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术”与“法术”
中国历史上的两大改革家，王安石与张居正，各自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政治遗产，后人对此有赞有弹，众说纷纭。如果深人追究，两人的治国理念和改革思想的截然不同，是不容忽视的缘由。
王安石用儒家经术来处理世务，着眼点始终不离儒家经典，不离经术。他对儒家经典《周礼》特别重视，说：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他的改革举措，即所谓“新法”，都从《周礼》寻找理论根据。变法期间，他撰写《三经新义》，对《周礼》《诗经》《尚书》三部儒家经典作出新的解释，为变法造势，寻找理论根据，这与他以经济管理手段处理国事的尝试，不免自相矛盾。日本东洋史学先驱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的讲义中写道：“《周礼》中的政治，是根据当时的理想而制定的，大致是根据汉初学者的理想而制定的。但它不是在长期的中国历史上毫无影响。应用《周礼》第—个失败者是王莽，第二个失败者是王安石。”王莽的改革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史家称为“托古改制”，他的一切根据就是《周礼》，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他企图按照儒家经典重建“大同”世界，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然而，要解决社会问题，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倒行逆施的结果，是反而激化了社会危机，王莽的“新朝”迅即土崩瓦解。王安石虽然没有王莽那么迂腐，但在顶礼膜拜《周礼》这点上，与王莽并无二致，所以内藤湖南说他是继王莽之后的“第二个失败者”。
张居正则不然。他是法家思想的信奉者，主张用申不害、韩非的法术来推行改革。与他同时代的王世贞在《嘉靖以来首辅传》中说：“居正天资刻薄，好申韩法，以智术驭下。”明末清初的张岱在《石匮书》中说他“生平学申韩，而内多欲”，“务为苛刻聚敛”。此后的万斯同在《明史》中也说他“天性峭刻，好言申商韩非之学，多杀而寡恩，专以苛察综核为能，而其精强敏焊之才足以济之”。看来张居正用申韩法术进行改革，是后史家的一致见解。他的风格与儒家的“温良恭俭让”格格不人，自诩为“非常磊落奇伟之士”，“非常理所能拘”，行事无所顾忌，时常说，“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是他的口头禅。因此即使是对他持批评态度的史家，也同时对他赞誉有加。张岱说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王世贞说他雷厉风行，“万里之外，朝下令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这是典型的法家风格。
他在隆庆二年向皇帝呈进的《陈六事疏》，论述治国理念与改革思想，流露出强烈的法家色彩。比如说，他强调“省议论”——少发议论，多干实事。核心理念是两句话，一句是“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考虑贵在周详，行动贵在得力，另一句是“谋在于众，断在于独”——谋划要靠众人，决断必须独裁。他强调“振纪纲”——加强法纪，统一号令。核心理念是法家的名言：“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具体化为两大方针：其一是“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其二是“强公室，杜私门”。为了贯彻“综核名实”的方针，必须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思想深刻，文采斐然。意思是说，官员的任用或罢免，提升或降职，应该用事功与实绩作为唯一衡量标准，不要被他的名声所迷惑，不要完全拘泥于资格，不要摇摆于对他的赞誉或诋毁之词，不要掺杂个人喜爱或厌恶的感情，不要用一件事情来概括那个人的一生，不要用一点过失来否定那个人的大节。
这样的眼光，不独当时人望尘莫及，也令现代人赞叹不已。至于他自己是否做到，则另当别论。
从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张居正大刀阔斧厉行改革，推行新政，准则就是依法国。为此，他要求有关部门对历年颁布的律例条法进行清理，修明旧典，刊定章程，确立统一的法律准绳，以期达到“法以划一而可守，令以坚信而不移”。万历六七年之间编订的《嘉隆新例附万历新例》一书，与整顿吏治与财政的改革密切相关，为推行新政扫除了障碍。
