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历史文化资源蕴藏丰厚，是学者们的共识。苏秉琦先生有一首著名绝句：
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jiǎ]与瓮。
汾河岸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
其中后两句就是描述山西龙山时代文化和山西在夏商周时期历史地位的点睛之笔。
2018年10月筹建，2020年9月18日竣工的山西青铜博物馆，位于美丽的汾河畔，与太原博物馆共用五座相连的红色圆筒形建筑。“吉金光华——山西青铜博物馆基本陈列”包括“华夏印迹”“礼乐春秋”“技艺模范”三部分，从历史、文化、技艺三个角度，为观众展示一个光耀三晋的青铜时代。
赵卿 鸟尊
华夏印迹
“汾河岸旁磬和鼓”指的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特磬和土鼓，在陶寺遗址的发掘中发现的铜制品共五件：铃形器、齿轮形器、环、口沿残片及铜蛙。
特磬
第一单元“青铜先声”聚焦陶寺遗址及其出土的铜制品，龙山时期的遗址中铜制品的发现极少，陶寺遗址出土铜器无论数量与器物种类都是同时期最多的。有学者认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兴盛期，与历史传说中的唐尧时期相吻合。
第二单元“率土内外”，集中展示了山西商代青铜器的精品，介绍了山西的重要商代考古遗址。代表性的展品是商代前期的饕餮纹圆鼎，这件鼎20世纪90年代出土于山西平陆前庄，所以学术界一直称它为“平陆大鼎”。圆鼎鼎外装饰一周带状兽面纹，三足上也装饰有兽面纹。兽面纹又称饕餮纹，是商代的典型纹饰。商人重祭祀、好鬼神，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又称卜骨，就是商人占卜时留下的文字。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同样是祭祀时通鬼问神的神秘符号，同时兼具对被统治者震慑的作用。平陆大鼎高70厘米，口径45.4厘米，堪称同时期青铜器中的重器。由于圆鼎出土于黄河岸边，且在纹饰和器形上都与河南商王朝中心区域出土的青铜器有相似性。当时商王朝与山西南部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所以有人推测平陆前庄遗址出土的这些青铜器，可能是商王朝为了祭祀此处的河神，保佑其水路畅通的祭器。
除了平陆前庄遗址，这部分还集中展出了灵石旌介商墓出土的卣[yǒu]、罍[léi]、斝、觚、爵、鼎、簋等。其中的邑鼎纹饰精美、器形敦厚，是商鼎中的精品。这件鼎高22厘米，口径18.1厘米，颈部装饰一周共12只卷尾蛇纹，腹部饰有12组蕉叶纹，每组蕉叶纹中心为蛇纹，底为雷纹。口沿内侧铸有铭文“邑”字。
邑鼎
这部分重点呈现了重要考古遗址，如列入“2018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的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展出了多件带有族徽铭文的青铜器，包括子匿方鼎、翼觥、天鼋[yuán]斝等。
第三单元“赫赫晋邦”展出了西周早期至晋文公称霸为止的代表性青铜器，为观众讲述了自叔虞封唐、燮父改唐为晋，到武献拓疆，直至城濮之战晋文公称霸为止的恢弘历史。此时间段的展品来自曲沃县曲村墓地、曲沃县北赵晋侯墓地、翼城大河口霸国墓地、绛县横水倗国墓地。
需要重点介绍的展品是晋侯僰[bó]马壶、晋侯(pí)壶等有铭青铜器。晋侯僰马壶，高43.5厘米，口径16厘米。圆垂腹，平底，高圈足，颈两侧各设虎首形耳。颈部饰相对的回首式长冠凤鸟纹，器腹有“十”字形宽带纹。盖为圈足式捉手，子口深入壶颈。盖顶捉手内铸有铭文3行12字，记晋侯僰马作此壶。晋侯僰马与文献中记载的晋厉侯相对应。
晋侯僰马壶铭文
晋侯壶，高68.8厘米，口径24.4厘米。椭方形，带盖。长颈，象鼻形兽头套环双耳，鼓腹，圈足。盖部为镂空波曲形装饰，盖面饰躯体交缠的吐舌龙纹；颈部上下依次饰兽目交连纹、波曲纹和鳞纹，腹部饰双体龙纹，龙首为高浮雕，圈足饰兽目交连纹。盖内铸铭4行26字：“唯九月初吉庚午，晋侯作尊□壶，用享于文祖皇考，万亿永宝用。”晋侯与文献中记载的晋献侯相对应。
晋侯臣斤壶
山西称晋，始于唐叔虞的儿子燮父改唐为晋，考古中最早发现的铸有“晋”字铭文的青铜器是晋仲韦父盉。晋仲韦父盉[hé]，高25.6厘米，口径13.2厘米。带盖四足，筒状流，裆下有双环，兽首形鋬，盖顶为猪形钮，盖与器由环链相连。
晋仲韦父
曲沃代翼是晋国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性的事件，晋国公族小宗取代了大宗，同时晋国由侯国升级为公国。由曲沃小宗发展起来的晋武公、晋献公选贤任能不断开拓疆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兼并周围的小国。史书记载晋献公灭虢[guó]国、虞国的“假道灭虢”“唇亡齿寒”等，在今天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可见，晋国当时灭掉的小国数量很多，并且多数没有记载下来。山西考古发现的西周早期的霸国和倗国，失载于历史，很可能就是在武献拓疆时被没掉的晋南小国。
