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时期的英国红十字会医院
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全面失败而告终，中国海陆军各路将领在此役中战死疆场者有之，自裁殉国者有之，作战不利致使朝廷问罪问斩者有之，而立功受奖者罕见。查阅历史资料和相关私人信件，发现受奖者中竟有一位英国医生阿瑟·道奥斯卫特（包括他的英国同事与助手）。鉴于阿瑟在甲午战争期间对中国伤员无私而有效的救助，光绪皇帝授予他“帝国双龙勋章”。这一荣誉被认为等同于英格兰的巴斯勋章。
战前筹建红十字医院
阿瑟·道奥斯卫特（1848—1899）作为英国医学传教士，于1875年来到中国，在华生活长达二十四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895年2月在芝罘（烟台）组织了对中国伤兵的救治活动。
实际上，阿瑟对这场战争早就有所预见，并且对清政府的腐败与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有着深刻的认识，断言这是一场惨烈的战争，也是一场中国人注定失败的战争。同时，阿瑟非常清楚清朝政府对士兵疾苦向来是漠不关心的，一旦开战，伤员的处境就会相当危险。果然，他调查获悉，面对这场一触即发的恶战，中国方面竟然没有做任何关于伤员救护方面的准备。阿瑟因此专程拜访芝罘将领孙将军，与他商讨有关为伤员提供医疗援助方面的事宜。
阿瑟驻华以来，一直向孙将军的部队提供医疗帮助，两人长期保持着良好关系。遵循救死扶伤的原则，阿瑟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解释：在红十字会旗帜下的医疗救助不会对参战双方有任何区别对待。他与孙将军进行了数小时的谨慎协商，最终达成这个提案。经过进一步的说服以及地区行政长官的许可，孙将军同意将他的私人会客厅用作红十字医院，并且明文规定只有中国伤员才能够在那里得到救助。阿瑟认可了这一规定，但是他本人声明在未来不可预料的战争状态中，如果有日本伤员，他也会在自己的医院里面照顾他们。后来的实际情况表明，这样的机会并没有出现。
阿瑟在筹建红十字医院的过程中得到了地方军政的很多帮助，孙将军主动出资为医院购进设备，其他行政长官也慷慨解囊，并且筹集食物和衣服，差不多万事俱备，一旦战争开始就能马上提供救助。除了物质上的援助，孙将军还专门抽调十名士兵，由阿瑟负责将他们训练成为颇具专业素养的担架救护员。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士兵训练结束后却被指派给一名重要的中国官员做轿夫。
无奈之下，阿瑟依然想办法招募了一支临时救护队，但是由于缺乏专业训练和医护道德教育，威海卫战役打响之后，他们几乎毫无用处。这些担架救护员生性胆怯，拒绝深入战区救护伤员，只是愿意呆在安全的后方医院里打杂。甚至，在一个异常寒冷的夜晚，他们把伤员身上的被子掠走，带到了自己的住处。面对现实，阿瑟别无选择，只能担当起更多的责任。
在芝罘救助中国伤员
1895年1月20日，与海战相呼应，日本人首先在荣成县境内登陆，对山东半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遭遇到中国军队微弱抵抗之后，日本人长驱直入，向威海卫进军。而威海卫驻军已经为抵御侵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由于欧洲雇佣军的加入而显得声势浩大。阿瑟曾经参观过这些防御工事，基于中国军队衰落的斗志与清廷的腐败，他认为威海卫只能坚持几个月的时间。然而他还是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威海卫保卫战坚守了几天就垮掉了，随后大批伤员和逃兵涌进芝罘，而芝罘也被视为日本人下一个可能的进攻目标。考验在等待阿瑟跟他的同事们。