太祖髙皇帝朱元璋倡导“以重典驭臣下”，张居正深得其中三昧，在和髙官议论法律时，一再强调“治乱国用重典”，切中时弊。嘉靖晚期，由于严嵩、严世蕃父子专擅朝政，腐败之风席卷朝野，所谓“嵩好谀，天下皆尚媚；嵩好贿，天下皆尚贪”。吏治败坏，朝政紊乱达于极点，必须力挽狂澜，才能改变困局，“治乱国用重典”是唯一有效的对策。万历五年他在给福建巡抚庞尚鹏的信中，充分阐述了这种理念：“诸葛孔明云：‘法行而后知恩’，正此之谓。今人不达于治理，动以姑息疏纵为德，及罹于辟，然后从而罪之，是罔民也。仆秉政之初，人亦有以为严急少恩者。然今数年之间，吏斤斤奉法循职，庶务修举，贤者得以效其功能，不肖者亦免于暴戾，不蹈刑辟。其所成就者几何？安全者几何？故曰：‘小仁，大仁之贼也子产铸刑书，制田里，政尚威猛，而孔子称之曰：‘惠人也。’则圣贤之意断可知矣。”
张居正主张“治乱国用重典”，他逝世后，人们苛责他过于“操切”。都察院左都御史赵锦为他讲了几句公道话：“居正生平操切，垄断富贵，决裂名教，故四方归怨，实无异志。且受先皇顾命，辅上冲龄，张居正像夙夜勤劳，中外宁谧，功安可泯！”侍讲官于慎行希望前往荆州査抄张府的刑部右侍郎丘憐手下留情。他说：“生行（于慎行自称）滥竽词林，阅有年岁，江陵（张居正）始末皆所目睹。其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与其阴祸深机，结怨于上下者，皆颇能窥其大概，而未易更仆数也。当其秉政之时，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知其过，至于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不敢举其功，皆非情实也。”
—言以蔽之，苛责他过于“操切”，大多是本着儒家的温良恭俭让立场，对于他秉持申韩法术的偏激之词。不“操切”何以拨乱反正，不“操切”怎能力挽狂澜？
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
张居正为了拨乱反正，首先从政治改革着手，运用“法术”来整顿吏治，推行考成法，清除官场的颓靡腐败风气。他对当时官场风气评价极低：“人心陷溺已久，宿垢未能尽除。”官员们沉溺于安逸，官场污浊水日积月累，问题相当严重。例如，官员习气日趋刻薄，削尖脑袋钻空子，窥探缝隙，不择手段猎取名利。又如，结党营私，公然施展排挤手段，诋毁老成廉洁官员为无用之辈，赞扬献媚溜须善于走捷径的官员是人才。于是乎，朝廷上下，官场内外，爱恶横生，恩仇交错，使得朝廷的威福权柄，成为互相酬谢报答的资本。倘若不对此痛加针砭，新政根本无从谈起。
万历元年六月，张居正正式提出整顿吏治的考成法，针对性极强。请看他对以往积弊的分析：
——言官提出一项整肃措施，朝廷批准以后，通过驿站送到各级地方政府。六部大臣以为大功告成，至于成效如何，根本不在他们考虑之内；
——官员犯罪，应当提审判决，由于私人请托，有关部门故意拖延不办，结果不了了之，
——政府事务经过多次议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议来议去，议而不决，只好挂起来；
——朝廷交办的事情，虽然有时间限定，但是几乎没有一件准时办成，官员故意拖延时间，上司的催查督促，成为一纸空文。结果是，上级部门言之谆谆，下级部门听之藐藐。
面对积重难返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张居正忍无可忍，制定严厉的考成法，以期拨乱反正。考成法规定：凡是都察院、六部等中央部门，把皇帝谕旨及各类公文转发地方政府，须事先酌量路程远近，规定处理程序与期限。发文与收文部门必须设置收发文登记簿，每月的月底都要办理注销手续。至于重要公文，例如朝廷要求复勘、提问、议处、催督、查核的事项，必须另外编造处理文册，注明公文内容提要和规定处理程限，一式两份，一份送六科，一份送内阁。六科收到处理文册后，必须逐一核査，如果查明耽搁拖延，立即上报内阁，同时责令地方政府讲明原因。下一年还得通査，直至注销为止。在这个流程中，如有不按照规定执行的官员，必须追究责任。巡抚、巡按拖延耽搁，由六部举报，六部、都察院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由六科举报，六科如有隐瞒欺骗，由内阁举报。这样一环扣一环，每个月都有考核，每一年都有稽查，以前敷衍塞责的现象，就有可能杜绝。