本单元还设立独立空间展示霸国、倗国的青铜器（绛县横水倗国墓地列入“2005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翼城大河口墓地列入“2010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如鼎、簋、鬲、甗[yǎn]、盘、盉、尊、彝、壶、觚、爵、卮、编钟等。这些青铜礼器反映出了倗、霸两国在礼乐文化发展上的进步，同时能够感受到两国颇具经济实力。丰富的青铜器铭文揭示了两国与当时西周政权下的封国有频繁的交往，关系密切。辉煌一时的倗、霸被晋国所灭，可反观晋国当时的国力。历史中只字未提的倗、霸小国尚且礼乐齐备，那么史书中连篇累牍记载的晋国，其显赫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礼乐春秋
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属于青铜时代，同时也是礼乐文明萌芽、发展、成熟、变革的时代。考古发现能够充分印证山西在西周时期皇皇的礼乐盛况。周初，周公制礼作乐，贵族以宗法制、分封制为中心，在祭祀、饮食、音乐、仪仗、战争、服饰、器用等领域逐渐形成严格的等级序列。各种不同等级的器物及其组合，是不同等级贵族的身份象征。“礼乐春秋”陈列，呈现了两周时期辉煌的礼乐文明。
第一单元“钟鸣鼎食”着重展示考古证实的周代的鼎簋制度、乐悬制度等。青铜礼器和乐器常共同出现在商周高等级贵族墓葬中，说明礼器与乐器的配合使用已经成为表达礼制的程式。
曲沃县北赵晋侯墓地93号墓，出土的五鼎、六簋是组合成套的礼制的象征物，在当时与被埋葬者的身份相匹配。
周代周王的赏赐是最对贵族的最高礼遇，义尊铭文记载了周武王对义的赏赐，懋[mào]尊、懋卣记载了周穆王对懋的赏赐。义尊、懋卣、懋尊等是记载祖先事迹的青铜器，在当时是最重要的宗庙礼器。
太保家族是周之支族，姬姓，第一代太保名奭，食邑于召，称召公。周武王灭商以后封燕，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在宗室世袭太保之职，世代称召公。太保器因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学术价值而受到学界的关注。
周代关于钟、磬等乐器数量和设置方位的等级规定，是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周礼》规定：天子用宫悬，东、南、西、北四面悬挂乐器；诸侯用轩悬，东、西、北三面悬挂乐器；卿大夫用判悬，东、西两面悬挂乐器；士用特悬，东面悬挂乐器。
第二单元“我武惟扬”，着重展示了车马器和兵器。两周贵族礼制的制定和维护都需要相当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而且在礼乐制度的发展变化中，武备是最根本的依据，力量强大者才能具有制礼作乐的资格。
这一部分的重点文物是易安戈和错云卷云纹弩机。易安戈是典型的战国青铜戈，其铭文“易安”指的是地名，“王何立事”中的王何指的是赵惠文王。
第三单元“立身以礼”，介绍了与贵族日常器用有关的青铜器，包括铜镜、带钩、弄器。
刖[yuè]人守囿车，1989年闻喜县上郭村出土。厢式六轮车。车顶部有双扇盖可以开启，盖面嵌有一猴形捉手，周边围绕四只振翅欲飞的小鸟，器壁饰相背的凤鸟纹，并有兽形装饰，器足由两大四小共六个轮子组成，可挽环牵引，可用手推转动。器壁一侧有一小环，另一侧开一小门，门扉上立一受了刖刑的人，头戴尖帽，左脚残，左手持拐杖，门栓从此人的右臂腋下穿过，控制车门开闭。
刖人守囿车
《周礼·秋官·掌戮》记载了五种刑戮，其一便是“刖人使守囿”——即受到锯足刑戮的人，使其守动物苑囿之门。这件器物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西周贵族“域养禽兽”的苑囿之景，而且还印证了文献记载“刖人使守囿”的真实性。
霸国墓地2002号墓出土的霸姬盘，铸铭153字，记述了霸姬向穆公诉讼未遵守穆公命令一事。盘铭揭示了西周时期誓仪的流程：一是命誓，一般是裁判者主持，发布誓词内容，明确需遵守的事项及违誓的处罚；二是报誓，发誓者根据命誓内容重复说出誓词；三是则誓，即发誓者确认并记录其誓词，以备稽核。
第四单元“礼通四方”，展示山西发现的来自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倒钩铜矛，鄂尔多斯式兽首刀、鹤嘴斧、动物形牌饰，还有来自两周诸侯国的鲁侯鬲鼎等。这些青铜器反映出当时民族交融和文化交流的社会现实。
兔尊
第五单元“赵卿之制”，整体展示了出土于太原市金胜村的赵卿大墓。学者们推断，此墓的主人是赵鞅，是赵氏家族发展过程中的代表人物。赵卿大墓陪葬车马坑整体搬迁到室内陈列，围绕车马坑完整陈列赵卿墓出土的升鼎、羞鼎、镬鼎、编磬、编镈等礼乐用器，展示了春秋赵氏贵族礼乐煌煌的盛大气象。
第六单元“古韵新风”，集中陈列三家分晋后战国的青铜器。进入战国，原有的周礼受到严重冲击，在形式和内涵上发生了变革。新兴贵族在推行自己的统治时重法而轻礼，生活中常用的青铜器进入人们的视野，给观众带来不同于礼乐森严的新风向。
基本陈列的第三部分“技艺模范”，重点是解读中国古代精湛的青铜器铸造工艺。这部分包括五个单元，循序渐进，自简至繁，解析青铜铸造发展过程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创新，呈现给观众的是一场科普的盛宴。
观青铜，品礼乐，广技艺，读历史。
饕餮纹模
来源：《艺术市场》2021年第01期 刘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