1895年2月3日，也就是日军进攻威海卫三天后，阿瑟的妻子康妮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昨天27个伤员艰难地来到我们医院，寻找居所和救护。他们的状况极其可怜，身上到处都是枪伤，他们一直步行了三天才来到这里，这期间没有食物，没有住处，在这样零下几度的天气里，他们伤口竟然没有任何包扎。为此，阿瑟忙得不可开交，他最好的助手已经回国欢度新年去了，现在只有他一个人超负荷工作，那些伤员对他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尽。
很难想，重伤员是怎么长途跋涉来到这里，一些人肯定活活冻死在路上。这里的中国人看起来对这场战争失去了信心，士兵们抱怨说，战斗开始，长官们一个劲地向士兵喊“冲啊，冲啊”，而他们自己却夹起尾巴，掉头躲进掩体里。这样痛苦的屈辱实实在在给盲目骄傲的中国人上了一课。
伤员陆续到来，截止到第二天晚上十点钟，阿瑟诊所一共接收了56位伤员。后来更多的伤员涌进芝罘，有时一天就来二三十位，红十字医院和阿瑟诊所的床位都被占满了，最后教堂也被用作病房，伤员们成排地横躺在地板上。随着战争的持续，伤兵源源不断，状况越来越糟糕，有的伤兵是被人用篓筐抬过来的，有的则是自己爬着来的。路上没有食物，在这样凛冽的寒风里跋涉近十天才能到达芝罘。未经任何包扎处理，伤口都有不同程度的感染，这对于伤势较轻的士兵，或许能够挣扎挺过来，而那些重伤士兵只有孤零零地被弃在战场上等待死亡。
1895年2月10日，康妮给父亲的信中写道：
阿瑟一直忙得要命，他几乎是筋疲力尽了。上个星期日，他一天都不在家，在手术室里一直到11点，当他上床睡觉的时候，他几乎是累得不能入睡了。那些可怜的伤员身上散发着难闻的臭味，他们的衣服都长时间地被血浸透，有的将近十天之久。其中，有一位失去一只胳膊和双脚的伤兵，他已经彻底绝望了，并且开始绝食。
28个轻伤员坚持回家，他们已经在这里呆了五六天，自认为已经康复，但事实上他们害怕日本人来到这里。阿瑟更担心这些未经治愈的伤员会死在路上。
苦难激发出人们心底的善良，每个人都在尽力地帮忙。中国官员们和英国商人们都为这些伤员慷慨捐助，妇女们都在忙着做绷带和衣服，一些英国军舰的医生也都上岸做手术。
伤员到达医院的第一步措施就是清洗伤口，用1%的克里欧林溶液对伤口进行冲洗，清除伤口的秽物和衣服碎片。然后，再用浸有碘酒的垫子包扎伤口，再用绷带和夹板夹，以确保痊愈。由于有一群芝罘传教士志愿人员的热心帮忙，所有伤员的绷带每天都会换一次，新的包扎物由欧洲社区妇女提供。
这些伤员几乎全是弹伤，千奇百怪的弹伤。阿瑟的助手伍德沃德医生在给家人的信中描述道：
有一个人是后背中弹，子弹是从他的耳朵穿出来的;另一位则是让子弹贯穿了两只耳朵，他的下颚和牙齿都被打碎了;很多人是腿部中枪，还包括一个踝骨中弹的人。其中一个伤势最为严重者，在路上走了四天。他的手臂被子弹射穿了，骨头被打碎，骨碎片刺穿了皮肤，手术之前已经晕倒过两次。保勒先生、道伯森小姐和我前去帮忙，但是这个可怜的人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是否锯掉手臂。我们都不忍心看到他的痛苦呻吟，以及艰难的抉择。最终他还是同意了截肢手术，道伯森小姐给他打了麻醉剂，道奥斯卫特医生开始手术，保勒先生和我负责按住病人、递送器械等。当你手拿一只锯掉的胳膊离开时，那种感觉只想晕吐。
据伍德沃德医生的书信记载，当时的手术条件相当简陋。没有聚光灯，没有输血器械，也没有专业的助理。正是由于条件的局限，阿瑟摸索出一些独特的手术技巧来：病人一被放在手术台上，阿瑟就把必需的器材尽量放在手边，尽量省略助手的传递，然后他走到手术台的前面，用塞满布条倒有氯仿的漏斗倒置在病人脸上，给病人实施麻醉。一旦病人失去知觉，阿瑟就开始进行手术。这期间，他的学生会按照要求不停地倒氯仿，让病人一直处于麻醉状态。但这种方法的最大问题是，随着手术紧张的进展，这位临时的“麻醉师”会愈加关注手术的细节，而忘记单调的麻醉工作，导致病人会在疼痛中苏醒过来！