对于受命执法的官员，也根据考成法，作出严格规定：“各审录官量地远近，严立程限，分为四等：出京之后，北直隶限三个月；山东、山西、陕西、河南，限四个月，江南、江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限五个月ｓ四川、两广、云、贵，限六个月。人境以辞朝日为始，复命以出境日为始。俱先具不违揭帖送部查考。如违前限，从重参究。”
总的说来，改革成效是显著的，当时人反映，推行考成法之后，造成雷厉风行的气氛—“大小臣工，鳃鳃奉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说明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任何根深蒂固的积弊都是可以改变的。万历六年户科给事中石应岳等人报告，考成法一经推出，长期制度废弛、积弊丛生的局面有所改观，出现了新面貌。共稽查一百三十七件，其中七十六件超过了期限，逾期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新旧官员交替，接管有先后，有的是任期太短，来不及处理。由此可见，考成法的实施是认真的，没有流于形式。
大小臣工，鳃鳃奉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举国上下政治风气为之一变，确保了其他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行。因为改革成绩如何，就是考成的重要依据，所以官员们都不敢敷衍了事。正如张居正自己所说：“自考成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
张居正死后，在重重压力之下的官员纷纷反弹，主张废除考成法。内阁首辅申时行极力坚持“祖宗成法不可废”。几年之后，迫于压力，申时行妥协，废除了考成法，美其名曰：“肃清吏治，不过欲事治民安而已。事苟治，不必苛责；民苟安，不必过求。”结果是，事不治，民不安。万历后期担任内阁辅臣的沈鲤对此颇有微词：“但畏多口，遂尽反其所为，以取悦一时，卒使纪纲陵迟，浸淫以至今日，几无法矣。”后世史家亦作如是观：“事事因循，苟且岁月，远近无任事之能吏，而万历之政衰矣。”从反面印证了考成法不可或缺，一旦废除，局面就变得不可收拾，先前的改革成果，逐渐化为泡影。
三“今之从政者大抵皆然，又不独学校一事而已”
政治改革的另一方面，是学校和考试制度的改革。学校培养人才，人才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学风与士风的好坏，直接影响官场风气。因此，改革学校与考试制度，本质上就是改革政治。
万历三年五月，张居正向皇帝提出学校和考试制度的改革方案十八条，意在整顿士风，振兴人才。他认为，负责学校和考试的大臣（即所谓学官），应该“执法持宪”“正己肃下”，近年以来情况大不一样，学官地位下降，自己又不自重，“既无卓行实学以压服多士之心，则务为虚谭贾誉，卖法养交，甚者公开倖门，明招请托……以故士习日敝，民伪日滋，以驰骛奔趋为良图，以剽窃渔猎为捷径。居常则德业无称，从仕则功能鲜效”。这几句话表面上是在指责学官堕落，实际上是对整个官场的素描，“虚谭贾誉”“卖法养交”“公开倖门”“明招请托”“驰鸯奔趋”“剽窃渔猎”，其中任何一条都是官场政治腐败的投影。他说，去年就要吏部整顿学官，一年过去，毫无成效，原因在于整个官场风气没有改变。他感慨道，“良以积习日久，振蛊为艰，冷面难施，浮言可畏”，因此，官员“宁抗朝廷之明诏，而不敢挂流俗之谤议；宁坏公家之法纪，而不敢违私门之请托”。他的结论是：“今之从政者大抵皆然，又不独学校一事而已。”
有鉴于此，他提出十八条改革措施，针对积弊，大刀阔斧。按照明朝的祖制，学校的生员（秀才）可以享受优免差役的特权，举人、进士的优免特权更大。学习和考试是为了猎取功名，而功名是获得特权的手段，于是乎各种弊端层出不穷，十八条措施就是为了制止这些腐败行为。
——已经开除的生员（秀才），通过关系而复学，立即问罪，如果官员渎职包庇，巡按御史应该实名弹劾。
——各地生员（秀才）名额有限定，地方政府如果违反规定搲自增加名额，属于滥冒，必须开除。
——奸徒利用某些地方生源较少，假冒籍贯，投充入学，一经查实，即予问罪；如果官员纳贿包庇，一体治罪。
如果说以上这些改革，仅仅涉及士风、政风的表象，那么深层次的改革，必将是前所未有的扫荡。首当其冲的便是泛滥于官场的“议论之病”——“今或一事未建，而论者盈庭，一利未兴，而议者踵至”，流风所及的结果是“任事者多却顾之虞，而善宦者工遁藏之术”。张居正对此深恶痛绝，“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今大患也”。为了扭转这种风气，他的方针是“省议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他强调令行禁止，朝下令，夕奉行，说一不二。为了达到目的，他近乎不择手段。一方面，宣布不许各级学校的学生议论“天下利病”，不许对朝政说三道四，另一方面，宣布不许“别标门户”“聚党空谭”，不许“别创书院”。
