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一种“刑以兵威”的特别原则或灵魂。“刑以兵威”，就是以军事性暴力为司法权威助力。这体现在中国古代的执法司法活动中就是那些礼仪性、仪式性的东西。
首先，地方官衙建置及主官源自军事。战国时始行郡县制，起初地方长官均为军政合一，军事长官兼管行政。后来虽设专主军事治安的尉，但郡守、县令仍被视为地方最高军事长官，“守”“令”职名本身就强调守卫阵地、号令兵民的军事属性。最早地方官府实为军事将领驻所或指挥部，将领所在大营帐前以战车车辕架起长长甬道号称“辕门”，这也许就是衙门的起源。另外，大约自唐开始，地方长官礼聘大秘或高参曰“幕宾”“幕僚”，明清时称“幕友”或“师爷”，这类职岗其实也源自军事。
其次，司法官员以军官职衔命名。黄帝尧舜禹时法官叫“李”“理”或“士”，源自军官名称。“李”或“理”官，古人比之于“荧惑星”即天庭将星，其职责是“外则理兵，内则理政”。“士”或“士师”也来自军中卫士的“士”。一把“十”字形兵器（如戈）杵立地面（“一”），就成了“士”的形象。执戈侍立在君或将身边的士，经常被委以审判特别案件的重任，于是其中一部分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专职司法官。
再次，擂鼓升堂有某种振军威用意。衙门之鼓来自军队。军队之鼓，原本是模仿天雷滚震声响以助军威的，其具体作用一在擂鼓进军（一鼓作气），二在擂鼓集会誓师，三在紧急时擂鼓鸣警（尤其夜晚）。这三大功能，后来都变相移植到了地方官衙大鼓上。擂鼓升堂与军队擂鼓誓师、擂鼓进军是否内在相通？在公堂等同于对敌战场的文化氛围下，擂鼓显示军威（示威）以震慑百姓、鼓舞军心（助威）的用意是不可否认的。当然，还有开庭结束时的“退堂鼓”，这是不是军队“鸣金收兵”的翻版？
其四，喊堂威类通于军队誓师或进军口号。在宋元杂剧中，地方官升堂时，公堂两边衙役低沉长音喊“威……武……”；官员退堂时，衙役们也齐喊“嗷”或“哦”助威；拷讯逼供时，衙役们还齐喊“有”或“噢”进行威慑。明清戏曲中还伴以衙役们用刑杖猛戳地面制造噪声。这些喝喊，显然是要彰显官府威风，给罪嫌和百姓一种威慑。这一仪式，显然与战场上誓师或进攻时高呼口号以鼓舞士气、震慑敌方是一个道理。
其五，长官授堂签犹如战场授令牌令箭。明清公堂审案时，官爷公案上有四个签筒，分别写有“执法严明”四字加以区别。其中，“执”字签筒里是拘捕签，“法”“严”“明”三筒里分别是白头签（代表一板）、黑头签（代表五板）和红头签（代表十板）。公堂上大老爷以堂签下令或授权拘捕、拷打，跟战场上将军以令箭令牌发号施令不是一个道理吗？公差出门捕人时手持堂签，就如军人手持令箭出征打仗一般。
其六，官员仪仗是军队“大张旗鼓”的翻版。明清时官员公堂办案或出巡，都特别讲究仪仗排场。法定的仪仗仪威，虽有安保需要，但主要是讲排场、抖威风。如“肃静”“回避”之类“虎威牌”，以及蓝伞、青扇、桐棍、皮槊等礼器和兵器，加上大轿子和鸣锣开道等，显然都源自将军出征“大张旗鼓”的仪仗。大张旗鼓，显摆兵威，显然是为了张扬司法权威的正大和威严。
其七，执法官獬豸冠服含有军威因素。秦汉开始就以獬豸图像来标识执法司法官系列。在明清时代，文官、武官补服分别以不同禽、兽来标志等级。执法官本为文官，如果按“文禽武兽”的标准，应该以某种禽鸟为补服才是；现在不以禽鸟而单以獬豸为补服，这等于将法官看成武官之一类。我们今天关于“政法战线”（公、检、法、司、安）的某些观念及制度显然与此一传统有关。
其八，公堂摆列使用惊堂木、刑具等也有军威意义。明清公堂审案时，有时将各种刑具（有称“十八般刑具”）摆列于公堂，就像军队出征时炫耀“十八般兵器”一般。至于惊堂木现场拍案造成的惊悚震慑，更相当战场鸣炮之威。包公戏里还常有三口铡刀排列，不过没有史料佐证。不过，在刑讯合法化的时代，公堂逼供时确有展示酷刑刑具进行威慑的必要。既然把参与诉讼的人潜意识中当成敌人，那么当然就有排列十八般刑具制造军事性暴力震慑的必要。即使多数场合并不用，但这种军事化的威仪或仪式成分是有用的。
来源：《北京日报》2018-10-29 范忠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