然而，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手术还不是最让阿瑟头疼的。更大的难题是，阿瑟要费尽心机去说服那些重伤员进行截肢手术，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宁死也不愿保留一个残缺不全的身体。他们最为常见的理由是，“为什么？如果没有了腿，我还有什么面子活在世上，我死后怎么见祖宗呢？我娘要问，你的另一条腿哪里去了？娘明明给你两条腿嘛”。这样的逻辑让人难以反驳。有一位士兵，他的左手被炮弹炸得粉碎，惨不忍睹。当他到达芝罘时，阿瑟只能给他截肢了。但他拒绝截肢，三天后，他得了破伤风，全身僵硬，危在旦夕。此时，阿瑟严肃地警告他，只有截肢才有可能挽救生命。最终伤兵还是选择了截肢。令阿瑟惊讶的是，在死亡边缘周旋了数日后，这位锯掉手臂的伤员真的保住了性命，两周后停止抽搐，直至康复。
大概从三月底，芝罘周边的战斗渐渐减弱了，医院里的伤员也越来越少。在一百六十位被收治到医院的伤员中，只有四人去世，两位是在手术后未能度过危险期，两位属于衰竭而死。一共有二十一人进行了截肢手术，两个是膝盖以上的，六个是膝盖以下的，四个截去脚趾，七个截去手臂。如此简陋的医疗条件和生活环境，竟然能有这样高的存活率，在当时真是一个奇迹。
阿瑟与伤员在一起
威海战役的惨烈以及对芝罘的影响
大批难民和逃兵的涌入，使芝罘周边地区陷入混乱，这些逃亡的士兵们成群结队，身处绝境，无所顾忌，对当地人和欧洲居民进行骚扰和劫掠，致使芝罘周围的地区陷入一片混乱。租界内的外国人已经做好了准备抵御对租界的任何进攻，他们筑起了防御沙袋，其中一艘“无畏”号炮艇的艇长，准备在紧急时刻登陆一支部队，保护侨民与红十字会医院的安全。
1895年2月3日，康妮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妈妈，我们很长时间没有通信了，阿瑟告诉我上次写给家里的信现在还在芝罘邮局。我真希望你现在能够看一看芝罘，它现在看起来就像是北极一样，海上结了冰，远到你看不见的地方，沙滩上到处都是巨大的冰块，并且被巨大的冰冻泡沫和雪堆所包围。在群山后面，灰色的峭壁严肃地凝视着这些冻结的冰雪。
这样严酷的天气增加了战争的残酷，我们听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威海卫，正在驱逐中国人……
领事馆写信告诫我们，大约有三个团的反叛士兵会攻击欧洲人的住处，并且建议我们做好准备，一有警报立即逃到租界。他们很可能进行夜袭，但是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跨越我们的居所和租界之间一英里长的开阔地带，无疑是送死。阿瑟说，他宁愿被枪杀也不愿意被冻死。他准备了一些涂有辣椒粉的棉花球，每个房间都配备好。一旦有不法之徒的侵入，我们就会撤退到楼上的一个房间里面，把门堵上，点燃楼下的棉球，用令人窒息的烟气熏跑他们。
第二天才发现，涌入芝罘的原来是一些垂头丧气的败兵，而不是什么猜测中的反叛军队，他们失去了统领，就像失去头羊的羊群，随后他们被带到了附近的军营。
这次经历让阿瑟和他的救助队有惊无险，尽管很多士兵撤退到了芝罘，那里的地方官员对他们的态度异常通情达理，为士兵们提供衣食和生活必需品，甚至把欠饷支付给他们。显然出于安全考虑，因此这里一直平安无事，没有发生任何骚乱。
总之，战争给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食物供给很快变得紧张起来，一切都在涨价，一个鸡蛋20元钱，肉类成为稀有物品。寒冷的天气阻止了海运，信件不通，战争谣言四起。当地人各处逃窜，把值钱的东西都转移到了乡下。租界里的人们如惊弓之鸟，担心日本人随时会从天而降。
日本人确实在一个晚上来到了，1895年2月17日，康妮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
一天晚上，七点半的时候，孩子们都上床了，阿瑟躺在炉火前的沙发上，我一边织衣服，一边给他读圣经。这时候，我们突然听到半英里远处的碉堡内响起大炮的吼声，接着是一排排的枪响，成千上万人的喊叫，一切就在我们房后的山那边。有人从男校里冲出来，朝着我们的房子喊道：“日本人来了，医院肯定会发生恐慌。阿瑟医生，请过来安顿一下吧。”阿瑟赶紧去医院，安慰那些瑟瑟发抖的病人，因为大炮的吼声，勾起了他们那些恐怖的回忆。