十八条的第一条明确规定：“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别标门户，聚党空谭？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谭废业，因而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
第三条规定：“我祖宗设立卧碑，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今后生员务遵明禁……其事不甘己，辄便出入衙门，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否者，许该管有司申呈提学官，以行止有亏革退。”
第四条规定：“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尚。今后务将颁降《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当代诰律典制等书，课令生员诵习讲解，俾其通脱古今，适于世用。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
张居正的风格雷厉风行，令行禁止，“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的规定，决不仅仅停留于书面文件之上，而是立即不折不扣地付诸实施。万历七年正月，由皇帝发布诏令“毁天下书院”，抓住的把柄是常州知府施观民“私创书院，赃私狼藉”，不仅将施观民私创的书院捣毁，而且宣布各地书院一律取缔，改为公廨，书院田产充公。从皇帝批示“姑依议”“俱依议”的字面来看，皇帝的这些诏令都是依据张居正的提议发出的，体现的是张居正的治国理念。正如夏燮《明通鉴》所说：“是时士大夫竞讲学，张居正特恶之，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凡先后毁应天等府书院六十四处。”
书院是民办学校，即所谓“私学”（相对于“官学”而言）。宋代以来蔚然成风的书院讲学活动，繁荣了学术，培养了人才，居然在“空谭废业”的幌子下，全国六十四所书院扫荡一空，弦歌之声戛然而止。
这样的改革显然矫枉过正，激起儒生反感，何心隐事件最为典型。何心隐本名梁汝元，江西永丰人，以聚徒讲学而闻名。当时王阳明弟子王艮的泰州学派风靡天下，何心隐与之遥相呼应，到处聚徒讲学。这就触犯了当局“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的禁令，何况他率性而行，在讲学时讽议朝政，违反生员不许议论天下利病的规定。张居正对于何心隐“鸠聚徒众，讥切时政”极为反感，示意地方官严加惩处。地方官员迎合内阁首辅的旨意，将何心隐击毙于监狱之中。
如何理解这些现象？立场和视角不同，结论也会不同。张居正服膺法家思想，运用政权的力量来统一思想、钳制舆论，是法家惯用的手段。他们的主张获得秦始皇采纳，认为搞“私学”的人“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因而焚烧私人所藏《诗》《书》等典籍。韩非、李斯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用法律作为教材，用官吏作为教师，就是为了统一思想、钳制舆论。张居正继承了这一点，他在十八条的第四条特别指出：“当代诰律典制等书，课令生员诵习讲解，俾其通晓古今，适于世用。”所谓“当代诘律典制”，就是大明的法律，诸如《大诰》《大明律》《皇明制书》《大明会典》之类，“课令生员诵习讲解”，颇有“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味道。不许学生议论“天下利病”，取缔书院，由此或许可以获得索解。
张居正死后，学者型官员邹元标在万历十一年向皇帝进言，批评“毁天下书院”的举措，实质是“假伪学以钳天下之口”。他说：“聚徒讲诵自古已然，未闻概以伪学斥之也。”他主张修复书院，提倡崇儒重道的风气。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书院陆续复兴，自由讲学风气再度重现。
四 、“不加赋而上用足”
以考成法为核心的政治改革，加大了整顿吏治的力度，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为财政经济领域的改革，开辟了通道，保驾护航。
