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芒凛映秋水色——春秋战国青铜剑赏析

《左传·成公》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的冶炼技术在我国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时期便已普及于礼器、祭器和食器的铸造。在冶铁尚不发达的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制兵器被广泛应用于各国的戎事之中。其中,青铜剑的铸造最为普遍。春秋战国时期是青铜剑外形、风格和冶铸技术发展的巅峰时期。目前,各地出土的春秋战国青铜剑数量较多,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冶炼工艺之普遍和精湛,也是东周历史的实物佐证。

一、古人眼中的东周青铜剑

古代典籍史载中,有很多关于春秋战国国君铸剑的传说。其中,越王勾践铸剑最为有名。明李承勋《名剑记》引《拾遗记》曰:“越王勾践使工人以白牛白马祀昆吾之神,以成八剑。”又引《越绝书》曰:“昔者越王勾践有宝剑五,闻于天下。”勾践所铸之剑数量不必推敲,其精美和杰出的制作工艺,在望山楚墓出土、至今不锈的“越王勾践剑”上已经得到了绝佳的印证。

精美的古铜剑也常常成为古人馈赠、收藏和赏玩之物,从宋代大家苏轼的诗文中便可窥得。苏轼尝作《武昌铜剑歌》,记载供奉官郑文在武昌做官,江岸裂,出古铜剑,郑文遗赠东坡,东坡得剑欢歌曰:“水上青山如削铁,神物欲出山自裂。……苏子得之何所为?蒯缑弹铗咏新诗。”《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冯谖见孟尝君,置传舍,十日,孟尝君问传舍长曰:‘客何所为?’答曰:‘冯先生甚贫,独有一剑耳,又蒯缑,弹其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楚辞·屈原·涉江》又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长铗”就是青铜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是屈原、冯谖等高士借以明其心志的长随之物了。后人如苏轼钟爱青铜剑,可能正是借物言志,以此情自比。另《施注苏诗》记载,苏轼客于友人郭祥正家,酒醉,在郭家墙壁上作画。祥正作诗答谢,更酬东坡以两柄古铜剑,东坡得之甚欢,作诗记曰:“一双铜剑秋水光,两首新诗争剑铓。”正如坡仙所言,“秋水”已是对青铜剑光与色的最佳写照。

南朝江淹作《铜剑赞》,更是将铸剑的品类“金”分为黄金、赤金(青铜)、黑金(铁)三种,言“赤金可为兵”。江淹从《韩子》中赵襄子与张孟谈的对谈、荆轲刺秦的兵器推证得出,早在两周时期,青铜剑便已被广泛使用,并对先秦至六朝的铜剑材质、形制演变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古人对于青铜剑的喜爱、研究和收藏的热忱,由此可见一斑。

图一战国青铜剑(出土于平顶山市应国墓地,现藏于平顶山博物馆)

二、考古视角下春秋战国青铜剑的流变历程

据目前的考古研究推断,青铜冶炼技术出现于商代,其中,青铜剑的雏形最早出现在商代,起初只是一种类似于投掷物的尖头锐器,有刃,器型较扁,以器尖最具杀伤力,并不突出握持的功能。后来青铜冶铸与礼器锻造逐渐结合,受到商周“敬神事鬼”的政教风气影响,工匠开始为青铜器增添各种纹饰,如常见于青铜器的夔纹、回龙纹、动物纹等,早期青铜剑的尾部逐渐出现剑首,用于刻绘各种纹路,这在许多青铜剑上都得到了印证。到商周之际,对剑首的美化已经相当普遍,工艺愈发精湛,此时期出土的部分青铜剑剑首甚至镂空呈笼形,中有发出悦耳响声的铜丸。

剑首的出现使青铜剑具备了握持功能,从早期的投掷器变成了手持的兵器,并逐渐形成了固定的“剑首—剑茎—剑身”的西周青铜剑形制。此时的青铜剑剑身偏短,更像后世所谓的“匕首”,应用范围较小。西周至春秋中期,战车是戎事兵争的主角,战车冲锋能力强,载人多,有利于在开阔、平坦的中原地带作战。两兵相接,往往是双方士兵在战车上隔空相击,只有类似戈、戟、钺等带回钩的长兵器,才能有效攻击对方的人员和马匹、破坏对方车辆,甚至钩落失去平衡的士兵,此时的战争往往在进入近身肉搏之前就已现胜负之势。青铜短剑一类的短兵器,并无太大的用武之地。因此,在整个西周至春秋时期,青铜剑的形制都没有太大的改良,多为国君、贵族彰显身份的佩剑。

到了春秋末年,赵武灵王北御戎狄,推行胡服骑射,马种的引进、马镫的发明和马术的改良,使各国纷纷效仿,战车被战马取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骑兵的高机动性使战争更加灵活,作战双方的近身机会更多。在实际作战中,士兵很少能仅靠双腿控制马匹,做到双手持矛、持戟,而是需要用一只手挽住缰绳,空余的一只手持器作战。青铜剑作为有效的单手武器,能做出击、刺、斩、格等动作,符合当时马匹的体型大小,因此逐渐成为骑兵的标配。青铜剑的使用与骑兵的普及程度相关,从考古出土情况看,中原地区、南方诸国的青铜剑使用要晚于西、北方优先训练骑兵的诸国。

图二战国带鞘铜双剑(出土于成都中医学院战国墓,现藏于四川博物馆)

