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奉献,让祖国更强大。“回首往事,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如果人生的满分是100分,我要给自己打100多分。”究竟是怎样波澜壮阔的人生,才配得上这样的自我评价?
香港同代华人富豪里“最苦”的一个
他1923年出生于一条2米多长的舢板上,一家7口全在这条舢板上生活。7岁那年,霍英东失去了父亲和兄长,他说自己从未想明白,为什么生活会如此决绝。
从上岸流浪到经历日军铁蹄,黑暗的日子仿佛永夜般没有尽头,霍英东偶尔会想:或许生活就是这样,命运就是这样。直到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黑暗褪去,这个水上孩子才迎来曙光。此后,香港从小渔村发展成为东方之珠,期间大事件里几乎都有他的身影。
货运买卖、拍卖日军遗留物资、出海打捞“海草”、打破英美封锁线向内地运送物资……年纪轻轻的霍英东,以一往无前的狠劲闯出了一片天。值得一提的是,他给大陆运送过很多物资,但从来没有如谣言般运送过军火。
霍英东自言从未负过人,凡是和他有过合作、对他有过帮助的人,后来都有钱赚。朋友有困难、要救急,只要他能帮得上,一定责无旁贷。
如此到了1953年,霍英东迎来了令他一跃成为香港巨贾的买卖——地产。整个五六十年代,他以“气势如虹,雄傲港九”、华商第一人的姿态引领香港地产与建筑行业。期间,霍英东首创“卖楼花”(商品房预售),为全球地产行业贡献了一次经典的创新。
1955年初,英姿勃发的霍英东在铜锣湾建成了当时香港的最高建筑——蟾宫大厦,自己住在顶层。站在全香港“最高”的地方,霍英东百感交集。
彼时香港正经历史无前例的变化,记忆中的小渔村,正蜕变成为世界级的贸易和金融中心。高楼大厦取代曾经的小船,成了香港的新标志,而全港最高的一栋楼,就在自己脚下。
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名利双收的霍英东,却在不久卷入时局的“阴谋”,迎来人生中最严重、最持久的一次打击。
如履薄冰地生存不如淡出香港
蟾宫大厦在建期间,突然出现了许多霍英东的负面消息,包括他曾向内地走私物资、贩卖军火等。霍英东逐渐意识到,流言并非不胫而走,其背后有力量在推动。
他回忆认为,力量来自两方面:一是港英政府因为朝鲜战争时期与大陆的贸易往来对他“有意见”;二是一些传统地产商对于他这位后起之秀的“羡慕嫉妒恨”。
这些传闻对霍英东的影响很大。此前,他天不怕地不怕,但之后却愈发谨慎,事业也受到波及。
“在香港,没有哪一个富豪在发家后,像我一样如履薄冰地生存,在处理与港英当局的问题上,就像是走钢丝、险象环生。”霍英东曾回忆。
谣言和时局影响了霍英东的选择和决策,但并不能动摇其巨商的地位,因为霍英东当时的影响力已经大到地产界、甚至港英政府都离不开他。
为了香港的发展,霍英东做了几十年不赚钱的海沙生意,只因没有海沙,香港不会在短期内出现高楼大厦林立的景象。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在市政工程方面,港英政府找不到比更合适霍英东的合作对象,《文汇报》因此称霍英东是香港最具影响力的实业家。
几乎所有生意伙伴都称霍英东为人无可挑剔。出于影响力和“不负人”的原则,霍英东相继进入不少产业,其中就包括他从未想要涉足的博彩。
他在因缘际会之下帮助何鸿燊成为澳门“赌王”,兢兢业业兑现“成就澳门”的承诺,以大毅力完成了葡萄牙人400年没做成的事情——建设现代化港口。对于这一点,霍英东非常自豪,很少自夸的他甚至曾说:“没有我当日开通外港码头,所有澳门的一切都是假的。”
虽然鼎力支持澳门的发展,但霍英东从未干涉过赌场生意,还将投资分得的澳娱股份全部捐给了基金会,在当时,这些股权的价值就超过100亿人民币。
朝鲜战争后,霍英东时刻关注大陆的局势。上世纪60年代初,他和新华社驻香港的人员成为好朋友,虽然港英政府给的压力越来越大,但霍英东始终谨小慎微地维持着这段联系。
1964年,霍英东受邀参加国庆15周年大典。那一年,霍英东第一次到北京,高规格的礼遇让他觉得不可思议。虽然全程秘密进行,但纸终究包不住火。从北京返港后,港英政府对霍英东的压力终于从流言缠身上升为实质性的压迫。不仅他中标的地收回不卖,其旗下的星光行也被加入“黑名单”,通过断电话的方式逼迫霍英东卖出。
黑幕之下,星光行最终以成本价交易给了英资地产公司,霍英东拿到手的只有一张欠条。一栋大楼换一张欠条,对于霍英东而言,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耻辱。
接连的打击和压迫间,霍英东至少损失了过百亿港币,他明白,由于当局的“政治歧视”,自己很难再有大作为。尽管仍是资金最为充裕的地产商之一、尽管长期看好香港的未来,但霍英东决定放手,彻底淡出香港商界。
因为这次打击,他在人生的第一个高点上黯然淡出,就此与香港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黄金时间擦身而过。
他离开后,郭得胜、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等崛起成为中流砥柱,开始了新一轮的风云际会。
为恢复中国体育的世界地位奔走呼吁
1964年受邀观礼后,霍英东每年都到北京,还去各大革命老区,每次回港都带回大批东西,不仅买工艺品,还引入国产电梯等物资。他回忆称:自己其实并不需要这些东西,只是想通过消费,表达对大陆企业发展的支持。
霍英东是个体育迷,年近50的他见到偶像球王贝利时,仍旧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得手舞足蹈。