“国匮民穷”的局面由来已久，正如海瑞在嘉靖四十五年所说：“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嘉靖、隆庆的几十年，年年出现财政赤字，专家的研究表明，从嘉靖七年到隆庆五年，太仓银库每年收人银两与支出银两比较，没有一年是有盈余的，全是亏空。隆庆三年，皇帝向户部索取银两，张居正如实报告皇帝：每年收入银子不过二百五十万两，而支出达到四百万两，亏空一百五十万两。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后，力挽狂澜，力图扭转国匮民穷的局面。要扭转财政困局谈何容易，必须有非常的手段，开源节流。他很欣赏汉武帝时理财家桑弘羊的理财方针——“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是带有法家色彩的口号。张居正师其意而略加改动，提出自己的方针——“不加赋而上用足”。他的本意是，要摆脱国匮民穷的局面，必须在理财上下功夫，而不是乞灵于增加赋税。当然这并不是一句漂亮的门面语，而是有切实的措施保证的，那就是极其强硬的两手：“惩贪污以足民”和“理逋负以足国”。
贪污就是化公为私，把国家财政收人据为己有，这是一个永无底止的大漏洞。不堵塞这个漏洞，企图扭转人不敷出的局面，是不切实际的空话。在惩治贪污方面，张居正运用严刑峻法，毫不手软，明确告诫吏部：“奏报贪吏毋诿纵。”接连几年严惩贪污的高官，包括黔国公沐朝弼、吏部左侍郎魏学曾、湖广总兵陈王谟、大同巡抚刘应箕等，构筑起严惩贪污的髙压线。
逋负就是逃税漏税，在那个权大于法的时代，官僚豪绅凭借权势，买通衙门书吏，逃税漏税屡见不鲜，愈演愈烈。国家本应该收上来的赋税，有相当大的部分被他们“逃”了、“漏”了。这个巨大的漏洞如果不堵塞，要想改变财政亏空，岂非空话！张居正从户部查明，从隆庆元年到万历七年，各省偷逃的赋税达一百余万两银子，其中最为富庶的苏州府和松江府偷逃七十余万两银子。将这笔本该收缴而没有收缴上来的赋税，如数收缴，足可垫补亏空的漏洞。因为有考成法的保障，张居正对此很有信心，他说：“考成一事，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
理逋负，最为有力的措施是全国性的清丈田粮—丈量耕地与清理赋税。偷逃赋税的常见手段就是隐瞒耕地面积。对全国所有的耕地进行一次普查，一块一块地重新丈量，目的是清查出隐瞒的耕地与偷逃的赋税。小农经济的基础是土地私有，可以自由买卖，它的每一步发展必然伴随着土地兼并。张居正认为，土地兼并不仅带来了土地集中的问题，还带来了偷逃赋税的问题。简单地说，豪绅们兼并大量耕地，想尽办法规避赋税，买了别人的耕地，却不承担这块耕地应有的赋税。因为他们有权有势，可以买通衙门书吏，营私舞弊。所以他说：田赋弊端百出，比如飞诡、影射、养号、挂虚、过都、受献。这些当时流行的术语，今天的人们已经难以理解，它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豪民有田无粮，而穷民无田有粮。”也就是说，豪民拥有田地，却不承担赋税，赋税仍旧挂在穷民户上，穷民无力负担，只有逃亡。于是乎赋税虚悬，豪民逃避了应该缴纳的赋税。因此，田地非清丈不可，赋税非清理不可，当时叫作“清丈田粮”（田指田地，粮指赋税）。
张居正在给应天巡抚宋仪望的信中说，来信提到苏州府、松江府田赋负担不均，隐瞒拖欠现象严重，读了使人扼腕叹息。不乘此改革之机，剔刷宿弊，为国家建立长治久安的对策，更待何时，更待何人？
他原本考虑在苏州、松江等地进行“清丈田粮”的试点，考虑到这一地区情况过于复杂，便把试点选在福建省。他写信给福建巡抚耿定向，提醒道，清丈田粮的阻力很大，意义也很大：“丈地亩，清浮粮，为闽人立经久之计。”万历六年十一月，张居正用皇帝谕旨的形式统令全国，清丈田粮，目的在于改变“田粮不均，偏累小民”的状况。具体做法是，由地方官派人到乡村，对每一块耕地的面积重新丈量，与政府账册登记的情况进行核对，看有无虚假，有无隐漏。把以前逃避、拖欠的田赋清查出来，落实到土地真正所有者身上，因此叫作“丈地亩，清浮粮”。
因为有考成法的改革在先，从中央到地方，都把清丈田粮的成效作为考核政绩的重要指标，清丈是严肃认真的。少数敷衍塞责的官员受到严惩，例如松江知府闫邦宁、池州知府郭四维、安庆知府叶梦熊、徽州府同知李好问等，受到留职停薪、将功补过的处分。对于阻挠清丈的豪绅大户，严厉打击，决不宽恕。例如建德县豪民徐宗武等阻挠清丈，朝廷通报全国，勒令他们把九年拖欠的田赋全部补缴。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从万历六年到万历十一年，清丈田粮工作在全国各地陆续完成，全国清查出隐瞒逃税耕地一亿八千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五，也就是说，每年有三分之一应该收缴的赋税被偷逃掉了。清査出来之后，土地所有者按照田亩数量如实上缴赋税，无形中财政收人大幅度增加，这是名副其实的“不加赋而上用足”。