我们两个人都认为，过去预料的一切现在都真的来了，明天早上这个地方肯定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但是让我们惊奇的是，一切竟然还是老样子。渐渐地，我们听说这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冲突，没有重大伤亡，只有三个人受了点轻伤，阿瑟正在照顾他们。原来七八十个日本兵趁着夜色袭击了中国驻军。有些中国兵逃跑了，留下的士兵进行了有效反击。一直到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日本人无功而返，只是给了中国人不小的惊吓。
……
这是一个黑暗的夜晚，我什么都看不到，但是每一个声音都显得那么清晰，路上到处都是从乡村里面出来的人们，他们恐慌地奔跑着，相互叫喊着。男人，女人还有孩子，甚至在母亲怀里哭泣的婴儿，他们匆忙地在这样寒冷黑暗中奔跑，但是不知道究竟要到哪里去。后来我们听说，许多绝望的妇女不愿意面对这种未知的恐惧，掐死了她们的孩子，然后上吊。
战争带给人们的痛苦让阿瑟的医疗队无奈。1895年2月24日，康妮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描述了更加骇人的情形：
亲爱的母亲，战斗在我们周围进行，幸好我们还算安全。不过可怜的村民们却受到周围成千上万士兵的骚扰。日本人抢劫他们的衣服和食物，拆下他们的门窗用作燃料。然而，中国部队也有极其恶劣的行为，那些肮脏可怕的事情我真不愿意提及。你难以想象，一些在威海卫伤势严重的士兵，爬行着去村里寻找避难所，却被人们扔进海里淹死。
超负荷的工作和寒冷的天气让阿瑟疲惫不堪。康妮认为阿瑟需要一段时间的休养，要不然他恐怕撑不到这个夏天。但是，战争在继续，伤兵在呻吟，死神不给他们任何喘息之机，因此，阿瑟想做更多的工作而不是减少工作量，由于他卓有成效的工作，上海各界为战争救护捐助的银两达1100两，这些资助和信赖让他更加拼命地工作。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坚信，上帝从来不会送来金钱，除非是那里需要它们。
军民的赞誉：“西国扁卢”
在战争中，红十字会医院所做的工作打开了地方官员的眼界，欧洲外科手术的奇效让他们震惊并钦佩。阿瑟在给姐姐丽齐·斯帕尔的信上说：“芝罘的官员急切地希望我能够建立一所医校，为他们的军队提供医疗人才。”
中国人对阿瑟的感激之情落实在他们积极进取的实际行动中。在人道主义和科学精神的感召下，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新男子学校的筹建工作开始了，基础建设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阿瑟找到孙将军，希望能从他的私人石料厂搞到一些石材。孙将军应诺得十分干脆：“我会派士兵去搬运石头，你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他们会很乐意为你效力的。”孙将军言出必行，运送石料的总量超过800吨。不仅如此，新学校需要从上海运来五架特制的横梁，英国货运公司要价昂贵，为节省开支，当地政府的航运公司承担了横梁运输任务，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些许费用。
战争结束不久，孙将军和他的随从骑着马来到教会院落。在他们身后跟着一个乐队，一群士兵抬着一块硕大的木制横匾，上刻赞扬的题词，他们将这块横匾挂在医院的门脸之上。匾额的中央是四个魏书大字“西国扁卢”。“扁”指的是中国古代神医扁鹊，“卢”是另一位公元前6世纪的名医，在中国，“扁卢”是医生的最高赞誉。
来源：《文史知识》2010年01期 周怡；董文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