彼时,中国还未改革开放,经济很封锁,“体育外交”成了霍英东率先实践爱国抱负的平台。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虽然返回联合国,但大陆在国际上没什么体育空间。实际上,那时候的体育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合法席位,承认席位就是承认政权。为了恢复中国在各项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霍英东到各种国际赛事中奔走呼吁,不遗余力。他一边和反对者们辩论,一边搭建关系网。几年间,中国获得国际羽联、足联、篮联等席位的背后,都有霍英东的身影。
席位的获取归根结底靠的是国家的力量和外交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解决问题需要个体去推动、处理不可避免的矛盾和纠纷,霍英东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为了应对各种麻烦、危机,霍英东父子使出了浑身解数。甚至还因此遭遇多次“生命威胁”。但霍英东并没有因此退却。1984年,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后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他不顾威胁,带着全家人一起前往美国洛杉矶。在那里,他见证了许海峰、李宁一战封神。国歌响起、五星红旗升起时,霍英东情难自已,他回忆称:那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
奥运会期间,霍英东特别情绪化,中国选手输了比赛,他连饭都吃不下。家人觉得霍英东有点“过”了,但是他说:港英政府统治下发家的人,那种民族感情,其他人恐怕理解不了。
从洛杉矶归来后,霍英东随即捐出一亿港币,作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基金。后来,凡是大大小小的国际比赛,他都带头捐钱。北京申办亚运会成功,他捐建了亚运村的游泳馆;为了配合亚运会的组织工作,他又兴建了北京贵宾楼。亚运会期间,霍英东非常兴奋,在北京,他看到了一个干净、礼貌、井然有序的城市,国家形象非常好。
赛事结束时,霍英东爆发强烈愿望:中国一定要举办一次奥运会。这成了他晚年最大的愿望。
为了配合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霍英东再一次全球奔走,通过自己的关系和声望“拉票”。
他多次私人宴请萨马兰奇,又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捐钱在瑞典洛桑兴建奥林匹克博物馆。同时,霍英东还宣布,如果北京申办成功,他将捐资至少10亿兴建一座可容纳10万人的奥运主会场。
可惜,霍英东的努力没能一蹴而就,北京以一票之差不敌悉尼,痛失2000年主办权。宣布结果后,霍英东极度失落。一些陪同的老朋友看他不对劲,甚至连夜跟着他,怕他会干出愚蠢的事情(自杀)。
这次申办失败后,因为身体原因(淋巴癌),霍英东逐渐放下了体育大使的工作,将体育重任交给了长子霍震霆。不过,霍英东依旧以其他方式参与了北京奥运会的工作:2008年的场馆中,水立方是唯一接受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捐赠建设的奥运场馆,其中最大的一笔捐赠即来自霍英东。
第一个投资内地的港澳商人
为中国体育出钱出力、不断奔走的霍英东,在大陆的经济发展史上也留下了身先士卒的贡献。
中国人讲究认祖归宗,1978年夏天,霍英东带着全家老小,第一次回到祖籍地广东番禺。大陆方很重视,出动了代表最高礼遇的红旗牌轿车接送,路上还有人夹道欢迎。霍英东心中满是骄傲,但一路走过,看着番禺全是破旧的茅屋和低矮的平房,他又很惆怅。他深刻地认识到:捐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地方的落后,我要回家乡、回大陆投资,以实业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当时,改革开放政策刚刚提出,外商投资大陆的先例是零,霍英东成了第一个投资内地的港澳商人。他的第一个项目是在中山建酒店,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外商投资项目。
在当时什么问题都上纲上线的背景下,投资酒店也不好做,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涉外旅游酒店会有精神污染吗?内地东西会不会被吃光吃贵?宾馆耗电大,影响群众用电怎么办?霍英东不怕亏本,他的计划是即便全亏了,就当是又一次捐资。
中山温泉酒店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山、改变了国内酒店业、建筑业的革新,甚至改变了“制度”。
经济改革之初,新旧理念交汇,很多事情很难理清。有人当面指责霍英东,称他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糟粕。这件事还被拿到全国政协会议上、当着霍英东的面讨论,场面一度很紧张。一座酒店给霍英东带来了很多顾虑,他怕犯错误、怕牵累到别人。思前想后,霍英东才想清楚:大的方向上面自有定夺,我的出发点不过是想做一件对国家、对家乡有益的事情,希望探索出可供别人参考的模式,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腾飞,对于中国而言就是一条勇往直前的路。在这条路上,中山温泉宾馆只能算是一块小小的路基,但其重要性却显而易见——那是大陆“关闭”多年以后,向外敞开的第一扇门。