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推广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最早出现在嘉靖年间的南方地区，张居正发现了它的合理性，花了几年时间，把它推广到全国各地。一条鞭法的创造性在于，把赋税（夏税、秋粮）与徭役（正役、杂役），都折算成货币，用银两缴纳，简化了赋役征收的方法。在过去极力反对一条鞭法的北方地区，人们面对事实，不得不承认，实行一条鞭法，确实比以前合理、便利。一条鞭法的原则是“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全部折纳银两，使得拥有优免特权的人不得滥用特权。而且赋役折纳成银两的数目，在官府账册上一清二楚，以前的“诡寄”之类弊端难以继续存在。
总而言之，“惩贪污以足民”“理逋负以足国”，确实达到了“不加赋而上用足”的目的，成效显而易见。《明实录》说：中央政府的仓库里面储存的粮食几年都吃不完，财政赤字消失，国库积余的银子达到四百万两。万历时期成为明朝最富庶最辉煌的一段，绝不是偶然的。
五、“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改革意味着革故鼎新，实质是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必定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在张居正推行新政的十年之中，反对声浪从未间断，各种谤议滚滚而来。一向标榜“嫌怨有所弗避”，“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的张居正，感受到强大的舆论压力，心力交瘁，流露出“揣揣之心无一日不临于渊谷”的心情。这位信奉申韩法术的铁腕人物感到力不从心，“任重力微，积劳过度，形神顿惫，气血早衰”，刚刚年过半百，早已须发变白，未老先衰。昔日的聪明睿智逐渐消失，如不及早辞去官职，恐怕前功尽弃。
万历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他向皇帝提交“归政乞休”的奏疏，请求退休。张居正一向自称“我非相，乃摄也”—我不仅是首相而是代帝摄政，此时居然要把摄政的权力归还皇帝，即所谓“归政”。这篇奏疏写得颇动感情：“臣一介草茅，行能浅薄，不自意遭际先皇拔之侍从之班，舁以论思之任。壬申之事（即隆庆六年穆宗顾命之事），又亲扬末命，以皇上为托。臣受事以来，夙夜兢惧，恒恐付托不效，有累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圣慈眷礼优崇，信任专笃，臣亦遂忘其愚陋，毕智竭力，图报国恩。嫌怨有所弗避，劳痒有所弗辞，盖九年于兹矣。”这段话似乎有点耳熟，诸葛亮《出师表》就有这样的句子：“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张居正对诸葛亮推崇备至，主张“治乱国用重典”，主张有法必依，都深受诸葛亮影响。不过他讲这些话，不是为了“出师”，而是想急流勇退。顺着这样的思路，他感叹道：“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这句话出于张居正之口，和他的一贯作风大相径庭，他不是瞻前顾后的谨小慎微之流，何况受到皇帝、皇太后的充分信任，眷顾无以复加，他的首辅兼帝师的权力臻于巅峰状态，为什么要急流勇退呢？
在给湖广巡抚朱琏的信中，或许可以找到些许答案。他和朱琏谈起当年回到江陵归葬亡父时，皇帝接连发来三道诏书，催促他尽快回京主持朝政。地方官以为是无上光荣，建造一座“三诏亭”以资纪念，张居正无限感慨地说，建造三诏亭，情谊深厚，无可厚非，但是多年以后形势变化，高台倾覆，曲沼填平，我恐怕连居所都不能拥有，三诏亭不过是一个普通亭子而已，哪里还看得见所谓“三诏”？他向老友透露自己的内心独白：“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霍光、宇文护终于不免。”这句话出于张居正之口，足可以语惊四座。由三诏亭联想到自己骑虎难下之势，恐怕重蹈霍光、宇文护的覆辙。
霍光，汉武帝时代的权臣，汉昭帝刘弗陵幼年即位，他作为顾命大臣辅政。汉昭帝死，他拥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不久废黜刘贺，拥立汉宣帝刘询，前后摄政达二十年之久。霍光颇有政绩，但是威权籐主，汉宣帝把他看作背上的芒刺。霍光死后，皇帝把对他的愤恨，发泄到他的家族，大开杀戒。《汉书·霍光传》意味深长地写道：“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这就是成语“威权震主，祸萌骖乘”的由来。宇文护的地位与霍光类似，政治品格却截然不同。他在西魏担任大将军，后来执掌西魏朝政，拥立宇文觉，建立北周，独断朝政，甚至废黜宇文觉另立宇文毓，又杀宇文毓，另立宇文邕，最终被周武帝宇文基杀死。
