子、几件小工艺品。因是县委托人捎到北京的，不便退回。周恩来收下后，即委托办公室写信批评淮安县委。信中明确指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并附寄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让他们仔细研究并严格执行，同时寄给淮安县委100元钱，大大超过了淮安县委所送实物的价格。第二次，淮安县委送了点茶馓，是县委书记到北京开会时带来的。周恩来坚决不收，委托办公室的同志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又送给淮安县委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许请客送礼的文件。他还亲自用铅笔在文件上批示：请江苏省委、淮阴地委、淮安县委认真阅读一下，坚决照中央文件精神办！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陪同外宾在洛阳参观龙门石窟时，见到北魏时期的龙门二十品拓本。周恩来爱不释手，便问：“多少钱一套？”“500元。”负责销售的服务员回答。周恩来扭头问身旁的秘书带了多少钱？秘书面露难色，轻声说带的不多。周恩来又问了几个同志，都说带得不够。大家凑了一下，也没有凑够。于是秘书向周恩来建议：“是否回北京后汇钱来，请他们寄一份……”周恩来赶紧摆手制止秘书再往下说：“不行，那样做，他们就不收钱了。”周恩来的举动让旁边的一位洛阳市委领导看见了，他心想总理喜欢石窟的拓片，这可是洛阳的骄傲，偌大的一个古都给总理送一套拓片都送不起？也太寒碜了吧！于是，他便向周恩来提出：我们送一套！周恩来马上警觉地望着这位领导，口气非常严肃地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讲！国家的财产怎么能送人！”周恩来对拓片看了又看，最终还是因为没有凑足500元而依依不舍地离去。

1973年10月14日下午，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左七）参观河南洛阳龙门石窟

外出从严要求自己

周恩来外出轻车简行，反对前呼后拥，从不提额外要求。

1958年7月，周恩来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工作，只带了3名工作人员同行，乘坐的是一辆普通的吉普车。到达县委后，周恩来向县委领导同志表示：“我是来新会工作的，是来学习的，不需要接待。”他反复强调，我们上面工作的人要到下面来，要像你们一样到乡里去，到社里去，到街道去。不要给我特殊照顾，我是你们中间的人，都是普通劳动者，要平等相待，要创造这个风气。他这样说，也坚持这样做。他在新会县的6天，一直住在县委书记的卧室兼办公室，不去住新建的县委招待所。县委书记的卧室兼办公室陈设十分简陋，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旧办公桌和几张普通的木椅子。周恩来叮嘱县委领导同志说：要朴素，不要同群众的生活有距离。我来后不要搞迎送，不要前呼后拥，不要请客，否则会妨碍自己接近群众，不容易了解真实的情况。

周恩来外出，不但不准地方迎送，对于住处也从不搞特殊，不喜欢住高级宾馆，他常说：“随便找个地方住好了。”

有一年，周恩来因病需要手术治疗，党中央、毛泽东批准他到上海就医。到上海后，他住在锦江饭店的中楼。住了一些日子，周恩来发现这栋楼除了他和邓颖超外，没有别人住，就向饭店的同志说：“单独为我们烧暖气，开电梯，是浪费国家的财物。”他提出要搬到北楼和其他旅客一起住。饭店的同志解释说：“总理有病，需要安静的环境。”同时，饭店还考虑到周恩来的安全，所以仍然要求他们住在中楼。但是周恩来坚持搬到了北楼。周恩来病愈回京前，还按价自己出钱付了几百元住宿费。

1958年7月，周恩来视察广东省新会县葵艺厂时，亲自到火画车间观看工人们在葵扇上烙花。他看到每个工人身边都有一个火炉烘烤着，就顺手拿起一把扇子，站在青年工人身边给他扇风，认真地看他烙好两把扇子才离去说：“住旅馆，安全保卫工作不好做。不要把我同人民群众分隔开，那不是保卫，是伤害，伤害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我们党是靠人民群众才有了今天的。”

1958年7月，周恩来视察广东省新会县葵艺厂

拒修西花厅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首选的落脚地是香山。周恩来作为党的副主席，日理万机，有时一天内甚至要不止一次地往返香山与城区之间，这样奔波既劳累又浪费时间。根据当时北平市市长叶剑英的建议，周恩来、林伯渠等几位领导人率先住进了中南海。周恩来最早是同林伯渠一起住在丰泽园。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经过大家再三做工作，同意住进中南海，周恩来就把自己原来居住的里院让了出来，先搬到中院的正房，再搬到外院的东厢，最后搬到西花厅，以此作为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位于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本是清末为末代皇帝溥仪之父、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修建的摄政王府西花园,因为园内一处主要建筑叫西花厅,所以后来人们就统称这里叫西花厅。当时，王府西花园还没建好，清王朝就垮台了。后来，北洋政府的国务院、国民党北平特别市政府都曾设置在这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西花厅院内早已是一片破败。周恩来的卫士韩福裕回忆说：周恩来住进西花厅后，有关工作人员曾打算把院内整修一下。周恩来知道后，立即给予制止说：“我们国家刚刚从废墟中站起来，底子薄，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我这里能住就行了。”结果，工作人员只对房屋做了堵漏和简单粉刷之后，周恩来就住了进去，这一住就是26年。

西花厅是北京的老式建筑：上边是老式筒瓦覆盖，地面是老式方砖铺地。西花厅后院的几间旧式平房，便成了周恩来的办公室。这几间老式平房由于年久失修，柱子上的油漆早已斑驳脱落。屋里光线很暗，地面潮湿，每当严冬来临时，肆虐的寒风就会钻过窗户的缝隙，长驱直入，工作人员只得用旧报纸裱糊以挡风御寒。看到这种情况，作为主管行政生活和警卫工作的秘书们心里很不安。有关部门几次要给周恩来修房，均遭到他的拒绝。周恩来说，这个居住条件比延安的窑洞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