全力支持改革开放
敲定温泉宾馆的同时,霍英东又筹办了投资大陆的第二项工程。
当时中国提出八大中外合资酒店的计划,以此向海外投资者昭示推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和诚意。1979年,霍英东投资2亿,兴建了34层高的广州白天鹅酒店。
白天鹅是一项更大的工程,这项工程遇到的问题很多。服务员穿尼龙短袜是意识形态问题、填湖施工是“异想天开”……人事制度、财会制度、保安制度,什么都得改革,由于没有先例参考,哪些变化合理、哪些变化不行,霍英东心里没底,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
酒店建成后,成了第一家对群众开放的高级宾馆,广州市民蜂拥而来,差点把大门挤倒。因为拥挤,当天晚上被踩掉、留在酒店的鞋就有一大筐,游客一天用掉了几百卷的手纸。
霍英东很兴奋,他希望全广州的人都来,全国的人都来,看看什么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什么是新事物。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霍英东希望让国人看到发展经济所带来的变化。那期间,什么有利于经济发展,他就捐什么。比如在广州清平,他看见有人进行物品买卖,马上找广州政府捐建了一座天桥。
落成后的白天鹅成了大陆首批三家五星级酒店之一,英国女王、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老布什等都曾下榻于此。
尼克松还在留言簿上写道:我曾经住过美国和全世界许多酒店的总统套间,我认为没有一间能够超过白天鹅宾馆。
在国庆35周年庆祝仪式上痛哭流涕
白天鹅对于霍英东而言像是一场战役,他从未如此疲惫。
八大涉外酒店中,其他酒店都是多家财团一起参与,只有白天鹅是霍英东孤军奋战。酒店于1983年开张后,霍英东突然病倒,经查罹患淋巴癌。
在新华社一位朋友的建议下,他选择到北京医治,一年多治疗期间,霍英东的病情一直相对稳定,直至后来摆脱病魔的侵蚀。
期间,霍英东经常躺在床上思考人生。他从贫苦中挣扎过来,而立之年便创下巨大财富,又在时局的压迫下步步惊心。几十年间,见惯了风风雨雨,到了卧病的年纪,他已经什么都看淡了。霍英东当时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再多看看改革开放的成果,看到国民真正富裕起来。因此,治病期间,他宣布出资10亿港币成立霍英东基金会,不久后又创立了霍英东教育基金会。
1984年10月1日,身体逐渐康复的霍英东,应邀参加国庆35周年纪念日庆祝仪式。第一次站上城楼观礼的他,当被记者问及有何感想时,一时不知说什么,眼泪哗哗直淌。
按照霍英东后来的自述,他一辈子也没哭过几回。长子霍震霆结婚时,霍英东因为母亲没能坚持到这一刻,伤心了很长时间,却也没有流泪。但在观礼台上,他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直至痛哭流涕。
霍英东当时的脑子里就像幻灯片一下飞速闪过一幅幅画面,他想起了番禺路边的茅屋、想起了在国际体育会议中的一次次辩论、想起了不久前洛杉矶奥运会上的国旗国歌……国家正发生巨大变化,祖国正走向富强,霍英东一时感慨万千。
这段往事,霍英东只在自传中提及,他觉得哭这件事有点丢人。
在“国葬”的礼遇中离世
因为巨大贡献,霍英东成了第一个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这两个国家机构任职的香港人之一,也是香港首位全国人大常委。
香港回归时,他近距离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冉冉升起、英国在香港超过150年的统治宣告终结。
那一刻,霍英东热血沸腾,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并且生存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感到无比自豪和荣幸。
当时曾有评论认为,香港回归后,拥有财力、实力和政治关系的霍英东将成为商界的最大赢家,但霍英东却没有像曾经那样在商界大开大合。
多年后,其长孙霍启刚透露了个中缘由:“爷爷总是告诉我们,一定要做实实在在的东西,炒股票、炒楼都是害人的事情。饼就那么大,你吃太多,别人就没有了。虽然当时他做什么生意都行,但那个时候,挣钱已经不是他的目标。”
霍英东信奉“公道在人心”,他曾说:“体育有裁判和规则来限定,做生意和体育看似不一样,做实际上,规则都在自己的心里。”
2006年10月28日,霍英东因病在北京逝世。有评论称,霍英东在“国葬”的级别中告别。逝世前,霍英东曾总结自己的人生,称“回首往事,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如果人生的满分是100分,他要给自己打100多分。
霍英东或许仍有遗憾:他没能等到北京奥运会开幕,没有等到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正式揭牌。不过相较其恢弘的一生,这样的遗憾无关紧要。
他伴随着香港的海风出生,在“国葬”的礼遇中离世。前半生,他推动香港从小渔村蜕变为矗立亚洲的东方之珠;后半生,他倾注心血“唤醒”东方雄狮;这之后,他的名字被写入史册。
来源:《东西南北》2019年第21期 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