张居正在权力鼎盛时期联想到霍光、宇文护的下场，有些惶恐，不如及早急流勇退。皇帝收到张先生的《归政乞休疏》，毫不犹豫地驳回“乞休”请求，批复道：“朕垂拱受成，倚毘正切，岂得一日离朕！如何遽以归政乞休为请，使朕恻然不宁。”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乞休”，向皇帝吐露心迹：自隆庆六年至今，“揣揣之心无一日不临于渊谷。
皇帝收到张先生第二份“乞休”奏疏，有点犹豫了，以他的早熟和敏感，不可能没有感受到张先生的“威权震主”，他何尝不希望张先生早日“归政”。他多年来养成习惯，一切听凭圣母和张先生安排，如今张先生要请长假，如此重大的人事变动，他做不了主，必须请示圣母。他把此事报告慈圣皇太后，请她决断。没有料到自己的母亲态度坚决地挽留张先生，对儿子说：“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既然太后作出了决定，皇帝亲笔写了手谕，把太后的慈谕原原本本转告张先生：
朕面奉圣母慈谕云：“与张先生说，各大典礼虽是修举，内外一切政务，尔尚未能栽决，边事尤为要紧。张先生受先帝付托，岂忍言去！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先生今后再不必兴此念。”
朕恭录以示先生，务仰体圣母与朕眷眷倚毘至意，以终先帝凭几顾命，方全节臣大义。
皇太后如此毫无商量余地的决定，大大出乎皇帝与首辅的预料，她竟然要求张先生辅佐儿子到三十岁。这一决定使皇帝朱翊钧颇为尴尬，在母亲眼里，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内外一切政务，尔尚未能裁决”，他只能无可奈何地打消尽快亲政的念头。“辅尔到三十岁”云云，对于还不到二十岁的朱翊钧而言，似乎意味着，只要张先生在世，亲政便永无希望。物极必反，从尊崇备至，言听计从，不可须臾或缺，到恨之人骨，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契机。一旦张先生死去，皇帝必将进行无情的报复，彻底清除笼罩在头上的阴影，消除威权震主的影响。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病逝，享年五十八岁。
十二月十四日，嗅觉特别灵敏的御史杨四知，察觉到皇帝态度的变化，弹劾张居正十四条罪状。这份奏疏，与几年前傅应祯、刘臺弹劾奏疏相比，显得空洞无物，没有说服力。然而来得正是时候，正中皇帝下怀，为清算张居正提供了极佳的口实，蓄积已久的怨气喷涌而出。他的朱批圣旨写道：“居正朕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顾乃怙宠行私，殊负恩眷。念系皇考付托，待朕冲龄，有十年辅佐之功，今已殁，姑待不究，以全始终。”皇帝谴责张居正“怙宠行私”，确凿无疑地发出清算信号，煽动起了弹劾张居正的滚滚热浪。万历十二年四月，皇帝发出一道很长的圣旨，下令查抄张府，这对当时与后世都是令人震惊的政治事件，标志着张居正从政治巅峰跌入万丈深渊。
都察院左都御史赵锦力排众议，挺身为张居正讲了几句公道话：无论张居正昔日如何擅权，如何操切，毕竟功大于过，．断断不至于达到抄家的地步。他在奏疏中说：“居正生平操切，垄断富贵，决裂名教，故四方归怨，实无异志。且受先皇顾命，辅上冲龄，夙夜勤劳，中外宁谧，功安可泯！惟陛下不忘帷幄之谊，庶全国体。”皇帝根本听不进去，居然声称，张居正辜负自己的恩眷，蔑视法纪，恣情妄为，岂可姑息？万历十二年八月九日，皇帝亲笔为张居正定罪：
张居正诅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鉗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地亩，假以丈量，庶希骚动海内。专权乱政，同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行追论。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都着永戍烟瘅地面，永远充军。你都察院还将张居正罪状榜示各省直地方知道。