春秋至战国时期的青铜剑,不仅剑身加长,便于在马上厮杀,还出现了“剑格”。剑格是青铜剑纹饰艺术的延续,剑格上往往刻有兽面纹等纹饰,增强了兵器整体的观感,更添肃杀之气。剑格的形成也是青铜剑的一种功能化发展,隔开剑柄与剑刃,对使用者的手部起到保护作用。战国后期出土的青铜佩剑,其装饰用剑格甚至有用玉制成的,更能彰显佩剑者身份的尊贵。

三、春秋战国青铜剑的风格分类赏析

青铜剑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形成了有一定基准的样式,但考究各地区出土的青铜剑,均带有各自的地域特色,并形成了稍有不同的风格类型。学术界一般根据出土青铜剑的不同区域特色,对青铜剑的风格类型进行划分。下文列述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区域性青铜剑形制风格,并举例赏析。

(一)中原地区的东周青铜剑风格

华北、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剑,具有最普遍的青铜剑风格,分布的范围也相当广泛。这类青铜剑一般表现为剑茎扁平,多有剑格、剑首,整柄剑均为连铸铸成,剑身比较长,有简单的脊、槽或无脊、槽。战国青铜剑(图一)就是此类典型,出土于平顶山应国墓地,现藏于平顶山博物馆。应国是西周至春秋时期位于今平顶山地区的姬姓诸侯国,始封君是西周武王四子应叔,最早分封在山西,周昭王时期南迁至今平顶山地区。应国立国时间为公元前480年前后,统治时期长达360年,在楚国图霸中原的过程中消失在历史的记载中,但应国墓地出土的万余件珍贵的青铜器、玉器、车马器等文物,见证了应国曾经的繁华和灿烂文化。这柄青铜剑,长36.5cm,宽4.0cm,剑身流线简洁,前窄后阔,无剑格,略带锈迹,刃上有较浅的类似血槽的凹线,剑刃较薄,厚处不足1.0cm,至今仍存锋锐,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是当时中原地区青铜剑的代表。

(二)西南巴蜀地区的青铜剑风格

与中原地区有别,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西南地区所流行的青铜剑,剑身似柳叶,又被称为“柳叶式青铜剑”。这种柳叶剑的剑茎、剑身不分铸,剑茎同样扁平,质地坚硬,刃端锋利,厚度较薄,整体较中原地区的铜剑更有流线型的观感。比较著名的出土代表文物是战国带鞘铜双剑(图二)。此剑形状极似柳叶,与东周类型有着较大的差异。该对剑有青铜剑鞘,鞘附有双耳,鞘长29.2cm,说明剑身较东周类型更短。剑鞘的正面有卷云纹、螭纹,较为华丽。两剑保存完好,剑茎较扁,无剑格、剑首,持剑处有圆穿,剑身处有凹铸。在西南地区的各墓葬群中,单剑、对剑形式出现的柳叶剑均有大量发现,由此成为西南巴蜀地区青铜剑的主要风格。

(三)吴越等地的青铜剑

吴地、越地虽然与西部、北部等国家的地理形势差异较大,吴、越两国也没有明显的戎狄威胁,缺乏优先从战车作战转型到骑兵作战的动力,但吴、越两国墓葬出土的青铜剑数量相当丰富,这是由吴、越等地所储藏的丰富铜矿决定的。历史上,吴、越两地不仅民风、民俗相似,而且都流传着铸剑传说,并被载入史册。如铸剑大师欧冶子,就是活跃于春秋晚期、战国早期的越国名匠。相传他为越王铸湛卢、鱼肠,为楚王铸龙渊、泰阿等名剑。民间几乎家喻户晓的干将、莫邪夫妇,也是吴国著名的铸剑师。

撇去这些名剑和剑匠背后的神话色彩,吴、越两地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铸剑文化的源头,正是其铸剑业鼎盛的参证。近年相继出土的吴越青铜剑,如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剑等,都是铸造精美、锐不可当的利器。春秋吴越青铜剑(图三),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该剑通长34.9cm,茎长6.3cm,格宽3.4cm,剑身瘦短,剑柄呈圆形,刃部微弧,有直线形脊,剑格较厚,有阴刻纹饰,并有镶嵌石珠的圆孔,显示出铸剑工匠铸造技艺的高超和对装饰性的注重。剑茎为吴越铸青铜剑普遍具有的圆茎,空心,有圆箍两道。吴、越等地的铸剑风格与中原地区的铸剑风格较为贴近,与西南巴蜀等地的铸剑风格则有明显的区别。这应当是由吴越与中原相近的地理位置决定的。也可以据此推断,春秋时期,越国被楚国伐灭亡国后,吴越地区的铸匠可能南向入楚,或北向流入中原,将吴越的铸剑风格带到中原、荆楚等地,形成了风格上的混同与融合。

图三春秋短铜剑(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四、结语

青铜剑的冶铸始于西周,成于春秋,盛于战国,两周时期留下的大量青铜剑实物长埋地下。也正因为青铜剑的优良属性,大部分青铜剑才得以保存至今,跨越千年,在考古活动中重见天日。虽然青铜剑制造技术很快就被后起的冶铁、碳素钢技术取代,并在汉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这些造型优雅、质地坚锐的青铜剑,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鼎盛的青铜文化与灿烂的青铜文明的象征,承载了古代良匠的精湛技艺和独一无二的铸剑、藏剑文化,具有无可取代的军事史、兵器史的研究意义和造型上的审美价值。这些不同地区出土的青铜古剑,这些凛凛古剑的秋水之色,无不道出历史的锋芒与厚重,映出一段青铜时代的工艺光辉。

来源:《收藏与投资》2022年第06期     张慧娟 巩镭 党勤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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