张府的家产籍没，家人自杀的自杀，充军的充军。皇帝朱翊钧亲手制造了特大的冤案，留给子孙去平反。万历四十年，自诩为“梁宋间散人”的吕坤在《书太岳先生文集后》中，已经预料到“异时必有为之湔白者”（湔白意为昭雪）。他说：“设先生避艰险、计身家，藉一人殊眷，结四海欢心，国家威福尽足以供之，其谁不悦？即不然而优游暇逸，循敝辙，守陋规，上下习而安之，其谁生怨？而先生不为也。先生之言曰：‘吾无已志徇国家，遑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簇攒体，不之畏也。’……至今父老忆海晏河清之时，士大夫追纲举目张之日，有穆然思慨然叹者。功过相准，宜有定评。”所以他坚信“异时必有为之湔白者”。
果然，天启二年，皇帝朱由校给张居正平反昭雪，恢复原官，给予祭葬礼仪，张府房产一并发还。崇祯三年，皇帝朱由检进一步为张居正的儿子恢复名誉，给还先前的功名、官职与诰命。士人评论道：当王朝走上末路之际，皇帝“抚髀思江陵（张居正），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张居正之后的所有内阁首辅，就其力挽狂澜的政绩而言，没有一个可以和张居正比肩，毕竟他是“救时相”，其他的不过是“庸相”而已。
以历史学家客观冷静的眼光看来，张居正为革除积弊推行新政而呕心沥血，功绩不可抹煞。《明神宗实录》的盖棺论定还算平直公允。一方面确认他的政绩：“十年海内肃清，四夷啬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洵经济之才也。”另一方面也毫不掩饰他的过失，尽管过不掩功，也足以使他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也。识者谓：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
“威权籐主，祸萌骖乘”八个字，是张居正悲剧的焦点。正如当时的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于慎行所说：“江陵（张居正）之所以败，惟在操弄主上之权，钳制太过耳。”至于“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八个字，也可以由海瑞所说的“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得到印证。
万历四十年，张居正之子张懋修编成先公文集，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沈鲤为之写序，对于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有感同身受的分析。首先，肯定他以法治国，拨乱反正，将身家利害置之度外的精神：“思欲一切修明祖宗之法，而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嫌怨不避，毁誉利害不恤。中外用是凛凛，盖无不奉法之吏，朝廷亦无格焉不行之法。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不可谓非公之功也。”其次，分析他身后的祸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方面，“惟是人情惮检束而乐因循，积玩既久，一旦以法绳之，若见以为苛。而公持之益坚，争之益力，以是遂与世龃龉”。另一方面，“而又一二非常之事，有众人未易测识者，其迹不无似愎，似少容，似专权，似纯任霸术，以与金革变礼，终未尽合，上一时虽优容，实已不能无疑。比公既谢世，言者益祷张其词，上眷宠始移，而公家之祸于是不可解矣”。
沈鲤此言极是，“与世龃龉”，结怨甚深，预示张居正身后将面临诋毁的声浪。此前多年，诋毁声浪始终不断，“夺情起复”时期达到巅峰，都被皇帝朱翊钧与首辅张居正联手以廷杖的非常手段，打压下去。他死后的诋毁声浪甚嚣尘上，再也无人打压，转化为惨烈的悲剧，关键是皇帝“眷宠始移”，最终导致“祸于是不可解”。而“眷宠始移”的根本原因，就是“威权震主”。张廷玉奉敕编纂的《明史》说得好：“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颓，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一语道破“祸发身后”的原因，端的是威权震主，而不是改革本身。
后人有感于此，在江陵张居正故宅题诗抒怀，其中两句写道：“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不免令人想起明人杨慎评《三国演义》的词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樊树志 来源：《书城》2018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